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 科學家產生的影響，比政治家持久

36歲，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40歲，拿到終身講席教授。在清華園，他被親切地戲稱為“大牛”。在放棄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榮譽后，這位世界頂尖級科學家最終回母校效力

這位清華“大牛”科學家說：“我們總是生活在一個表面現象統治和籠罩的世界里。”對自己回清華后的第一年，他評價是：“還行。”他給自己打了80分

讀鄭州最好的中學；數學競賽河南賽區第一名保送進清華；1989年，以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1990年赴美留學。

1995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1998年，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然后，僅用3年時間就拿到了終身教職的鐵飯碗；又過了兩年，2003年，他被聘為正教授，36歲，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2007年，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次年入選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院(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員。

施一公

施一公

施一公 1967年生， 1990年從清華大學赴美留學。1995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1998年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2003年被聘為正教授，時年36歲，是該校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2008年回國任教。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職回到了清華，同時辭去普林斯頓的終身教職。BBS上，對這位海歸教授的評價，通常是兩個字：“大牛”。

研究領域：分子的凋亡與生長

1991年，霍普金斯大學的分子生物學老師講課時說：“細胞凋亡領域已經開始發展了，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學的重大問題，你們應該關注一下。細胞生長已經被研究了許多年，但研究凋亡的人還很少。其實，凋亡與生長一樣重要。”

施一公記得，那是自己第一次聽說關于“細胞凋亡”的研究。

高等生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它們具有一定的壽命，這種特征延伸到每個機體的細胞，因而，每個細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嚴格的調控。細胞凋亡，就是程序性的細胞死亡。在生物發育過程中，某些細胞必須死亡——緊縮，破碎成膜包圍的小段，被周圍的細胞吞噬、清除。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嚴格程序專門負責引導這些細胞自殺。

喪失了這種凋亡機制，普通細胞就變成了癌細胞。它們在不恰當的地方增長，無限制地增殖，這種“永生化”的細胞對整個個體來說是致命的。博士后時，導師是研究癌癥的，主要在研究“癌癥抑制因子”。缺少這個因子便很容易引發癌癥。比如：p53基因，“平均每兩個癌癥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 。

1998年初，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大學創建了自己獨立的實驗室，以結構生物學為手段，開始了對細胞凋亡機理的研究。2000年左右，施一公與王曉東實驗室聯手，對一種神秘的抑制“細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展開了研究。細胞凋亡抑制因子，在某種意義上即致癌因子，它們使細胞不能正常凋亡從而引起癌癥。而SMAC則讓這些致癌因子失效，讓癌細胞“自殺”。施一公做了個手勢：“負負得正”。

最終，他們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個氨基酸的結構，嵌進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個位點，導致癌細胞恢復正常的凋亡功能。據介紹，針對他們當時發現的致癌因子的弱點，目前已有兩家制藥公司設計的靶點藥物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

談到自己的成果被拿來應用，施一公很高興，但忘不了補充幾句：“對做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人來說，如果每天一門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癥、生產新藥——總之能拿專利、賺錢的東西去研究，我覺得有拔苗助長之嫌。因為很多科學發現，并不是你計劃之后發現的，而是在充滿興趣的研究中，有意無意才發現的。而這些發現，常常對分子制藥產生巨大影響。”

下午3點，陽光很好，用來遮光的窗簾拉下來一半，窗臺上堆著幾摞英文文獻。

施一公的辦公室不大，一張辦公桌，一條待客的沙發，兩個書柜。辦公室就坐落在實驗室對門，可以隨時很方便地“跟學生說話”。

辦公室斜對門的一個走廊凹處，有個緊急淋浴噴頭，“供實驗室人員遇到化學藥品緊急事故時使用”。

辦公室墻面的白板上，用磁貼壓著兩張他與奧運火炬手金晶的合影，他解釋說：“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華大學運動會結束后拍的。她很了不起，我敬佩她！”

書柜里，最顯眼的是一對龍鳳胎兒女的照片，還有一排顏色鮮艷的帶拼音的故事書——這是給孩子們準備的。

5月下旬，他要去美國搬家，把整個家搬回北京，太太和孩子也回國。因此他無法參加本刊將在北京舉辦的活動。他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目前在美國強生公司工作。記者問：“那不是太可惜了？”他反問：“那你說怎么辦？”

“科學是高尚的，但科學家不一定就高尚”

這是個很認真的科學家，而對另外一些帶“最”字的“限制性很強的問題”，他會覺得：“回答起來比較不可能。”

最滿意的工作是什么？“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這個課題。”

問他：對你影響最大的書、電影是什么？沉吟良久，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長期地說，沒有。”

