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公益項目落地的挑戰：基于中西方公益理念差異的反思

中國對于企業公益的理解注定與西方有所不同。二十多年前筆者剛接觸這一工作時就對這點有了初步的認知。

2003年，筆者于沃爾瑪負責政府關系、傳播及企業公益相關工作。其中一個任務是要在即將開設新零售購物廣場的濟南市物色一個“公益組織”作為合作伙伴，以延續企業開展“愛心行動”的傳統。到底什么樣的機構真正符合美國總部所界定的標準，并成為20萬元基金的接收和使用者，執行團隊難以確定。

在當地官員的牽線下，市婦聯積極與執行團隊建立了聯系，希望企業加入其“春蕾計劃”，幫助當地單親家庭的女童。方案隨即被總部駁回，原因是婦聯這樣的部門與政府密切關聯，不符合美國總部對公益合作伙伴的標準。最后只好由當地婦聯領導指派了其基金會的同事對接，這一重新確定的合作關系才順利獲得總部批復。

這一與企業公益的初次“親密接觸”讓筆者隱約意識到：設計“愛心行動”計劃的美國總部，與實施和接受這一捐贈的中國本土的合作方、受益者們，對于企業在慈善公益中的作用有著不一樣的理解。

隨著越來越多外企全球性公益行動在中國的開展，中西慈善公益理念的碰撞越發明顯。以星巴克在中國大力推行的“社區服務項目”為例，西雅圖總部明確界定其公益伙伴必須是非政府、非盈利組織，且基金需用于由使命驅動的草根機構合作，并提倡由員工主導發起項目，以培養和發揮“個人領導力”。這些激發個人公益熱情從而改善社區的理念固然是好，但在中國實際落實時，不得不進行重新解讀與調整，最終項目開展集合了公司、員工個人、咨詢機構、草根組織、街道社區等不同方力量。

以上這些例子絕非偶然。對于每個在外企從事公益慈善或社會責任等相關工作的同仁們而言，“本土化”這個話題已是老生常談。企業公益在中國蓬勃發展的二十多年間，如何將總部的戰略規劃在中國的背景下進行調整，是同行們持續探討的焦點。

回顧外企全球性公益行動在中國的落地，結合中國慈善公益近二十年的發展，筆者主張徹底的創新而不是所謂的“本土化”，因為所有的困惑、碰撞、變通從根本上在于中、西對于企業、個人、政府以及社會組織在公益中的角色與互動有著不同的理解。

中西方現代公益理念之差異

首先，不同于西方理念的是，中國現代公益慈善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清晰承載著對國家強盛的關切。這點充分體現在中西兩個代表性的商界與慈善領袖人物的對比中，一個是被稱作“現代慈善之父”的George Peabody（1795-1869），另一個是中國清末民初的實業家張謇（1853-1926）。生于美國的Peabody是銀行家的先驅，事業成就于當時的世界金融之都倫敦。正是晚期加入他事業的伙伴在他們合作的基礎上創辦了最早的投資銀行之一JP Morgan。Peabody生前極度節儉，但在生命后期極度散財。如果造訪位于倫敦金融城的皇家交易所，一定不會錯過矗立一旁的他的塑像。張謇比Peabody所生活的時代略晚，但同前者奠定金融業的誕生一樣，張謇是中國棉紡織業的開拓者。除了商業的成功，兩人作為慈善家的共性也有很多。他們都積極地支持教育事業，創辦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以Peabody命名的研究機構、圖書館等遍布美國，而張謇一生更是創辦了370多所學校。因其顯著的慈善貢獻，他們都受到了各自國家的高度認可。Peabody生前榮譽等身，逝世時由維多利亞女王特許為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了葬禮。張謇在過去百年間得到了廣泛贊許，近幾年更是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大力推崇?？梢哉f，這兩人身上凝聚了中、西對于商界參與公益的理解與期望。

