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時代：我們該如何理解ESG

自4月2日發布關稅政策以來，特朗普政府的決策反反復復。這一政策的未來雖然充滿不確定性，但其背后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試圖逆轉近幾十年來全球化所建立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如英國《金融時報》4月16日一篇文章引用的投資公司創始人、前白宮通訊主管Anthony Scaramucci的話說，“他想終結全球貿易體系并削弱美國。他想讓美國‘Brexit’世界”。如果說繼英國脫歐、美國“脫離世界”后我們將面對一個后全球化時代，那所謂“負責任的商業角色”的內涵也將勢必發生演變。

其實，自特朗普今年一月再度就職美國總統以來，就其執政對推行“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理念可能帶來的影響，中外活躍的業界平臺，如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商道縱橫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的Moral Money專欄等，都進行了持續的關注與討論。

綜觀這些評述，焦點主要集中在特朗普的上臺是否會使ESG的推行受阻，特別是一些具體的議題如氣候變化、碳排放以及多元、平等與包容（DEI）等，統一的基調不外乎ESG這一潮流不應逆轉。而三月中國兩會期間，更有代表發出了“構建中國主導的供應鏈ESG審核標準體系”的呼吁。

在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的背后，人們不得不思考：三十多年來主導經濟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體系是否將被重塑？新一輪的全球供應鏈重組后商業的責任又該被賦予怎樣的內涵？全球ESG、企業社會責任（CSR）或可持續發展是否需要新的領導力與國際合作？

追本溯源，跳出兩大“認識誤區”

筆者認為，要認清特朗普2.0時代的ESG發展走向，需要跳出兩個根深蒂固的“認知誤區”。

首先，不應把ESG的概念及具體內容視為固定不變的。以CSR的發展為例。當CSR的概念最初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于美國后，最著名的反對者莫過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他的“商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其利潤”的文章標題被無數次地引用。但在CSR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后，我們應該重新閱讀弗里德曼這篇發表于1970年的文章。重讀這篇文章不是因為這個醒目標題已不再代表主流價值觀，而是因為它歸納了對商業的社會角色的基礎性理解，那就是市場與政府在社會事務中的分工。

按弗里德曼的觀點，商業與政府各有其專長，社會事務不應納入企業的職責范疇。這一主張與其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一脈相承，即減少對企業的監管與束縛，盡可能地釋放市場的自由與活力。他的學說被英美在70年代末率先采納。在向新自由主義國家的轉變中，一方面，西方發達經濟體開始對國民福利進行削減、對工會力量進行削弱；另一方面，自由貿易體系與跨國公司力量得以加強，勞工利益受到擠壓。

伴隨著90年代起不斷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這些衍生的社會問題，加上日益惡化的環境，大型跨國公司在營利以外的社會責任，成為西方社會的重要關切，并在新千年到來時發展為一個全球性的趨勢。

可以說，CSR這一概念的誕生與推廣，圍繞的是政府與企業在社會事務中的分工，而這一分工隨著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演化而發展。

ESG的理念也不外乎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發展的產物。進入21世紀，伴隨著一系列CSR相關的國際倡議的提出，ESG的理念也應運而生，旨在從投資、金融的角度加強企業的社會擔當與環境表現。

可以說，無論CSR還是ESG，其誕生的背景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為緩解社會矛盾而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分工調整。西方左派學者認為，CSR被當作資本主義經濟的救星出現，而它的誕生又反映著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矛盾重重。它們（CSR、ESG）是政府、社會與商業之間互動的產物，而其內涵又在這種互動中不斷地演化。

目前被廣泛討論的多元、平等與包容議題，環保、氣候議題，都是這種互動的產物。它們為迎合來自社會的強烈呼聲而被企業納入其責任范疇，又可能隨著政治話語風向的轉變而消減。例如，在特朗普1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明確宣稱美國只認可兩種性別后，以沃爾瑪為首的眾多大公司在其CSR議程中紛紛移除多元、平等與包容的議題。

歸根結底，CSR、ESG等理念都是對商業的社會角色及其內涵的探索，它們從誕生到現在始終（并將永遠）處在動態變化中。

其次，不應把已有的國際標準或倡議等一味默認為普適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在CSR或ESG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這是一個需要承認的現實。因而各項國際標準或倡議，無論直接還是間接地，也普遍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如個人主義、權利意識、公私有別等等。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把西方中心視為理所當然。恰恰相反，在CSR、ESG等概念發展到今天，不同國情之間對于商業責任的理解與履行方式并沒有取得絕對的共識。

與追求“同一”相反，只有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才構成真正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話語體系。以扶貧為例，在國際社會責任指南ISO26000的制定過程中，由來自發展中國家代表提出的這一主題并沒有被國際標準所采納。但中國近幾年的企業實踐中，無論國企、民企還是外企，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都是企業開展社會責任項目時首推的主題。在響應這一國家戰略的行動中，通過與各種參與CSR發展的主體合作，以集體的發展帶動個體的脫貧，中國企業的扶貧實踐無論在理念創新還是實施路徑上，都有別于西方背景下一味的對個體權利的強調，理應成為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警惕影響ESG發展的三個現象

