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網紅界替代了思想界，我只想做一只“螢火蟲”
“今天你看出現熱點的事件，那些熱搜，社會會形成輿論，但這只是輿論，主要不是知識分子發出，而是自媒體、公眾號，各種各樣的短視頻，都是快消品，一瞬間形成一個巨大的輿論壓力場。知識分子在里面沒有深度討論，不往深度走?！?/blockquote>責任編輯：劉悠翔
許紀霖。受訪者供圖
許紀霖教授最近很忙碌。在自媒體公眾號“許紀霖之窗”，他評論電影《好東西》，把與他的觀點針鋒相對的大段留言放出來；他評論胖東來、吳柳芳、爆火的脫口秀，向辭世的瓊瑤表達敬意。瓊瑤達觀面對生死，讓許紀霖想到莊子，“生生死死，如同這個樹葉，自然的輪回，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他還回憶起十幾年前的一個學生。這位年輕的博士生名叫張剛，不幸患上了骨癌，被醫生告知生命所剩無幾時，老師和同學都很著急，張剛卻十分達觀，在微博上寫道：“如果我走了，請不要為我悲哀，我會化作一顆星星在天上看著你們……”
“代際”，是許紀霖理解這個時代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把鑰匙。1982年，許紀霖在華東師范大學畢業留校，系里分配給他的教學任務是中國民主黨派史。在當時文化熱氛圍的烘托下，他嘗試用一種文化的視角來考察那些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叩訪他們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之路。許紀霖援引魯迅的說法，“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在他看來，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大時代目前有四個：先秦、魏晉、明末清初和20世紀。1990年代，許紀霖的文章《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影響深遠。
當他更仔細地辨析一百多年來知識界的載浮載沉，他決定修整自己的邏輯，以及稍顯粗糙的六代人劃分，這種辨析的成果，凝結在他剛剛出版的新書《前浪后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里。在許紀霖看來，知識分子首先是一個“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為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不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他潛入百余年前的歷史橫截面，提出了問題：人為什么活著？而普遍的無聊感和無意義感，曾是五四后期青年人的普遍精神癥候?！皼]有晚清，何來五四；沒有五四，何來革命？”成為他理解數代人興替、交錯的一條隱線。
從政治光譜的角度，知識分子分為左右；從階層流動的角度，分為上下；在這本新書里，“前后”成為新的關鍵詞，由此，許紀霖希望構建一個六面體式的觀察視角。他也隨時警醒自己的代際位置。2024年12月，在廣州的一次分享活動上，許紀霖解嘲道：“我這代人不能太說教，否則就有爹味了?！钡冀K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仿佛同時擁有一臺歷史深水區的潛望鏡和一個當下文化現象的放大鏡。
以下是許紀霖的自述。
六代知識分子的構想
1978年，我（大學）剛入學第一學期，一位老師給我們上課，滔滔不絕講歷史，結果下面有一個同學，一個箭步沖上去把老師推開。他說，老師，你講得不對，然后滔滔不絕開始講自己的觀點，老師很尷尬，我都看呆了。這種風氣，現在不太可能在大學出現。但當時剛剛經歷過“文革”，這個同學是紅衛兵一代，就是敢想敢做、敢“造反”、敢革命，自我表現的欲望特別強。沒有師道尊嚴，一聽老師講話，就開始要和他辯論，這是特殊年代留下來的一個印記。
當時我們對父輩這一代人有點看不起，他們是1949年到1966年上的大學，那個時候叫“十七年”一代都在“運動”，知識這方面比較薄。每代人都有一種俄狄浦斯的弒父情結，因為父親是權威的一代，父權并不僅僅是父親，代表著一種傳統的秩序和規范。年青一代要創新，創造出新的規范、秩序。相關聯的有另外一個情結，我把它稱為返祖情結，就是返回到祖父一代。
祖父一代是什么？再回到我大學一年級的故事。那個時候學校一看壓不住我們，上一屆是工農兵學生都是聽話的，我們這一代是天之驕子，高考進來的，很多人都是老三屆，所以就讓這些老教授出來。這些老教授是民國過來的，1949年以前就受了大學教育，很多是有洋墨水的，當然學問很大了是吧？祖父一代人出來上課把我們鎮住了，我到現在還記得，華東師范大學“寶貝”也蠻多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沒資格，輪不上他們上課，現在終于派上用場，可以發揮余熱了，那個時候都七老八十了。
我就講其中一個例子。有一位徐懷啟老先生，老先生不得了，哈佛大學神學博士回來，圣約翰大學教授，后來他是專門研究基督教史的。老先生徐徐道來，然后在黑板上經常寫出一串我們根本不認識的拉丁文，我們就“不明覺厲”，好崇拜。從弒父情結到返祖情結，這背后是三代人的故事，我就注意到知識分子的代際問題。
學者徐懷啟。資料圖
1980年代，李澤厚先生是一位啟蒙者。我們在1980年代受李澤厚的影響，就好像我在書里寫的，晚清一代、五四一代都受梁任公的影響。李澤厚雖然是“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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