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虎：再一次離開爸爸 | 到此的路程

徐小虎姐弟三人與庫特納夫婦的孩子在華盛頓合影，后排左三白衣女孩為徐小虎。作者供圖

1945 年到1949年四年時間里，我們全家能夠天天住在一個房子里共享歡樂。當時未能預知，那一閃而過的歲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夠享受合家歡的最后時日了。1948年秋，上海馬克諦耶女校開學之后，我又開始住校，只有周末在家，如同在歌樂山的那四年一樣，但父親當時有一段時間在上海教書，就住在家里。在歌樂山的抗日時段，爸爸每個周日晚下山回到重慶市，每周五下午再從城里回到歌樂山八塊田13號小黑泥屋的徐家度過周末的家庭團圓時光。我這一輩子能跟父母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在南京出生后的最初那三年，駐羅馬的四年，還有二戰后在上海的那四年。度過了遠離爸爸、小玉在柏林誕生的那一年以后，大家有幸能在羅馬享受合家歡整整四年。但因為每天三餐大人孩子都在不同餐廳用餐，其實也沒能天天真的和他們輕松地相處、擁抱。能夠一起相處一直是一種非?！袄狻钡母叱?，讓我比較慎重地看待見到父母，特別是爸爸的機會。

現在回頭看，盡管能感覺到當時家庭內在的溫暖、愛護、彼此相處的行為，但實在不及我們每個孩子后來在美國自己組建的家庭的那種親切感，的確一點兒都不像。因為我的父母算典型的19世紀歐洲文化背景下的家長，基本生活是和子女們完全分開的，我們從來不像朋友，而比較像校園里的師生關系，即 “孩子可看到卻不得聽到”——在當時的大人世界里，孩子不能打擾他們——的那種狀態。

那時，我在最不喜歡的都市生活中成長，過了十二歲生日，仍保持當年在歌樂山嵐歌野舞的松樹群和野杜鵑盛開的大自然中的那種無限自由的心態，堅持停駐于獨自隱思的世界里，聽不到馬路上高跟鞋或汽車喇叭的聲音，不參與同班同學的那些游戲或聊天。唯一享受的都市消遣就是出門看電影。每周六跟父母要錢買一張票，和端木儀民到附近的杜美小電影院，或者走長一點兒的一段路到更大的大光明電影院去看貴一點的電影，度過遠離現實的下午。我們很多禮拜六就是這樣過的，走到電影院看美國電影。那個時候同學們都回家過周末，但還是有人在關心國家的事情。周五下午大家帶包回家時，幾位深思的學姐們會留在學校某一個教室里開會——很秘密的會議。那是高中學姐們組織的，我聽說也去參加了。她們報告共產黨軍隊快要打進上海市了，拿下上海就會開始建造工廠、醫院、鐵路，全民免費教育從小學至少到高中，還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每次我都興奮地拍桌叫：贊！贊！

有個周六，我和端木儀民騎著腳踏車跑到郊外的虹橋地區，考察當地農民的生活，發現有個國民黨士兵正在強迫一位農夫用手和鋤頭在自己的田地上建造一個軍用的碉堡或哨崗，為了抵抗共產黨軍隊。農夫不知道怎么做，士兵就踢他，用刺刀長槍當棍子來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