因此，筆者認為要把CSR或ESG這些概念的提出與發展當作一個社會現象，認識其背后的政治經濟發展邏輯。這些理念試圖對商業在社會中應該擔當的角色進行界定，其本質在于政府、企業以及社會之間各種力量的不斷博弈與適度妥協。正因如此，無論CSR、ESG或是將來可能再度出現的其它概念，都既不應被看作一成不變，也不應拿來普遍應用，而是要立足實際情境，關注其背后來自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之間力量的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對商業角色內涵的持續影響。

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探討特朗普2.0時代的企業社會角色的發展，最值得關注的是政商精英聯盟互動下的新一輪全球政治經濟體系演化，這種演化將產生新的社會矛盾，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商業責任新的形塑。

首先，特朗普及其背后的政商精英們，對ESG等這些代表著國際主流價值觀的理念壓根不在乎。特朗普八年前的就職演說曾被小布什恥笑為“什么古怪玩意兒”，但現在特朗普就職典禮演說現場19次的熱烈鼓掌，則體現了其追隨者的狂熱擁簇。特朗普演講的核心是讓美國再次強大，而實現這一點的首要訴求是領土擴張。他不僅索要格陵蘭島，覬覦加拿大，甚至理直氣壯地宣稱要將星條旗插到廣闊的宇宙星辰。他要開啟的所謂美國的“黃金時代”，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擴張?！督洕鷮W人》在其宣誓就職的第二日直接以《新的美帝國主義》為題發表評述，稱“唐納德·特朗普是100多年來美國首個呼吁開辟新領土的總統，包括火星”。執政后特朗普更是咄咄逼人地索要烏克蘭的稀土資源。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是西方跨國公司角色的轉變。幾個世紀前荷蘭、英國海外殖民擴張時，與堅船利炮并行的是最早的跨國企業——東印度公司。同理，特朗普2.0時代的美國領土擴張與資源訴求不可能缺少商業力量的配合。事實上，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西方跨國公司的角色早已非純粹的經濟主體，而是鮮明地宣告了政治立場。這種政治背景下，ESG等議題要么不在決策者的日程上，要么被注入政治內涵。這一苗頭目前也并非美國所獨有。在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的支援日益缺席的情況下，近期歐洲的英、法、德等國家紛紛提出ESG評價標準不應一味排除軍工，以期鼓勵加強軍備以應對俄羅斯。近日英國工黨的100多名議員發表公開信，敦促金融機構重新思考ESG機制，指出將所有國防投資排除在外并稱其為“不道德”的做法是錯誤的?？梢哉f，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商業的角色期待正在發生著變化。

第三，目前ESG發展的演變既有政治因素，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會的呼聲。從其就職演講來看，特朗普2.0時代試圖重塑美國社會的價值觀。當他在演講中宣稱從今以后美國將只有男性與女性兩種性別時，現場擁護者報以無比熱烈的掌聲。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他強調回歸傳統能源的開采，反駁氣候變化論。特別是當他在就職當天一個接一個地簽署各項行政令，簽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前告知現場觀眾這將為他們節省多少錢時，現場歡呼雷動。

這些“反ESG”的論調在英國也不乏附和之聲。以筆者這個旁觀者的經歷來看，環保主義者的很多極端行為，擾亂社會秩序，時不時給本就慢條斯里的倫敦公共服務平添煩擾，已引發公眾諸多不滿。而每年夏天的以倡導LGBT平權的London Pride大游行，根本就是一個大秀場，大公司秀價值觀，政客秀立場，帥哥美女秀美貌，平民百姓湊熱鬧。至于氣候變化這樣一個關乎人類未來的嚴肅話題，在權力的操控下，有時也虛實莫辨。以自稱為氣候變化論懷疑者的媒體大亨默多克為例，在他的直接影響下，澳大利亞三分之一的媒體報道都否認氣候科學，質疑氣候變化論。

總之，這些關乎平權、環保、氣候變化等ESG的常見議題，在西方國家早已被過度政治化，聽膩了這些論調的政客、精英乃至普通大眾，自然與講“真話”的“特朗普們”站到了一起。而對特朗普本人來說，他對價值觀、商業責任、人類可持續未來等等這些關乎信念與理想的東西，既不懂，也壓根沒興趣。

我們該如何理解并踐行ESG

在復雜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下，雖然“反ESG”的聲勢日益壯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對商業應有角色的探索。

