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思騁 我們正處于拯救地球氣候的最后時刻
只是單純地希望，當我的兒子長大后問我：“老爸，那時地球烏煙瘴氣，你做了什么？”的時候，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答：“我已盡了我的努力?！?/blockquote>
生機轉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們這一代的躊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數人不知道，也許是不在乎，人類文明原來隨時會毀滅環保不是“說”，而是用來“做”的。作為一家扎根于中國本土、正視惡化中的中國環?，F實的NGO組織，在非法轉基因大米調查、金光集團毀林案等重大事件上，綠色和平（中國）都有杰出表現。他們提醒大眾：大肆破壞環境的唯GDP增長主義，不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險和有害的。請記住他們的警策：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如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盡快減少，地球將出現可怕的氣候災難
盧思騁
盧思騁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溫哥華的清晨，3個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為“菲莉絲·科馬克”號的小船。
他們按計劃駛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島，對美國政府將在那兒爆炸一枚100萬噸級的氫彈，表達他們的強烈抗議。
至此，“綠色和平”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國際舞臺。
盧思騁 生于香港，1991年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期間一直參與學生運動以及社會運動。1999年加入綠色和平組織。2001年開始，先后來到廣州和北京，成立綠色和平（中國）組織并擔任總監。“現在綠色和平的總部設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共有2000多個工作人員，300多萬名志愿者。”通往溫哥華的電話那廂，綠色和平（中國）總監盧思騁用港式普通話溫和地作起了介紹。
NGO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大
2001年，盧思騁從香港單槍匹馬，先后到達廣州與北京，成立了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的分支。
這一年，沒有助手，沒有正式像樣的辦公室，綠色和平（中國）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陸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學活躍的社會活動分子，頗具環保、勞工、社區、學校民主化等各種社會運動的經驗；他曾主修和平與沖突研究，研讀過人類學碩士課程；自認為熟諳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及馬克思哲學，深刻認識“在中國做任何社會工作時，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對——“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對NGO組織一直實行灰色地帶管理方法。即實行‘不取締，不承認，不認可’的‘三不政策’。”
剛到北京時，有媒體呼吁要謹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組織，小心他們在中國搞“天鵝絨革命”。別說政府官員不愿接見他，“哪怕是環保研究領域的朋友，都覺得我們來會把他們污染了。”盧思騁說。
出于某種競爭意識，本土NGO也不會朝他展開歡迎的雙臂。
由于國際NGO組織尚處于“曖昧”地位，綠色和平（中國）必須與具有合法身份的機構合作，從一個個具體項目做起，慢慢壯大存活。
盧思騁仍然記得，在當年深思而就的3年計劃書中，他寫道：“我覺得中國的環境問題只會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惡化。政府會越來越重視這個問題，NGO生存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大。對綠色和平來講，我們怎么樣能夠不浮躁地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
非法轉基因大米調查，是綠色和平（中國）做的第一個也是最復雜的一個項目。
2005年，當它首次對外公布調查結果時，很多NGO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做這個項目。
盧思騁的考慮是：選擇它有多重原因。第一、事關糧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視；第二、它不敏感，2001年時轉基因食品問題就已在國際社會引起討論；第三、可以通過做響這一項目，對外滲透我們的做事風格，同時也為媒體提供充分完備的材料，讓記者寫出深具威力的內容，取得媒體的信任。
在他隨后轉發的一份材料中，我們看到，2005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個小餐館里，朋友介紹的一位業內人士帶來很多新種子的廣告。一個來自松滋縣的抗蟲稻推銷廣告，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當時調查人員幾個電話打過去，才要到了一個當地農技站的人的手機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對方在電話里告訴調查人員車號，讓他在松滋汽車站暗中接頭。
見面時，坐在車里的是個精明的中年人，貨就在座位下。他打開兩個袋子讓調查人員驗貨，里面每個小包裝袋上并沒有標明抗蟲稻的字樣。
我們的人說，這樣的東西拿回去無法報銷，對方在發票上寫著：因為國家法律問題，不能在包裝上注明是抗蟲稻。
為了保證調查的準確，錄音、錄像、文字、圖片等相關證據要完整保存，每次我們的調查都要兩人同行。獲得的證據不敢放在身邊。發票、種子、采集的樣本，要快遞回北京。聲音資料也盡快整理成文字，并在第一時間發送到安全的地方。因為要時刻準備著對付不測。
第一次送到德國做基因檢測的25個樣本，大部分也是調查人員在武漢兩家大糧油批發市場采樣得來。
那一次的調查報告，一時間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熱點，“我們通過調查指出，目前中國的轉基因水稻品種涉及多項國外專利，一旦中國通過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審批，將為國外生物公司打開大門，他們可以通過收取專利費等手段來控制中國主糧，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
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團（APP）
真正令他動容的是，那年年底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團（APP）在云南非法砍伐的來龍去脈：
我們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派了好多調查隊去云南記錄了APP在云南毀林的情況，回來后在媒體上發布。
在媒體公布一個月以后，APP很緊張，他們的國際總部副總裁飛到北京跟我們談判。
我們談了一個晚上，反反復復，中間很戲劇化。凌晨3點多鐘，談判破裂，他們離開我們辦公室。凌晨5點鐘左右，他們回來要繼續談判，。
