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近五年重點省份處罰案例：基金會合規建設，監管規范需先行

2024年12月，民政部發布《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誠邀社會各界廣泛提出反饋意見。

《基金會管理條例》實施二十載以來，該條例在推動基金會穩健有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的快速進步與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公益慈善事業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基金會管理工作也隨之迎來了新的挑戰、任務與變革。

2024年9月，民政部攜手中央社會工作部等五部門，共同頒布了《關于加強社會組織規范化建設推動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這一政策的出臺為加強基金會的合規管理提供了明確的政策導向。

在此背景下，回看此前各地民政部門對基金會的規范化管理，以及展望未來對基金會管理的優化空間，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調研發現，各地民政部門通過行政處罰、社會組織信用體系等工具推動公益基金會規范發展，處罰案例多聚焦于合規運營、信息公開等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現登記管理部門存在不規范、數據公開不全面等問題。

缺少統一規范，未能發揮信用體系效用

建設社會組織信用體系，是實現行政監管、組織自律與社會監督有機融合的重要著力點，2018年，民政部對外發布《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管理辦法》，正式建立社會組織活動異常名錄和嚴重違法失信名單制度。

根據中國社會組織政務服務平臺顯示，截至2025年1月，活動異常名錄收錄164家基金會，嚴重違法失信名單收錄284家基金會。從列入事由分析，活動異常名錄中51.2%的基金會是由于未按時報送年報，嚴重違法失信名錄則有65.1%的基金會是被登記機關撤銷成（設）立登記或吊銷登記證書。但在整理列入名錄的過程中發現，登記管理部門并未統一管理規范，在“列入事由”中有登記違規原因，也有登記處罰舉措的情況，還有部分地區民政部門未填寫內容或僅登記為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列入的其他情形。

社會組織信用體系本應是督促社會組織及時修復信用記錄，更正違規違約行為，回應社會訴求，履行法律職責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發現，由于名單主要公示在民政部官方網站，未形成廣泛傳播和警示，被列入名單的基金會未受到應有的制約。數據顯示，超過5年未移出活動異常名錄的有9家基金會，未移出嚴重違法失信名單的有19家，其中北京市環亞青年交流發展基金會、廣州市候鳥慈善基金會、深圳市花樣年公益基金會在慈善中國中顯示正常運行，且其近年提交的年檢工作報告中寫明未收到行政處罰或列入異常名錄，甚至個別基金會依然保有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和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

數據管理參差，需做好智慧監管

2024年9月，民政部等五部門印發上述意見，在其中強調民政部門要建好用好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管理平臺等基礎平臺，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決策和預警機制，充分運用數字技術加強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和智慧監管。

調研發現，由民政部運營的中國社會組織政務服務平臺僅收錄了由民政部發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為更全面了解基金會的處罰情況，研究中心對中國境內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未統計香港、澳門）的民政行政處罰數據庫掃描發現，省級民政廳主要通過政府信息公開平臺對行政處罰進行公告，其中有9個省級民政廳開發社會組織服務或信用平臺，收錄處罰信息并向公眾提供精確的處罰公告檢索功能，有2個省級民政廳將處罰信息歸檔至新聞資訊欄目，有2家省級民政廳的行政處罰公告被歸檔至excel表格。

行政處罰的數據公開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舉措，將對社會組織自身起到督促作用。社會組織在了解到同類或相關組織的處罰案例后，會意識到遵守法律法規、規范自身行為的重要性，從而主動加強內部管理，完善規章制度，促使社會組織在法治軌道上健康有序發展。

此外，行政處罰數據的規范公開，幫助監管部門更加精準把握行政處罰的趨勢和特點，分析社會組織違法違規的普遍原因和類型，從而制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和措施，進一步提升行政執法的效率和公正性。

合規根基不牢，各地監管趨嚴

鑒于部分省市的行政處罰數據庫建設存在數據不全、收錄起始時間不同等情況，研究中心進一步抽取了數據庫建設相對完善、處罰數據具有代表性的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等四個省份民政廳和國家民政部，并將近五年基金會行政處罰數據作為樣本進一步分析。

從處罰次數上看，五個民政部門在不同年份間的處罰次數差異較大。2021年浙江省針對基金會的行政處罰出現“小高峰”，共23起，為該省近五年來最高，占總數量的60.5%。這或與浙江省2020-2021年出臺系列文件加強民政行政處罰及慈善募捐管理有關。民政部則較集中在2024年，共18起，占近五年數量的72%，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年民政部對基金會合法合規管理加強的趨勢。

