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ESG生態|標準散、監管弱、實踐軟,中國ESG路在何方?
許多企業和投資者將ESG視為合規工具或市場標簽,而非驅動長期價值創造的邏輯,這既源于市場發展階段和政策環境的局限,也與利益驅動機制、能力建設不足相關。
責任編輯:孫孝文
ESG從資本市場熱詞轉化為企業發展動能的過程,困難重重,平臺型組織,天然具備促進對話、傳導政策、鏈接資源的屬性,方法得當,能夠發揮穿針引線作用,促進ESG實踐落地。
2023年6月,中華環保聯合會成立了ESG專業委員會,以系統性思維推進ESG生態建設,連續兩年度發布《企業ESG藍皮書:中國企業環境、社會與治理報告》,牽頭制定《企業ESG評價指南》多項團體標準,探索將ESG評估體系植入園區招商全流程,試圖構建從ESG標準建設到產業落地的閉環。
“ESG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方法論,不是資本市場的炒作概念?!敝腥A環保聯合會ESG專委會主任林彬強調,企業應聚焦實質性議題、構建全生命周期管理,并通過技術創新解決實踐痛點,唯有如此,ESG才能真正從“熱度”轉化為“價值”。
短期利益與長期價值的沖突
南方周末:如何認識當前中國ESG生態的整體發展水平?
林彬:中國ESG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但主流化趨勢已經開始顯現,行業層面呈現出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特點。隨著可持續發展政策和“雙碳”目標的推進,政府有關部門及企業較以往更加關注ESG理念和實踐。
然而,實踐層面中國企業面臨著如何將ESG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的挑戰。一方面,企業需要識別形成自身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ESG議題,并圍繞這些議題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和措施。另一方面,企業還需要加強ESG信息披露質量,不斷提升ESG表現,以更好地回應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要求。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目前對ESG投資實質性不強、ESG實踐流于表面的批評?
林彬:這些批評直指當前ESG實踐的核心矛盾——許多企業和投資者將ESG視為合規工具或市場標簽,而非驅動長期價值創造的底層邏輯。這一問題的形成既源于市場發展階段和政策環境的局限,也與利益驅動機制、能力建設不足密切相關。
戰略層面,ESG與企業核心業務存在“兩張皮”現象,多數企業將ESG目標與財務目標割裂。如傳統能源企業宣稱“碳中和目標”,但實際業務仍依賴化石能源擴張,減排措施僅限于購買碳匯,而非技術升級或商業模式轉型,導致ESG淪為營銷工具。
信息披露上,企業傾向于展示“無害指標”,如員工培訓次數、公益活動數量,而回避敏感問題,如供應鏈強迫勞動、腐敗案件等。企業為提升ESG評級得分,會選擇優化披露內容而非改善實際績效,如增加董事會女性比例但實際弱化其決策權。這也會導致ESG投資的“標簽化”。
南方周末:ESG實踐方面,員工、消費者、供應鏈權益面臨不少挑戰,如過度加班、侵犯隱私、拖欠中小企業賬款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林彬:社會領域的問題是我國企業當前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暴露的是勞動法執行乏力、消費者維權成本高、中小企業權益保護立法滯后等政策層面的不足,以及資本短期逐利,通過壓榨員工和供應商維持利潤率的市場激勵機制扭曲。
糾偏路徑需政策、市場、企業和社會共同發力。如在政策端,需要在法律層面細化監管要求,如制定加班補償標準,建立“過度工作黑名單”制度;對惡意拖欠企業取消招投標資格,將供應鏈ESG審核納入上市公司強制披露等,強化監管。市場端,當前國內ESG評級中E占比較高,可通過適當降低環境維度權重,提升員工權益、供應鏈管理等社會指標,重構激勵與評價體系。
標準散、監管軟、創新少
南方周末:中國近年來密集出臺ESG相關政策,當前政策推動與企業實際落地之間是否存在問題?
林彬:中國近年來確實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快速搭建了政策框架,但政策與企業實踐之間存在顯著鴻溝,既源于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涉及市場機制、企業能力等深層矛盾。
第一,政策“碎片化”與企業執行模糊。如在環境領域各行業標準分散,企業面臨“多標并行”困擾;社會領域,勞動權益保護雖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但“996”治理缺乏細則,地方執法尺度不一,員工維權成本高。
第二,政策監管力度與威懾力不足。當企業違法成本遠低于收益時,相關政策的監管力度就會大打折扣,這種現象可能導致一些企業選擇支付罰款而不是投資于環保設備或采取其他環保措施。
第三,企業側重于“被動合規”而非“主動創新”。為滿足ESG報告披露要求,優化描述,而非改善具體實踐,暴露了ESG實踐中的深層矛盾,即短期利益導向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沖突。
中國ESG政策的未來,不在于簡單對標歐美,而在于探索“政府-市場-社會”三元協同的本土化路徑。
南方周末:中國ESG生態圈的主要參與者眾多,目前是否存在角色缺位或重疊?
