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服膺”究作何解? | 戴海斌讀《庚子事變手札(整理)》隨札
在近代史研究中,書信作為數量龐大且十分重要的一種史料,多可供研究發覆者,然所記雜糅隱諱,多有非箋釋不易解者。
責任編輯:劉小磊
拳民在天津。立體照片,用特制的眼鏡觀看,會有三維立體效果。
《庚子事變手札》,一函四冊,原件藏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圖書館,館藏著錄說明來自張亨嘉藏札。張亨嘉(1847-1911 ),字燮鈞,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長期在翰林院、南書房供職,曾出任湖南、浙江學政,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晚年官至兵部、禮部侍郎。冊內存札百余通,作者多數為張亨嘉同僚、門生故舊和親族,其中包括徐琪、徐郙、惲毓鼎、陳璧、紹昌、松壽、李希圣、曾廣鑾等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也有少量張亨嘉的復函。關于這批珍貴資料的淵源與流傳情況,已不易厘清,簡而言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文革’混亂時期,經由某種特殊機緣,從故宮博物院隨其他資料一起調撥到當時的巴彥淖爾盟圖書館的。自此以后,便如泥牛入海,杳無聲息?!?span class="nfzm-web-style--kaiti" style="font-family: 楷體, 楷體_GB2312, SimKai,Kaiti,STKaiti;">(《庚子事變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12月,“前言”)直至2021年,經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張永江教授整理團隊的校釋,《庚子事變手札整理》以全部原件影印,加排印釋文的形式出版,書后附錄“人名(含別名字號)資料索引”,頗便利用,善莫大焉。
左為《庚子事變手札》原件,一函四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圖書館藏。右為張永江校釋《庚子事變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
張亨嘉信札。
據整理者細致識辨,這批信札一共有113通,包括重復件和附件,大部分信札(87通)產生的時間和背景是在庚子事變和辛丑年間(1900-1901 ),內容也多與庚子事變有關,1903年以后的也有26通。其中“數量最多,也是最有研究價值的部分”,是庚子事變前后的往返書信,每多議論通報朝局時政,數量有七十多通。
事實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邵循正先生帶領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方向的青年教師,組織編輯《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時,就已注意到這批信札,從中選錄了集中反映八國聯軍搶劫與和議史實的10通書信,加以標點和簡單注釋,題名《徐琪等與張亨嘉書》。據“編者案”:“《徐琪等與張亨嘉書》原件,北京圖書館藏。原題作《庚子事變手札》。冊中粘貼徐琪、惲毓鼎、李希圣等與張亨嘉信札一百五十余件,我們只選錄了十件。這些信件大部分寫于北京淪陷以后,其中有洋兵搶掠與和議的史料?!?span class="nfzm-web-style--kaiti" style="font-family: 楷體, 楷體_GB2312, SimKai,Kaiti,STKaiti;">(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一輯,中華書局1964年
登錄后獲取更多權限
校對:吳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