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T：特朗普2.0時代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美國政策的走向始終是影響全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朗普的再度崛起，被稱為“特朗普2.0時代”，美國的政策變化，尤其是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理念的沖擊，引發了全球范圍的關注。然而，在這一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技術（Technology）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ESG+T”將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動力。

特朗普2.0時代的政策走向與ESG的碰撞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后，他的政策主張不但延續而且加強了讓世界驚訝甚至震驚的風格。其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最引人關注的便是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這一決定無疑是對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沉重打擊?！栋屠鑵f定》作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框架，旨在通過各國的共同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不超過2°C，并努力將溫度上升限制在1.5°C以內。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碳排放大國之一，其退出意味著全球減排任務的變得更為艱巨，也使得眾多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2025年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一年，是《巴黎協定》簽署的第十年，而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COP）將在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UNFCCC）簽署地巴西舉辦第30屆大會（COP30）。但是，最近被任命為巴西COP30主席的科雷亞·多·拉戈（Correa do Lago）說：“毫無疑問，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將對COP30氣候談判產生重大影響！COP30大會的前景很難讓人樂觀?！?/p>

此外，特朗普還宣布結束拜登政府的綠色新政如《通脹削減法案》。綠色新政本是拜登政府為推動美國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舉措，涵蓋了可再生能源發展、能源效率提升、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這一政策的終止，使得美國在國家層面的綠色發展戰略出現中斷，也讓那些依賴政府綠色政策支持的企業陷入了困境。

在能源領域，特朗普多次高喊“Drill, baby, drill（鉆吧，寶貝，鉆吧）”口號，宣布美國進入能源緊急狀態，要通過擴大國內油氣資源的開發來使美國再次偉大，這與當前全球倡導的綠色低碳能源轉型背道而馳。盡管“Drill, baby, drill”這一口號并非特朗普首創，但他在其政策主張中大力推動傳統化石能源的開發，無疑會對全球能源和環境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歷時兩年在2024年3月才獲得通過的《加強和規范投資者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規則》，由于SEC領導層的更換將面臨被擱置的命運。氣候披露準則被叫停意味著美國企業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責任將被削弱，這也不利于投資者對企業的環境風險進行評估和管理。

同時，在社會領域，特朗普還簽署了行政命令結束聯邦政府的多元化、平等與包容（DEI）計劃。DEI計劃本是踐行社會責任、推動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其被叫停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價值的重新審視。在過去的一年里，包括Amazon、Meta、Google、麥當勞、福特、沃爾瑪在內的標志性品牌都撤回了DEI計劃。

此外，得克薩斯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和其他10個州對富國銀行（Wells Fargo）、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美國主要銀行發起訴訟，認為這些銀行參與了聯合國于2021年成立的凈零銀行聯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通過貸款和投資實現凈零排放，涉嫌違反反壟斷法，推高電價。這是ESG行業面對的最具影響力的一宗訴訟，在特朗普就職典禮之前，其中幾家銀行退出了凈零銀行聯盟，促使帕克斯頓放棄調查并宣布勝利。

氣候變化加劇使ESG更有價值

盡管特朗普2.0時代的政策走向給ESG的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但ESG理念本身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卻并未因此而減弱。ESG理念的興起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全球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

因此，要相信科學。全球氣候危機的形勢日益嚴峻，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災害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損失。2024年成為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4°C。這是地球首次溫升超過《巴黎協定》設定的1.5°C溫控目標的上限。而極端天氣事件增加，直接造成重大生命與財產損失。慕尼黑再保險集團（Munich Re Group）發布的2024年自然災害損失記錄報告顯示，去年全球范圍內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總體損失約為3200億美元，成為歷史第三大損失的年份。

當年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之所以倡議ESG，并成立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就是要讓人類與地球簽訂一個新契約！或許很多美國共和黨人會說，這些其他國家的災害與他們沒什么關系。但是，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的，氣候變化造成颶風、山火、極端降雨，沒有什么人可以躲過，任何地方都不會被放過。

