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恒：對我影響較大的三本書 ｜秘密書架

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競恒。

一、《兩漢思想史》

徐復觀此書從西周、春秋封建時代的社會結構，以及封建政治、社會崩潰后，法家與秦漢專制政體成立這一大的背景下，去梳理和探討兩漢以來的政治演變，以及儒家思想重建社會并抵抗任性皇權的努力。徐復觀認為，周代宗法封建之下的小共同體內部，發育出以孝悌、禮讓、仁愛為基礎的基本倫理，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反駁了所謂西周為“奴隸社會”之說。在周代，以“國人”為主體的政治有效階級，也擁有力量反抗宗法貴族，對王權進行限制。但隨著春秋時期封建政治的全面崩潰，憑借工商業以及“士”這一等級的崛起，孔子將西周宗法之禮的知識向社會傳播，留下延續華夏文明生命的種子：“永嘉之難，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隴西去的，多是強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國文化于夷狄之中的，依然是強宗大族。強宗大族是專制政治的敵人，但卻是民族動力的保持、推動者”（《兩漢思想史》第一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1頁）。

商鞅變法與秦政崛起，意味著秦漢式專制政體的發育，其間雖伴隨著楚漢之際、西漢早期問題的博弈與演變，但漢初所謂“封建”已然扭曲，“僅繼承了封建丑惡的一方面”，其尤甚者便是各類諸侯王的“禽獸行”。在此背景下，漢代皇權以專制克服封建，大獄和酷吏迭起。體現在學術上，便是“學術史中董仲舒的冤獄”，以及“東漢專制政治的繼續壓迫”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西漢知識分子對于秦政與漢承秦制后的遺產，進行了各種抗爭：“至于西漢知識分子幾乎無不反秦，而反秦實際上即反漢，更不待論。我覺得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于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第一卷，第167頁）。從孔門七十七子開始，平民出身的弟子，就開始模仿先秦貴族，創造了自己的姓氏。漢儒為了重建社會，通過在民間推廣傳播“吹律定姓”等方式，讓平民獲取了組建小共同體的文化符號與紐帶。通過姓氏，平民建立起自己的族?！盁o族之家，孤寒單薄，易于摧折沉埋。有族之家，則族成為家的郛郭，成為堅韌的自治體，增加了家與個人在患難中的捍衛及爭生存的力量”（第一卷，第192頁）。

漢代社會重建的同時，知識分子也在知識體系上進行了多樣化的建構。自陸賈以《新語》開始對劉邦集團進行文化上的啟蒙，總結亡秦的教訓，發出人民疾苦的呼聲。五經六藝的真實意義，在于告誡“馬上打天下”者，治理不可憑借粗暴的壓制關系，而應該承認社會的四倫與運轉。賈誼的《治安策》中，則蘊含人們很少注意到的消解皇權思想，如《新書·官人》之強調師、友、大臣等共同參與決策：“行使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