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為人為政與戰國風氣

商鞅的變法雖然容易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僅能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的權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懼和貪欲，所以就會“免而無恥”

商鞅由魏入秦，為秦孝公主持變法，致秦國富強而死于非命。司馬遷《史記》為商鞅立傳，不諱言他的政績，卻對他的為人為政頗有微辭，批評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尋味。

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體現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

關于商鞅為人的刻薄少恩，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有很深入的刻畫：變法初期 ，給新法提意見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觸犯新法，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等于是向商鞅認錯，商鞅卻趁機大做文章，將這些“亂化之民”全部發配遠方，從此秦“民莫敢議令”；幾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觸犯新法為由，將他處以劓刑（割掉鼻子）。對敢于反對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殘酷打擊而決不手軟的。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僅僅表現在一般執政者身上，為害不會久遠，人去政息而已。但作為主持秦國變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體現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是輕罪重刑，連“棄灰于道者”都要處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而實際的情況，則是“網密而刑虐”。據劉歆說，商鞅“一日臨渭而論（編者注：處決）囚七百余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無論是對政見不同者，還是對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處都有一種戰而勝之的意識。他的刻薄少恩，正是與這種“戰勝”意識，深刻地聯系在一起的。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處以車裂酷刑，族人也被誅殺。此為明末刻本《新列國志》插圖

吳起為了取信于魯國的君主，殺了自己的妻子。 明人繪

商鞅的徙木立信，在于要造成一種風氣：不管怎樣不可思議的事，一切服從，就可以獲得重賞。 今人繪

極端功利主義，并無一定的政治理念

商鞅為人為政的刻薄少恩，與他的極端功利主義，也是聯系在一起的。讀《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無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極端功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據司馬遷講，商鞅第一次去見秦孝公，對孝公大講“帝道”。帝道是屬于道家一派的治國理論，強調的是“順天而成”。但是，這種理論太玄，跟秦孝公講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見秦孝公，又改講“王道”。王道是屬于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秦孝公也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去見秦孝公，又用“霸道”來試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興趣，卻未及與之深談。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見，走的是秦孝公寵幸的閹臣景監的后門。秦孝公前兩次召見商鞅，聽得都很厭煩，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景監也因此對商鞅頗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見，商鞅終于發現秦孝公對霸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