因此，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以及一些司法管轄區發布的ESG標準都有一個專門的氣候相關披露標準，要讓企業能夠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物理風險以及政策變化帶來的轉型風險。企業做ESG、應對氣候變化一方面是為了全球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氣候變化帶來的企業損失與損害降到最低。

ESG+T：技術創新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將成為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盡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傾向于傳統化石能源的開發，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企業若想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就必須加大對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積極探索可再生能源、能源存儲、碳捕獲與封存等領域的技術創新，當然還要有AI等數智化技術的創新。

需要強調，企業實踐ESG，不僅是被動地應對合規要求，不僅是為了提高排名，獲得綠色金融的支持，也不僅是為了樹立更好的品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推動ESG，就是推動企業的科技創新。要實現ESG的戰略與目標，必須要依靠技術（Technology）的賦能，通過ESG+T，企業實踐E、S、G的各個方面才能得到更好地提升。這是因為綠色低碳技術作為通用技術，與科技創新緊密相關，具有高效和創新屬性，會帶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比傳統的煤炭發電技術具有進步性和規模經濟效應。根據中金公司的研究，風電和光伏發電企業屬于制造業，不像煤炭、石油企業依賴自然資源。綠色能源的制造業屬性，可以從其成本結構中得到體現，煤電和氣電的發電成本中設備成本占比分別為40%和不到20%，而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設備成本占比均超過80%。有專家論證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的化石能源，也可以使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這方面電動汽車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曾經給出一個數據：由于更高的動力效率、再生制動能力和優化的平臺設計，電動汽車的能源利用效率比內燃機汽車高4倍多。這就充分說明，推動企業發展可再生能源，向綠色低碳轉型，本身就是在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

而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綠色低碳技術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力。以可再生能源為例，近年來，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取得了顯著進展，成本不斷下降，效率不斷提高。企業可以利用這些技術，逐步實現能源結構的轉型，降低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同時，企業還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能源浪費，降低運營成本。此外，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還可以為企業帶來新的商業機會和市場空間。例如，電動汽車的興起不僅推動了汽車產業的綠色轉型，還帶動了動力電池、充電樁等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增長點。

美國共和黨執政的得克薩斯州近年來的能源轉型是個很好的案例。因為過去德州是石油、天然氣傳統能源的生產州，但是，根據最新的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德州在風能發電方面的表現鶴立雞群，今年1月德州的風電產量超過了其他所有州，占全美風電總量的近四分之一。太陽能、儲能與電網升級方面的發展也非常迅速，2024年，可再生能源項目為得克薩斯州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收益，同時為土地所有者和地方政府創造了可觀的收入。而且，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就業增長迅速，得克薩斯州在可再生能源就業方面僅次于加利福尼亞州。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數字技術的發展為企業在ESG管理方面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技術，企業可以更有效地監測和管理自身的環境和社會影響，提升ESG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例如，通過物聯網技術，企業可以實時監測其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數據，及時發現問題并采取措施進行改進。同時，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其供應鏈中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優化供應鏈管理，減少對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此外，人工智能技術還可以幫助企業進行ESG風險評估和預測。通過對大量數據的分析和建模，企業可以提前識別潛在的ESG風險，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降低對企業的潛在風險。

ESG+T不僅通過技術在環境（E）和公司治理方面（G）發揮重要作用，還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S），實現社會價值。通過數字技術，企業可以開發出更具包容性的產品和服務，推動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如有些企業開發了一系列輔助技術，幫助殘障人士更好地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提升了他們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有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推動教育公平和數字包容。例如，一些科技公司通過開發在線教育平臺，為偏遠地區的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縮小了教育資源分配的差距。

總之，在特朗普2.0時代的政策環境下，企業需要進行戰略轉型和調整，以適應新的政策環境。但是，ESG+T將成為企業戰略轉型的重要支撐和發展動力。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開發出更具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碳中和科技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