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文化領袖是不正常的社會”——對話謝泳
當下知識分子與近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是什么？沒有產生文化領袖，這是最大的差別。
“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發展的期望是，政治與文化能夠獲得與經濟同等的發展空間?！?/STRONG>
南方周末：當下知識分子與近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是什么？
謝泳：我感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沒有產生文化領袖，這是最大的差別。
南方周末：您對文化領袖的定義是？
謝泳：嚴格來說，用“領袖”一詞并不恰當，他與普通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并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我是想強調他們在精神上的引導意義。文化領袖必須兼具學養與人品，能對知識界產生重大影響。他不一定受到官方的認可或重用，但他的言論能對社會產生影響。近代以降，從康梁到胡陳，再到魯迅，其實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在實際上是起到了文化領袖作用的。一般來說，他們具有社會各階層普遍認可的聲望，他們的這種聲望不是來源于體制給予的社會地位，而是由于自己對社會進步保持了熱情，獲得了社會的普遍尊敬。他們不一定和政府處在對立地位，但對政府明顯的失誤是敢批評的。他們的思想有超越性，在精神和道德上讓社會有較高的認同感。
南方周末：當下為何出現不了文化領袖？
謝泳：這種局面，不是個人的原因，而是大氣候使然，這其中有時代精神問題。今年重大議題之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三十年，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但是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嚴重滯后，且過多受到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干涉與指導，表達的空間何在？胡適、魯迅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但正是那個時代，成就了中國思想界的群星璀璨。
南方周末：現在也有很多觀點認為，互聯網推動了中國民主進程，拓寬了知識分子的表達空間。
謝泳：互聯網帶來的變化很明顯，但是僅憑科技的進步，是換不來真正民主的。中國的網絡，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互聯網，這點大家心知肚明。當下知識分子雖然獲得更多的表達空間，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但作用還很難發揮出來。希望在于政府的寬容，賦予思想界和民間智慧更大的獨立空間。改革開放三十年絕對值得肯定，但我們仍需要保持冷靜。
南方周末：您說的“冷靜”是指？
謝泳：社會矛盾如何化解，談判機制有沒有形成，官方與民間能否平等對話；如何面對社會癥結和矛盾，是消滅異見力量，還是結成合力解決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不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就能解決的。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發展的期望是，政治與文化能夠獲得與經濟同等的發展空間。一個社會，沒有思想和文化的繁榮，沒有一個文化領袖，是不正常的社會。
南方周末：今年也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這批人中產生了哪些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他們之于這個時代的影響？
謝泳：四十年之后，當年的知青已出現重大分化，從政的許多已進入政界高層，對中國的影響不言而喻，普通工作者則面臨或已經退休，淡出歷史舞臺。他們中間，還不能說產生了文化領袖，因為他們獲得的學術訓練和教育的時代有很大局限。在文科領域，他們中產生了一些優秀的作家、學者；但在科學領域，出優秀科學家的可能較低。具有影響力的知青，集中于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老三屆。
恢復高考，可能是三十年改革開放惟一沒有受到批評的改革。它對中國發展的巨大貢獻是個基本常識，我不再贅述。我想說的是，那個時候的高考主要意義在考試形式，但高考內容與以往并無本質區別，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題是《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就文科而言，那些更具個性和獨立思考的人，不能說完全沒有被埋沒。另外就是當時也有政審，你如何面對嚴格的政審，你敢不敢堅持獨立的思考，決定了你能不能進入大學。四十年之后，正是當年通過了政審挑選標準的知青，多數掌握了對中國各領域的發言權或影響力，他們的器局有多大？理想有多高遠？現在也需要我們反思。
南方周末：當下知識分子與近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是什么？
謝泳：我感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沒有產生文化領袖，這是最大的差別。
南方周末：您對文化領袖的定義是？
謝泳：嚴格來說，用“領袖”一詞并不恰當，他與普通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并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我是想強調他們在精神上的引導意義。文化領袖必須兼具學養與人品，能對知識界產生重大影響。他不一定受到官方的認可或重用，但他的言論能對社會產生影響。近代以降，從康梁到胡陳，再到魯迅，其實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在實際上是起到了文化領袖作用的。一般來說，他們具有社會各階層普遍認可的聲望，他們的這種聲望不是來源于體制給予的社會地位，而是由于自己對社會進步保持了熱情，獲得了社會的普遍尊敬。他們不一定和政府處在對立地位，但對政府明顯的失誤是敢批評的。他們的思想有超越性，在精神和道德上讓社會有較高的認同感。
南方周末：當下為何出現不了文化領袖？
謝泳：這種局面，不是個人的原因，而是大氣候使然，這其中有時代精神問題。今年重大議題之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三十年，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但是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嚴重滯后，且過多受到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干涉與指導，表達的空間何在？胡適、魯迅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但正是那個時代，成就了中國思想界的群星璀璨。
南方周末：現在也有很多觀點認為，互聯網推動了中國民主進程，拓寬了知識分子的表達空間。
謝泳：互聯網帶來的變化很明顯，但是僅憑科技的進步，是換不來真正民主的。中國的網絡，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互聯網，這點大家心知肚明。當下知識分子雖然獲得更多的表達空間，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但作用還很難發揮出來。希望在于政府的寬容，賦予思想界和民間智慧更大的獨立空間。改革開放三十年絕對值得肯定，但我們仍需要保持冷靜。
南方周末：您說的“冷靜”是指？
謝泳：社會矛盾如何化解，談判機制有沒有形成，官方與民間能否平等對話；如何面對社會癥結和矛盾，是消滅異見力量，還是結成合力解決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不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就能解決的。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發展的期望是，政治與文化能夠獲得與經濟同等的發展空間。一個社會，沒有思想和文化的繁榮，沒有一個文化領袖，是不正常的社會。
南方周末：今年也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這批人中產生了哪些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他們之于這個時代的影響？
謝泳：四十年之后，當年的知青已出現重大分化，從政的許多已進入政界高層，對中國的影響不言而喻，普通工作者則面臨或已經退休，淡出歷史舞臺。他們中間，還不能說產生了文化領袖，因為他們獲得的學術訓練和教育的時代有很大局限。在文科領域，他們中產生了一些優秀的作家、學者；但在科學領域，出優秀科學家的可能較低。具有影響力的知青，集中于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老三屆。
恢復高考，可能是三十年改革開放惟一沒有受到批評的改革。它對中國發展的巨大貢獻是個基本常識，我不再贅述。我想說的是，那個時候的高考主要意義在考試形式，但高考內容與以往并無本質區別，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題是《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就文科而言，那些更具個性和獨立思考的人，不能說完全沒有被埋沒。另外就是當時也有政審，你如何面對嚴格的政審，你敢不敢堅持獨立的思考，決定了你能不能進入大學。四十年之后，正是當年通過了政審挑選標準的知青，多數掌握了對中國各領域的發言權或影響力，他們的器局有多大？理想有多高遠？現在也需要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