毋庸置疑，公益都以改善社會福祉為使命，但中國本土實業家的慈善抱負首推國家的自主、強大、繁榮。正如張謇的名句所言：“竊謇以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边@句話闡明了實業與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對慈善進行了清晰的定位，即彌補這兩者所不足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將國家的自主與強盛定位為所有這些的最終目標。這一理念在中國本土公益慈善的表達中屢見不鮮，我們可能已習以為常，但對照西方的理念，這正是我們對企業的社會角色定位的獨特之處。Peabody同樣有廣為后人記取的有關教育重要性的名句：“教育是當代人對后代人的義務（Education is a debt due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眱烧叩牟町愐煌粗?。

其次，政府在中國的企業公益行動中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不僅在于有些公益組織的官方背景，更在于企業在很多情況下借助政府支持得以順利推行項目。但政府參與公益的發展并非中國獨有。美國、英國在其現代慈善誕生之初都有政府的干預。如20世紀初英國私人慈善、志愿機構大量涌現之際，丘吉爾就曾表示需要有一套全面的國家行動體系進行鞏固。與此類似，美國的慈善發展貫穿著大量的公私合作。所以，準確說，中國的獨特之處不在于政府的參與，而在于參與的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以及商業機構等各類主體之間的界限相對開放，互有交叉。如前文所提的企業“愛心行動”濟南項目中的婦聯、婦女發展基金會，企業“社區服務項目”中合作的咨詢公司、街道社區，它們都致力于解決社會所需，但它們同時具有國家附屬部門、社會組織或商業機構的屬性，而非西方傳統概念中的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界限分明。

不同角色內涵塑造中國獨特公益理念

在近幾年中國的公益實踐中，上述特征日益突顯。以志愿服務為例，202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健全新時代志愿服務體系的意見》，多個政府部門和省級政府也相繼制定了配套政策加以落實。我國實名注冊的志愿者已達2.38億人，而除了隊伍的壯大，各地也積極通過培訓等方式加強志愿者的能力建設。對比十幾年前外企在中國推行員工社區志愿服務，中國的志愿服務發展不僅已形成了相當的規模，而且日趨制度化、組織化，這與美國等西方背景下所強調的個人領導、草根驅動的模式形成對比，而促成這一發展的，有來自國家的政策支撐，更有活躍在這一領域的不失公益抱負的、多種類型的組織。而近幾年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更是通過追求集體、行業乃至國家整體的繁榮來帶動個體的發展，這與西方的公益敘述中一味將個人權利放在首位迥然不同。以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各方集體行動的方式，通過群體的脫貧從而實現個體的福祉，正是中國公益理念獨特性的集中體現。

反思中國慈善公益理念的獨特之處并非意在一味強調中國特色，也不是將中國的公益發展與世界其它地方割裂看待。正相反，中國的不同恰恰應在其與世界的互動中產生。正如上述例子所示，Peabody生活在英國處于工業革命和海外殖民擴張頂峰的所謂“黃金時代”，而張謇所代表的民族產業與現代慈善，正是在鴉片戰爭后中國與西方的碰撞中誕生。對西方霸權的反抗間接促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并強化了個人命運與國家興亡的休戚與共?？梢哉f，以國家強盛為公益目標之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近幾十年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各界涌現的致力于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益慈善發展的從業者們，積極借鑒國外理念與經驗。這促進了中國對國際話語的努力融入。但這不是中國公益唯一的思想源泉。如果追溯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價值傳統，不難發現上述兩點獨特性與此一脈相承。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公益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絕不僅在于仁、信這些與博愛和誠信一致的理念，也不局限于它的義重于利的教條，而是它塑造了并持續影響著中國人對于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關系的整體性的理解，并由此定義著企業擔當社會角色的內涵，盡管這種影響更多是潛移默化的。正如學者杜維明所主張的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中國本土的價值體系注重個人在社會互動關系中的職責、義務、責任，追求在不斷的自我修煉中實現家族和睦、社會和諧、國家統一并最終達成人與天下的合為一體，這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所強調的個人主義、自利、理性以及政府與市場的彼此獨立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的公益理念的獨特性，值得更多的研究，更有待伴隨企業的公益實踐而不斷發展。本文與其說是解釋其獨特性所在，不如說意在提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真正體現獨特性，中國公益才能與西方公益一道，共同成為世界公益發展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 （作者王雪彤系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