但他同樣會字斟句酌地說出一句很文藝的話：“我們總是生活在一個表面現象統治和籠罩的世界里。”這句話不只是抱怨，他是認真的。

他說：“咱們國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國介紹學術人物的時候，先介紹其領導職務，然后是比如院士、獲獎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他覺得，這樣不好，“這個人會被神化，對青年人的影響尤其不好。”

他甚至說：“兩人認識了之后，在平時的學術、生活交流中還稱呼頭銜，我覺得那是對一個人的諷刺和對科學文化的鄙視。學術人之間，互稱‘老師’足矣。”

說到4月底剛剛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前輩師友蒲慕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神經生物學部主任），“從前我總是叫他‘蒲先生’，他堅持我們叫他老蒲就行了。”

傳說中的大科學家都是謙虛、治學的圣人，對名利毫不關注。傳說：“那些得諾貝爾獎的人，都是半夜被叫醒，然后覺得很意外。”

他批駁，“那不是真的。他們意外的是半夜的電話，而不是獲獎。我還真不認識哪個諾獎獲得者認為自己不該得。大家打破頭地往里擠，一次次坐飛機去斯德哥爾摩游說諾獎委員會。如果得不了，心情郁悶，有時還會寫很長的信抗議。”

他說：“科學是高尚的，但科學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萬不要把這兩個概念混淆、把科學家神化了。”

他會反問：“對名利的追求同樣可以作為科學的動力，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學的動力呢？”

談到自己“大牛施一公”的名聲，他嘆了口氣，說：“看現在網上炒的、罵的，甚至支持的，其實了解我的并不多。”

他說：“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個很正常的有理想、有追求，但也有私欲、有平常心的人，只是在過去的20年里，學術做得還可以。”

這一年

一個人回到清華的這一年，仿佛又回到了學生時代。早上8點多去實驗室；吃飯，在食堂解決；想運動的時候，去操場跑幾圈。住處離學校近，走路15分鐘，騎車 5分鐘。他還特意去舊車鋪買了輛舊車代步。

對回清華后的第一年，施一公自己的評價是：“還行。”他給自己打了80分。

采訪那天的下午5點，他要去練習長跑——這是很長時間以來，隔天一次的練習。跑步，不是慢跑幾圈的那種，而是正經地換上背心、短褲。先慢跑兩圈作為熱身，然后拉伸、擴胸、壓腿……一系列準備活動結束后，卡著秒表，一圈圈計時。最后分析：何時該加速，哪一段還有潛力……據說，是在為3天后的教工運動會作準備。“已經準備好幾個月了。”一位從實驗室被“忽悠”出來跑步的學生說。

那天，因為扭了腰，成績一般?；貙嶒炇业穆飞?，他向記者解釋：“不是為了比賽，主要是鍛煉身體。”

數月前，清華新聞網上一篇介紹他的文章在結尾說，他要“去實踐自己的理想：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

施一公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Q：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A：對生活現狀滿意，對學術現狀不滿意。滿意就壞了。

Q：對自己今天所達到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A：自信。不是虛張的自信，是表現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這種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時尤其有用。

Q：對你父母和他們的成長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A：理解。為什么不理解？我喜歡看歷史片、讀歷史書。

Q：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不吐不快？

A：年青人該做誠實的學問、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過分看重應用，其實扼殺了一部分人的創造力。我覺得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應該有一個學術環境，讓一些年輕人真正有創見地做一些工作。

Q：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你對你所從事領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當然會有影響，在國外有破產的科研基金，但我認識的朋友……還沒聽說誰受沖擊。另外，金融風暴對國內引進人才，更可能產生好的影響。

Q：你覺得當今年輕人最大的問題是？

A：沒有理想，缺乏精神支柱。

Q:你如何理解“青年領袖”一詞？在世的人當中，你最欽佩的是誰？

A：我覺得領袖應該不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可以影響一些人，引起大家共鳴的人。

有些科學家比如愛因斯坦，我會佩服，但不會崇拜。當然，如果一定要找的話，可能是父親。

Q：責任和個人自由，更看重哪個？

A：我對責任可能看得更重一點。“無私奉獻”這個詞，我從來不要求自己這樣，也不要求周圍的人這樣。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跟對這個國家、對社會的貢獻，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沒錯，在中國，一個好的政治家對國家的影響大于科學家。但從長期、從更廣泛的地域來看，真正好的科學家產生的影響，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頓，比如愛因斯坦。

Q：對你來說什么是最重要的？

A：這個要看情況。比如我每天早上8點鐘起床，通過電話給身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講個故事，那邊剛好晚上8點。那時候，哄他們睡覺最重要。

Q：你覺得自己幸福嗎？有沒有不安？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日子過得還行，很充實。不安？當然有。最大的擔憂永遠是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