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應有嚴格的警務系統內部和社會外部監督

專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王太元教授 

通城警方：“交10萬就放人，沒錢就帶回湖北”　圖/向春

南方周末：在這個案子里，當兩名湖北警察向當事人家屬提出索要10萬元，而又不愿提供任何書面證明的時候，從您的角度來看，家屬應該怎么辦？

王太元：任何時候我們都要依法辦事。如果你發現警察的行為不合法，你就要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

孩子參加賭球，當然是要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進行處罰的。但警察提出讓家長交10萬元放人，又不提供任何書面證明，這其實就是采取私了的手段。對于雙方來說這都是不適當的，如果警察自己拿了這10萬元，一旦查出那肯定是要坐牢的；家屬如果接受了這種私了的方式，接下來還想走別的路就很難了。

南方周末：在當時的情況下，家長們是沒有別的選擇的。如果不交錢，孩子就會被帶到湖北去，一旦被帶走，家長們都很擔心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事。

王太元：作為家長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這種私了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司法機關來說，肯定是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的。

如果擔心孩子去了湖北出什么問題，可以向湖北的法院和檢察院提起司法訴訟，讓對方的上下級都明白，如果我的孩子在那邊受到任何威脅，出了任何問題，這個官司我是要打到底的。通過強大的輿論監督和司法監督，讓對方不敢做出違規的事情來。

越是隱秘的、私下的交易，越是讓當事人處于弱勢。一方面，如果警察的執法行為的確違反法律規定，那就應該由有關部門嚴肅處理；另一方面，如果個人通過這種方式操作，原本夠得上法律追究但對方因此沒有追究的話，你就獲得了合法權益之外的非法權益。

真正懂得法的人，他都會察言觀色，看出你是不是好欺負。凡是想要私了的人，都好欺負。

南方周末：按照規定，取保候審的保證金是否應存入公安局在當地財政局的財政專門賬戶？

王太元：這種錢應該存入公家賬戶，而不是私人收下去。如果家屬能夠取得存入款的證據、取出款的證據以及錄音證據，只要有這三條，還能把雙方聯系上的話，證據應該說基本上可以了。

最好是拿著證據直接向對方的監管部門提出來，這個案子越公開、越透明，對于個人來說結果就會越好。

南方周末：這兩位湖北警察在收到10萬元時，既沒有提供取保候審決定書，也不愿意出具任何收據。是否因為湖北警方在上海異地辦案，就可以先收錢再回去補辦取保候審的相關手續呢？

王太元：首先，不管什么錢，就算是私人收了錢都要開個收據，公家收錢更要有嚴格的依據。俗話說“官憑文書私憑印”，哪怕是民事交往，你也應該出具收據，如果這都沒有，還怎么能稱為執法呢？沒有任何依據，就是收黑錢。

既然在前期拘留當事人時可以由上海警方協助提供刑事拘留證，那辦理取保候審的時候也可以請上海警方協助辦理取保候審的相關手續。

如果說確實因為異地辦案，手續辦理上有延遲，至少現場可以出示私人的證據，證明你收了10萬元錢，比如“我拿了誰的10萬塊錢，因此孩子不帶去湖北了，回去補手續”。如果你寫了書面手續，對方認可，那作為簡易程序也是可以的。你不出具任何手續，能證明你這是什么行為？這本身就是違法辦案，就是索賄，私放人犯。

南方周末：現在留在家長手上的有一份銀行存款憑證，證明錢是存入其中一位警察妻子的銀行賬戶的，這是否能夠算作湖北警察留下的憑證呢？

王太元：銀行與這個案子沒有關系，它不是一個執法主體。除非上海警方作為協助單位出具憑證，他們能開出拘留當事人的法律文書，也能代湖北警方開出一個取保候審的簡易文書。

南方周末：警察的執法工作有著嚴格的警務系統的內部監督和社會外部監督，這是如何實現對警察的監督的呢？

王太元：任何法治社會的法治行為，都要依法才能辦到。作為群眾要監督警察，首先你要知法守法，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辦。人家什么票據都沒給你，就要收你的錢，這就是要私了，如果你默許了這種行為還怎么監督？

要想監督別人，首先自己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識，一個連自身權利都不了解的人，是沒法監督警察執法的。

如果警察合法執法，公民當然應該合法地配合；如果他非法執法，你也有抵制的權利。他在非法的時候你也想用非法的方式抵制他，這樣就不好辦了。依靠公民用自己的自然反抗來監督執法是錯誤的，要么走向梁山好漢的方向，要么就是走向賄賂警察的方向。如果群眾發現了警察違規執法的行為，可以向公安法治部門、公安督導和紀委等專門的監督機構反映，越透明越詳盡越嚴密越好。

任何一個警察，想用非法的手段實現合法的手段，那他是大錯特錯的；對于群眾來說，至少是背道而馳的，是達不成目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