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生態準入”難度加大，中國企業如何突圍？

近年來，生物多樣性議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世界經濟論壇連續多年將生物多樣性喪失列為全球前五大風險，這種危機意識推動著國際規則的加速整合。GRI于2024年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專項標準（GRI?101）標志著信息披露體系的重大突破，其細致程度遠超此前的標準，要求企業披露對生態系統的直接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SSB）積極整合自然相關財務信息披露（TNFD）框架，表明自然資源已與氣候變化一樣，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領域。全球生物多樣性指標體系整合完成后，企業將獲得更清晰的風險量化工具；而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建立則類似于碳交易市場，將為企業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態保護激勵機制，企業可以通過生態保護行動獲得可交易的信用額度。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主動適應ISSB標準不僅是應對國際監管的需要，更是提升ESG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從國際共識到執行倒逼

2024年哥倫比亞卡利舉辦的COP16大會首次將“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寫入全球框架協議，而時隔半年后召開的繼續會議，則直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癥結——資金機制與監測體系。根據會議披露的數據，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資金缺口巨大，每年高達7110億美元，而現有資金中仍有37%流向損害生物多樣性的項目。這種結構性矛盾推動國際社會形成兩大共識：建立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機制，以及構建統一的自然風險評估框架。

值得關注的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正從“框架倡導”轉向“技術倒逼”。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最新發布的《自然風險評估技術指南》顯示，企業生物多樣性風險量化需整合eDNA檢測、衛星遙感、生態模型等12項核心技術，這種技術門檻將重塑行業競爭格局。生物多樣性風險管理能力將影響企業的資本市場估值，這種壓力正在向產業鏈上游傳導。

這種變革將在中國市場產生鏈式反應。根據TNFD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自愿披露其自然相關信息的公司和金融機構總數現有517家，而中國企業占比不足3%。這種差距在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該指令要求企業按照《歐洲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進行信息披露，其中生態環境相關披露的具體指標包括生物多樣性——生效后更顯嚴峻，將對中國出口企業形成實質性貿易壁壘。

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企業在生物多樣性實踐上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數據迷霧”是中國企業主要的執行障礙

多數中國企業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上仍停留在CSR（企業社會責任）層面的自發行動，尚未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戰略風險管理體系。部分企業開展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在主動減少負面影響或提升生態可持續性上具有一定的標桿性，但其供應鏈上的生物多樣性管理卻存在明顯漏洞，這反映出企業尚未建立系統性的生物多樣性治理框架，也暴露出專業人才儲備不足的短板。

與二十年前的氣候變化議題相似，生物多樣性保護正經歷“認知先行，方法滯后”的陣痛期，中國企業存在“數據迷霧”的困境，而這種困境源于三大結構性矛盾：

數據基底缺失。生物多樣性監測涉及“海陸空”三維生態系統，以“空”為例，僅鳥類遷徙監測就需整合氣象數據、棲息地變化、物種基因庫等28類數據源，其難度堪稱“政府級工程”。數據基地缺失的另一面，是目前國內生態數據存在著政府公共數據、科研學術數據和企業監測數據三者之間的“割裂”。

評估體系斷層。盡管TNFD框架提出LEAP評估法（定位、評價、準備、績效），但在本土化落地中遭遇“度量衡缺失”。以礦業企業為例，礦山修復需同時評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植物群落演替、動物棲息地連通性等指標，而國內缺乏統一的生態修復績效核算標準。

技術轉化斷鏈。生態保護與商業技術的融合存在“最后一公里”障礙。例如，將AI物種識別技術應用于自然保護區監測，需突破影像數據標注、地域性物種庫建設、邊緣計算設備適配等23項技術瓶頸，單項研發成本或超千萬元。這種投入產出比失衡，導致絕大多數企業止步于技術應用門檻。

全球競爭下的突圍路徑

生物多樣性保護已超越環保范疇，成為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核心變量，其影響也將越來越直接反映在“經濟”維度，在商務部《綠色貿易年度報告》的案例中，中國某光伏企業因通過TNFD披露標準，2024年對歐出口訂單同比增長40%。

隨著國際合規要求的提升及標準的逐步統一，中國企業的突圍之路在于三重構建：建立生物多樣性影響的全價值鏈管理體系，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爭取話語權，創新生態價值市場化實現機制。

全價值鏈管理體系。實踐層面可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貫穿全價值鏈，從原材料采購到生產運營、終端交付均需建立系統性管理框架。在供應鏈前端，需基于國際標準開展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優先選擇可持續認證的原材料供應商；生產環節應引入動態監測機制，量化評估運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擾動，并建立生態修復補償機制；數據管理層面，需構建可追溯的數字化平臺，確保信息披露的透明性和可信度。通過全鏈條協同管理，企業既能規避生態風險，又能提升資源利用效率與合規競爭力。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標準層面可深度融入全球生物多樣性標準體系，推動技術規則與本土經驗的雙向輸出。一方面，應通過國際組織（如ISO、IEC）主導新能源、綠色基建等優勢領域的標準制定，將中國技術規范轉化為國際通用準則；另一方面，可聯合發展中國家構建區域標準互認機制，推廣中國生態保護紅線、自然資本核算等創新模式。

實現市場化機制。機制層面可構建政府與市場協同的生態價值轉化體系：政策端應完善生態權益交易制度，探索碳匯質押、生態修復債券等金融工具，將生態修復成本轉化為可交易資產；市場端需開發多元化產品，例如基于自然資本核算的ESG評級體系、生態服務付費機制等，引導資本向生物多樣性友好型項目傾斜。同時，需打通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的價值循環，例如通過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等模式實現保護與收益的良性互動。

在這場全球性的生物多樣性治理變革中，中國企業正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主動擁抱TNFD框架、加快專業團隊建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將成為破局的核心路徑。因此，中國企業必須抓住2025年全球指標體系落地的契機，加快能力升級，以規避風險并搶占綠色金融和生態產品領域的先機。

? 本文部分內容根據綠維易新（上海）生態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杜金訪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