林彬:角色缺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數據的監督審計缺位,國內缺乏權威的ESG數據鑒證機構,企業披露的ESG數據大多未經獨立審計,可信度存疑。二是中小企業與供應鏈配套服務缺位,針對中小企業的ESG能力建設支持不足,缺乏低成本的數據工具、培訓資源和融資渠道。三是公眾與媒體監督缺位,消費者、員工、社區等利益相關方缺乏參與ESG監督的渠道,社會輿論難以轉化為企業改進壓力。
職能重疊主要表現為資源浪費與標準沖突:一是政策制定與執行主體重疊,如生態環境部、證監會等多部門出臺ESG相關文件,但側重不同、執行分散,企業面臨多重壓力。二是行業協會與協會職能交叉,不同協會制定的ESG標準有所交叉,企業對標標準不統一。三是評級機構與咨詢公司業務重疊,部分評級機構同時提供ESG咨詢和評級服務,存在利益沖突,削弱評級獨立性。
風險共擔、生態共建
南方周末:行業協會為幫助中小企業提升ESG表現,可提供的關鍵支持有哪些?
林彬:一是標準化支持,降低ESG合規門檻。包括制定行業簡易ESG指南,推出“中小企業ESG實操手冊”、將復雜標準簡化為“必做清單”,開發輕量化工具,一鍵生成基礎報告等。
二是建立合作網絡,進行資源鏈接。行業協會可以連接中小企業與其他企業、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促進資源共享和經驗交流。如收集行業低碳技術專利,搭建綠色技術共享池,以“會員免費+非會員低價”模式開放使用;對接綠色金融渠道,聯合銀行、券商設計“行業專屬ESG金融產品”,并協助企業申請政府補貼。
三是開展能力建設培訓支持。組織研討會、培訓班和在線課程,針對不同階段企業設計分層培訓體系,收集細分領域成功樣本,提供可復制的工具包,幫助中小企業理解和實施ESG最佳實踐。
四是政策傳導與利益爭取。行業協會可以代表會員企業向政府提出建議,爭取有利于ESG發展的政策環境。如推動出臺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補貼或其他激勵措施,降低ESG轉型成本。
五是發揮供應鏈協同作用,借力“鏈主”企業賦能。行業協會可推動大企業帶小企業,要求行業龍頭將ESG要求嵌入采購標準,并為供應商提供技術輔導。同時,推動建立行業ESG互助聯盟,同區域、同產業鏈企業可聯合采購綠色服務,攤薄成本。
南方周末:如何更好地建立跨行業的合作機制,以促進ESG生態良性發展?
林彬:真正的跨行業協作不僅意味著數據共享或項目合作,而是需通過多維度協同,打破行業壁壘,構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生態網絡。
一是政策協同機制,打破多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如成立國家級ESG協調機構,由發改委、國資委、生態環境部、證監會等部委聯合組建“ESG發展委員會”,統籌政策制定、跨行業標準銜接及資源調配。從頂層規劃角度明確不同行業的ESG核心議題與協作義務。
二是資源共享機制,促進ESG表現的透明提升。政府端,可建立ESG數據共享平臺,整合各行業碳排放、供應鏈、勞工權益等數據,供相關方調用。企業端,可跨行業共建關鍵技術攻關平臺;龍頭企業可向中小企業開放核心低碳專利,按減排效果收取階梯式許可費。
三是風險共擔機制,分攤行業落實ESG的成本。供應鏈企業可實施金融聯動,核心企業為上下游中小供應商提供綠色信貸擔保,銀行基于全鏈ESG表現動態定價。此外,可設置行業互助基金,按行業規模強制提取ESG風險準備金,用于應對突發環境事故或供應鏈危機等。
四是市場激勵機制,促進良好表現者獲得更多機遇。通過建立跨行業綠色采購聯盟,龍頭企業牽頭優先采購ESG達標的中小企業產品;在政府工程、大宗采購將ESG表現與招投標掛鉤,納入評標體系,倒逼市場提升ESG綜合得分。
五是社會監督機制,形成全社會參與的氛圍。降低公眾和利益相關方參與監督的門檻,可建立跨行業ESG聽證會,邀請員工代表、社區居民、環保組織參與重大項目評估,綜合考慮各方意見。
總之,一切機制作用的發揮都需要放下“獨善其身”的思維,企業、政府、協會、金融機構在生態圈中找到自己的“共生位”,共同破解可持續發展的全局性難題,真正從“單點突破”走向“系統革新”。
校對:趙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