正相反，展望后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體系前景，我們需要審視未來社會新的矛盾，并由此探索商業應有的責任。特朗普的再度上臺離不開選民的支持，但特朗普2.0所真正服務的并不是美國普通民眾，而是那些利益與其緊密捆綁在一起的科技、金融巨頭們。他們是目前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主宰著最先進的技術，擁有探索宇宙的能力，更以掌控著龐大的媒體帝國決定著英語世界的所謂“真相”。這一被西方媒體稱為“寡頭聯盟”的政治與商業精英的結合，首要維護的是其自身階層的利益。他們可以在特朗普再度得勢時見風使舵地否認自己之前的氣候變化立場，如馬斯克；也會在其政策有損自身利益時馬上行動，如在近期特朗普關稅政策發布后的股市大跌中，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透過《?？怂股虡I新聞》公開表示應該暫停關稅戰。而特朗普改為對手機、電子產品等降低關稅，也與科技公司的公關活動直接相關。

通過類似的公開或隱性的方式影響政策，固然是這些商界巨頭們對既有全球化經濟秩序的維護，但無論全球供應鏈怎樣轉變，真正受益者都不是被甩出全球化巨輪的美國工人階層。

CSR、ESG等理念的誕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時的自我修復。這些概念涵蓋了對工人收入、工作狀況以及環境等方面的保護，但遠不足以改善經濟全球化中出現的群體間、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未來伴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發展，工人與資本之間不平等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將被擴大，因為這些新技術的普遍應用將更多地取代人工?？梢哉f，即使特朗普的關稅武器可以重啟美國制造業、重組全球供應鏈，未來因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廣泛應用而造成的工人失業，不僅將成為美國社會新的矛盾，也將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甚至全人類面臨的新的矛盾。技術的發展固然是人類的進步，但人類擁抱新技術的同時也將面對新挑戰，這些都需要理念的創新來解答公司的責任，并定義商業的倫理。

其次，我們不僅要關注企業的ESG實踐，更要關注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各類主體的共同參與?？v觀CSR與ESG的發展歷程，企業只是參與者之一，而政府、社會組織、咨詢機構、行業協會、學界、媒體等，從政策制定、知識創造、實踐倡導以及行為監督等多個方面同等地參與其中。投資者、消費者則直接可以用金錢的力量對企業的社會擔當施加或大或小的壓力。

在國際層面，從聯合國到多個國際組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等，都以發起倡議、制定標準或頒布指引等方式推動或協助企業在社會與環境方面履行其應有的角色?！度蚱跫s》《ISO26000社會責任指南》、GRI可持續報告框架都是從業者們耳熟能詳的例子。在責任投資方面，誕生于英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評級機構，如明晟、富時羅素等，則通過制定指數和發布結果對上市公司的環境與社會表現進行評定，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評價體系。

在走向全球化過程中，西方跨國公司也在與不同機構的合作中推動著ESG的發展。如西方跨國公司牽頭制定的一些操作準則，也隨其全球業務走向“國際化”，這些準則除了面向其全球供應鏈合規而推行的審核體系，還有很多針對特定行業而聯合其它類型的機構開發的守則。例如，筆者曾經服務過的星巴克咖啡公司與致力于環保的國際組織以及負責評估的第三方機構合作，共同制定了《咖啡與種植者平等實踐》，從透明交易、環境可持續、社區發展以及咖啡品質四個方面與世界各地的供應商、農場、當地社區合作，以期做到全過程的盡職負責，這對全球咖啡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規范性意義。

因此，這些來自不同部門、不同層級并擁有不同背景和性質的主體，都是活躍在CSR、ESG或統稱為負責任商業領域的行動者，通過引導、督促、指引、強制命令或協調配合等各種方式，它們積極與企業互動，共同影響著其社會角色的履行與演化。只有協同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實踐，才能在全球CSR與ESG的體系發展中把握主動，從而真正助力企業的責任履行以及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全球可持續發展也呼喚新的領導力。在商業責任、減少碳排放、氣候變化消除等成為全球性趨勢之際，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國卻欲退出國際主流話語，重回傳統能源、工業化生產甚至領土擴張的老路。這給國際可持續發展的場域騰出了新的權力空間。從2000年代初開始主動采納CSR理念以來，來自中國社會、商界與政府的多重力量不斷以各種方式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同時也越來越多地加強國際互動。中國政府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開發、中國企業開展海外社會責任履行、中國社會組織走進“一帶一路”國家，以及中國本土的專業人士們在相關國際平臺上的嶄露頭角，都是中國積極融入全球ESG發展的行動。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為第十一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的一部分，中國財政部于今年4月2日在倫敦發行了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圍繞氣候適應與韌性，這一債券的發布無疑彰顯出中國政府在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借助倫敦這一老牌金融之都的地位，中國綠色主權債券的發布也具有著國際效應。主導新的體系制定遠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在美國目前逐步退出的趨勢下，中歐以及中英的合作，無疑意味著國際可持續發展領域新的領導力。

? 作者系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智庫專家，英國倫敦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