從處罰結果來看，五個民政部門的執法力度有所不同。針對基金會不同違法違規情形，法律法規有“警告”“責令限期改正”“責令限期停止活動”“吊銷登記證書”等從輕到重不同程度的處罰。數據顯示，近五年來民政部處罰結果中“警告”占比最高，為77%，另有18%為“限期停止活動”，5%為“撤銷登記”，體現出較強的由輕及重的執法層次。浙江省近五年的處罰結果統計則是“警告”“撤銷登記”各占50%。廣東、福建、江蘇三個省份近五年則以“撤銷登記”為主，分別占了85%、95%及93%。

從處罰事由來看，五個民政部門對基金會的監督管理“細致度”有所差異。統計顯示，在四省民政廳的行政處罰中，年檢年報相關的違法事由占比超過70%，其中福建、江蘇和浙江更是接近100%，相比之下，民政部的處罰案件中因年檢年報違規的比例僅占20%。

基金會按時參加年檢或提交工作報告是基礎，但對日常機構管理、財務規范、信息公開等的監管更關乎健康發展。近年部分省份尤其民政部管理開始細化，以廣東省為例，民政廳2023年對該省一家基金會進行了警告及罰款，原因是該基金會未經批準，在互聯網上進行公開募捐。民政部則在2024年對基金會存在的信息公開問題進行了集中整治，2024年的18起行政處罰案件中16起都與“不履行信息公開義務”相關。此外，民政部還有較多針對基金會慈善年度支出和管理是否符合規定的監管，而這在四省民政廳的處罰事由中暫無。

有法可依，緊跟時代發展

法規的完善是促進公益慈善合法合規的基礎，為此研究中心根據中國社會組織政務服務平臺，選取異常名錄及嚴重違法失信名單公布數量較多的九個省市民政廳和民政部，分析自2016年慈善法實施以來，各地針對基金會下發行政處罰時主要采用的法律及政策依據，以了解法規的制定及應用情況。

在調研中發現，登記管理部門對于基金會的監督管理，在法規制定和使用方面存在一定滯后性?！痘饡芾項l例》在處罰依據中被使用頻率最高。該條例自2004年由國務院公布施行，早期為基金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和指引。然而，隨著公益慈善的不斷變化，許多規定不再適用，亟須調整完善。2016年，民政部發布《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但最終未完成修訂。2024年12月，民政部發布新一版修訂草案并征求意見，《基金會管理條例》的修訂再次被提上日程。

2016年慈善法的實施標志著中國進入依法治“善”的時代，但不同省份對慈善法的實施和應用也有一定滯后性。在調查的十個民政部門中，內蒙古、浙江于2024年才首次使用慈善法作為基金會行政處罰依據，而這距此法頒布實施已有八年之久，山東、江蘇至今仍未見慈善法應用于基金會處罰中。

地方規范性文件因有較強在地屬性，是各地引導支持當地公益慈善發展的重要指引，但實際政策制定、使用也相對不足。據不完全統計，在調查的九個省市的民政部門中，僅廣東、福建、浙江、北京使用了本省市的地方性文件作為基金會行政處罰依據。其中北京使用了地方慈善文件，如《北京市促進慈善事業若干規定》，也使用了地方性裁量標準，如《北京市民政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其他三省如廣東、福建、浙江，雖使用了當地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規定及標準，對基金會進行更細致的處罰區分，但各省出臺的地方慈善文件，均尚未使用于行政處罰中。其他五省份如江蘇、山西、內蒙古、河南、河北，雖先后有制定針對本省的慈善促進條例或辦法，發布當地裁量規定，如江蘇省2017年發布《江蘇省慈善條例》，山西省2021年發布《山西省慈善事業促進條例》，兩省都于2023年發布民政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但地方性慈善規定及處罰標準均尚未應用于實際處罰中。

建議：合規引領，回歸公益初心

自《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以來，中國基金會數量與規模實現了顯著增長，但不可否認的是，多數基金會仍處在建設合規管理的初級階段，面臨著諸多挑戰與不足。在這一背景下，推動基金會的規范發展，不僅是對其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保障公益慈善事業健康、有序前行的關鍵所在。

2024年9月，隨著修改后的慈善法正式施行，我國慈善法律政策體系迎來了又一次重大完善，為登記管理部門強化監管職能提供了法律支撐與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登記管理部門應積極加快制定和完善與基金會管理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確保各項規定既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又能精準對接基金會運作的實際需求。通過構建更加科學、嚴謹的法律框架，實現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良好法治環境，從而有效遏制違規行為，引導基金會回歸公益事業的初心與使命。

此外，強化監管規范還應注重創新與實效并重，應積極探索和采用新的方法與技術，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來優化監管流程，提高監管效率，為基金會的規范發展保駕護航，推動我國公益慈善事業邁向更高質量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