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董必武寫了一封信

1956年，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年。這年1月，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報告，使廣大知識分子得以從“資產階級”的鐵帽子下解放出來，“向科學進軍”的神圣號召響徹神州大地。秋天，黨的“八大”更加振奮人心，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的主題報告不消說了，就是董必武等人的專題發言，我都一字不漏地細細研讀了。它們使我陶醉、興奮，增添了無窮的力量。那時我有幸聽到一個內部的傳達報告，說張國燾也從香港來信，要求回到內地定居。這是一段多么欣欣向榮、令人難忘的歲月！

這一年，在我個人歷史上也是無比重要的一年。上一年，我還被中國醫科大學疑為“胡風分子”和“暗藏反革命”，隔離審查，這一年則被認為是冤枉的，得以解除軟禁；其次，我在實習中嶄露頭角，受到帶教老師和醫生的高度好評，甚至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對當時被認為是蘇聯醫學核心的“皮質內臟學說”的科學性提出質疑，且在一個慢性肺膿腫病人灶胸壁用聽診器發現過去從未報道過的一種連續性雜音。更重要的是，當年12月1日，我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光榮地在中國醫大軍醫期畢業，未受任何歧視地參加了由沈陽軍區政委周桓上將和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少將代表中央軍委主持的授銜授職典禮。這應該感謝中國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闕森華同志，他力排眾議，堅認我是有“獨立見解”的有為青年，并非反黨異己分子。畢業前夕，他專門抽出一上午時間接見了我，對我慰勉有加?？墒?，不出兩年，這位在江西瑞金給張聞天、王稼祥、鄧小平當過警衛員的“紅小鬼”竟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降職降級，直至“四人幫”覆滅后才獲徹底平反。1980年，當他復出時，我特地回沈陽去拜訪了他。時隔24年重逢，他已垂垂老矣，但還記得我這個當年的惹事學生。他對我說了一句話：“為追求真理而付出代價，那是必然的和值得的。”

1956年，我在沈陽還干了兩件大事。那年夏秋之交，我以“心一片”筆名在《沈陽日報》上和一個自稱是“一片心”的高級記者，就應當如何正確評價醫務人員問題，展開了一場筆戰。報紙為此開辟了一個專欄，發動全市群眾展開熱烈的討論，每日一大版，整整持續了一個多月，引起全市的轟動。事情起因于“一片心”這位高級記者到中國醫大附屬醫院特別門診（專為高干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