談到7點鐘，大家又簽了一個共識，他們做了一系列承諾。
我們預定的新聞發布會是9點半。8點多鐘，記者就要來了，他們打電話過來說，總裁反悔了，他們要把原來的承諾收回去了。
當時我手里就拿著一份雙方共同署名的聲明，上面表明了APP對全球做出的承諾，這能保護幾千萬畝的森林。
我只能馬上修改記者發布會的材料和新聞稿，親手把這封聲明一撕兩半。
發布會開完、記者都走了后，窗外剛好下起了北京那年的第一場雪。我控制不住地哭了，倒不是因為失敗，而是感到幾千萬畝森林，就在我手上給毀了。
后來國家林業局經過調查，認為綠色和平對APP的指控是有理有據的。但它當時卻已經成了云南省一個非常大的招商引資項目。為什么這么大的項目卻在違法情況下通過了項目審批？為什么在證據確鑿的指控下，它并沒有受到處罰？
除了向農業部提交湖北省擴大種植轉基因水稻的情況、與APP的圈地毀林進行長期較量以外，2005年，綠色和平還曝光了香港新界的國際電子垃圾轉運中心，揭露了廣東潮汕地區等內地電子垃圾分拆地的存在，先后收到了索尼、諾基亞、戴爾、聯想等公司的無毒化承諾；
也在2005年，綠色和平（中國）榮獲了《南方周末》等媒體頒發的“非政府組織獎”；
及至2008年10月，針對中國主要能源——煤炭使用情況的調研，綠色和平（中國）指出，中國的煤炭依賴正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環境代價，2007年的煤炭使用帶來的外部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7%以上；
同年，綠色和平又披露了APP下屬公司在水污染方面的信息不透明，成功阻止了其上市計劃。
“中國內地很多企業是官商結合，如果你們所做的項目，觸及到其中的利益怎么辦？”有人問。
“經常有人打電話威脅我。比如我們每次打完APP以后，就會有一封不具名的信件寫給國家領導人，說‘綠色和平’與國外利益勾結，損害中國的經濟發展。最后環保部責成中華環保聯合會來調查，他們比較正面地厘清了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盧思騁說。
NGO從業人員最需要的，不是道德優越感，而是扎實的技能和職業精神。這已成為盧思騁和其他NGO組織負責人的共識。
“為了保持住獨立性，‘綠色和平’一不依靠政府，二不和企業打成一片。每年都靠普通公眾的捐贈運行。”電話那廂，盧沉著地補充。
盧思騁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Q：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A：不滿意。有那么一天我們不再污染環境，謙遜而滿足地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天澄水碧，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氣，喝安全的食水，吃放心的食物，環保運動再沒有存在的需要，我就心滿意足了。
Q：對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A：我只是努力生活，盡自己作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卑微責任。我只是單純地希望，當我的兒子長大后問我：“老爸，那時地球烏煙瘴氣，你做了什么？”的時候，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答：“我已盡了我的努力。”
Q：對你父母和他們的成長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A：我父母成長于60年代的香港，資源匱乏，貧富擴大，拼搏可以糊口，理想只能寄望子女。他倆都沒上多少學，卻在社會底層表現出高尚的情操，豁達的眼界。我以為明白他們成長的背景，但他們到底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凝煉智慧的，對我依然是個謎。
Q：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A：當最后一顆樹倒下，當最后一只鳥消失去，當最后一條河干涸，我們才默然發現，金錢原來不能下咽。
Q：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對你所從事的領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金融危機總會過去，但氣候變化的危機卻日益加劇，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如果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盡快掉頭減少，災難性的氣候將如脫韁野馬，覆水莫收。
然而，在公眾利益代表的缺位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企業和易受濫用的公權力，往往將公眾和環境的利益瓜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環保NGO荷戟上陣，投身環境問題的利益博弈前線，更是迫在眉睫，利在千秋。
Q：你覺得你的同齡人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A：無力感。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理解1968年大學生的行動主義。那些嘯聚街頭、筑起街壘的學生堅信：“只要我今晚采取行動，明天就是新的世界。”我們太習慣無力感了，現狀看起來是那么堅不可摧；但其實，世界并沒有變得那么不一樣，行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
Q：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的？在世的人中你最欽佩的是誰？如果一定要你選，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A：甘冒天下之不韙，不拘泥于政治正確，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天真而勇敢，一針見血。不卑不亢，不驕不躁。
我最欽佩的是一個很平凡的女孩，《Berkeley in the Sixties》這部紀錄片講述了196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里轟轟烈烈的運動。片中有這樣一個片斷——當警察驅趕那些占領了加州柏克萊大學行政大樓的學生時，問到一位穿著體面的女學生：“你想像淑女一樣自己走出去，還是被拽出去？”她平靜地回答：“我要像個淑女一樣被拽出去。”為此，我后來去了柏克萊，并找到她跟她聊天。
我認識的人當中，我認為梁文道、劉瑜都是夠格有余的。
Q：責任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A：責任與自由，陰陽互補，舍一不可。擺脫責任的自由滋生肆意濫為，剝奪自由的責任造就食人苛政。兩害焉能取其一？
Q：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一部電影？
A：Pink Floyd 的《迷墻》。
Q：你覺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 ——腳踏實地，追求烏有。
Q：你幸福嗎？有沒有不安？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光陰沒有虛度，生命有所冀盼，活著的感覺，很是幸福。
最大的擔憂是：我們正處于拯救地球氣候的最后時刻，生機轉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們這一代的躊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數人不知道，也許是不在乎，人類文明原來隨時會毀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