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節哀順變”，我們還能對喪親者說什么？

李昀鋆在母親忌日時拍下的紀念照片。（受訪者供圖）

在英國訪學期間，李昀鋆觀察到，身邊的人談起喪親經歷時，語氣往往非常自然。她的英國導師專門研究喪親，和李昀鋆第一次見面時，她已經將自己人生中所有的喪親經驗，包括丈夫、父親、小兒子是如何去世的，都跟她分享了一遍。學校診所的評估表格上，“喪親”也被自然地列入了近期可能影響身心狀態的重要事項之一。

在那樣的環境中，李昀鋆也逐漸不再避諱。在院系茶水間遇見同事，她會自然地分享自己研究喪親與哀傷，背后的原因是母親去世了，而聽的人也會順著她的話接下去，說起自己或朋友的類似經歷。

“感覺在那里，喪親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要藏著掖著的事情?！彼f。過去，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期間，李昀鋆一直有意識地向周圍人瞞著自己的喪親身份，直至博士論文答辯，她才向眾人公開。

在華人社會，喪親大多時候被視作禁忌話題，少有人公開談論。一開始做喪親研究時，她總是需要向別人解釋，研究哀傷是有意義的。每當與旁人提起，幾乎所有人都會驚訝：“為什么要研究喪親？有什么用？”在大部分人眼里，“時間會療愈一切”的觀念根深蒂固。

作為一個喪母的女兒，李昀鋆從未停止過哀傷，即使她表面上依舊在正常生活。她不禁陷入自我懷疑：這個研究真的有意義嗎？其他喪親者的哀傷經驗是什么樣的，他們會不會很快就放下了哀傷？在此前的生活中，她從未遇到過一個公開表明自己喪親身份的年輕子女。對于這些問題的答案，她無從知曉。

招募到合適的受訪對象并不容易。為了做一項喪親研究，臺灣學者張淑容曾招募父母在初中時突然離世的年輕子女，可截至論文完成時，她最終的訪談對象僅有3人，而且都是通過熟人介紹而來。

李昀鋆最初同樣嘗試在熟人網絡里撒網，但一無所獲；后來又聯系了兩家提供哀傷服務的公益機構，效果也不理想。最終，通過在個人公眾號上發布的研究邀請信，她才成功招募到受訪者。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訪談，44位年輕喪親子女的哀傷敘事在她面前徐徐展開，并最終被編織進她的新書《與哀傷共處》中。

“哀傷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幫不到忙”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開始做喪親研究的？

李昀鋆：研一的時候，我媽媽突然間去世了。我以為我會處理得很好，我本科和碩士一直讀的是社會工作專業，我受過社工的訓練，所以一直很想表達自己的情緒，哭得很厲害，也有很多保護我媽媽的行為，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什么遺憾。然后回到校園，回到了所謂的正常生活里，卻發現不是這樣，整個人很崩潰。

來香港讀PhD的時候，我當時想選擇Wallace（陳智豪）做我的博士導師，在看他的簡介時，我看到他有一個研究領域叫做“bereavement”。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搜就看到那個詞叫做“喪親之痛”，完全是沒有預備的情況下看到，我“哐”一下就哭了。后面才知道，原來社工是會提供哀傷輔導的。但是我依然選擇避開，在那段時間里也沒有跟我的導師說過，我經歷了母親離世這件事。

第二個學期我們要做一些教學助理的工作，學系自然地把導師的課指派給了我。那門課叫做《與哀傷共存》（Living with grief），它其實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一門專門聚焦哀傷與死亡的課程，也是Wallace主動申請開設的。整門課的主題都圍繞“哀傷”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