楊焄 | 張冥飛、嚴柏梁編注《章太炎國學講演集》摭談

章太炎（1869-1936）。

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期間，章太炎應江蘇省教育會之邀，以國學研究為議題，在上海舉行過十次公開系列演講?！渡陥蟆贰缎侣剤蟆贰睹駠請蟆返榷嗉覉笊绶堑皶r跟進報道了整個演講進程，甚至還連續刊載演講的具體內容，所以此事很快就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章氏早年的弟子周作人尚未知悉詳情，就于4月10日匆匆提筆寫下一篇《思想界的傾向》（載1922年4月23日《晨報副鐫》，署名“仲密”；后收入《談虎集》，北新書局，1928），憂心忡忡地指出，“我看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勢，不禁使我深抱杞憂，因為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彪S即又深為惋嘆地提到，“聽說上海已經有這樣的言論，說太炎先生講演國學了，可見白話新文學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憂不是完全無根的?！币娢⒅貙⑦@次演講作為推行復古、標榜國粹的標志。仔細考索此事的前因后果，可知周氏的焦慮不安并非杞人憂天，而確實事出有因。

為了預先宣傳造勢，江蘇省教育會在1922年3月29日《申報》上特意刊登《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講國學》，和盤道出了籌備這次系列演講的初衷，乃是痛感“自歐風東漸，競尚西學，研究國學者日稀”的現狀，認為“西方之新學說，或已早見于我國古籍”，因此“同人深懼國學之衰微，又念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無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請先生蒞會，主講國學”，顯而易見是想倚重章太炎在學界的威望，達到鼓吹舊學而貶抑新學的目的。具體負責安排這次系列演講的，則是江蘇教育會庶務部書記沈恩孚（字信卿）。

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

此前沈氏編纂過《國文自修書輯要》（中華書局，1919），盡管在開篇的《說明書》里便慨嘆“近今各校畢業生國文之成績，每不足應用于社會，已漸為教育者所注目。即留學東西洋，畢業回國，從事于社會之職務者，亦時感國文之不足應用”，但通覽全書所述內容，僅有許慎《說文解字》部首、江謙《說音》、《四書》、《漢書·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及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寥寥數種，根本不出傳統經史辭章之學的范圍，并沒有針對“應用于社會”，“從事于社會之職務”的迫切需求對癥下藥，更看不到絲毫當時早就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的痕跡。甚至在多年之后，沈氏對近代以來西學的傳入還深懷抵觸，堅持認為，“民族精神是基于研究國學而發揚光大的”，但令人唏噓莫名的是，“自歐風東漸以后，中國的文化，受了西洋的洗禮，反而國學沉淪”，他由此深感“目前一般大學，對于國學不大講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喪失民族固有精神的起點”（《國學與民族精神之關系》，載《商學會刊》1938年創刊號），為此痛心疾首不已。在這次系列演講期間，沈恩孚自始至終都親臨主持。在首日開場白中他就開宗明義，格外強調希望通過這次系統的講學，“此后或能將此學問傳布世界，則于中國文化前途極有關系”（《章太炎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