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與時代摔跤”——從黃佐臨到鄭大圣 | 電影法門
從黃佐臨到鄭大圣,這一個電影家族的傳奇,可以作為電影戲劇史上的一段佳話,其中浸透著一部中國近代史,也體現著若干代知識分子的情懷用心。
對于歷史——當然也包括家族史的強調,有時候是一種資源,有時候也是一種負累,一種指向自身的約束。如何在時代里游泳,又能在自己電影家族的文化傳承里獲得自洽,這是一種古老的考驗。
責任編輯:邢人儼
黃佐臨與黃蜀芹。資料圖
一
近日讀了一本書,是一位朋友編著的《一個家族的電影史》(2023),其中涉及三位著名的電影人:黃佐臨、黃蜀芹、鄭大圣。三位導演的文字和影片我都熟悉,也知道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系——黃佐臨是黃蜀芹導演的父親,也是鄭大圣導演的外公——但我不曾將其觀念與實踐等方面的傳承加以研究。當這本書將三個人代表性的文章擱在一起,就形成了有意義的對照,使我們獲得了相對系統的知識。
不過本文的內容并非僅僅從閱讀中來,更從觀看他們影片的經驗中來。三代電影創作者的作品所存有的細微卻很有力的聯系,是讓我覺得特別驚奇的。這樣一個在電影藝術觀念和實踐方面都傳承有序的家族,在中國真不多見。
黃佐臨先生作為電影導演為我們所熟知,是因為他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拍攝的幾部電影如《假鳳虛凰》(1947)、《夜店》(1948)、《腐蝕》(1950)……他更為重要的身份其實是戲劇家,他的電影往往也是由戲劇改編而來——而從本體論上講,電影某種層面上也可以被看作戲劇。黃以戲劇觀念的超前和對中國話劇界的影響,在專業領域更為人所矚目。今天電影戲劇專業的考研試題里經常出現一道填空題——“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指的是什么?答案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和梅蘭芳。這三大體系就是由黃佐臨提出的。雖然這個說法其實并未獲得國際認可,但在中國,它更像是某個特殊時代的產物。
今天來看,三代人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都很強大。黃佐臨出生于1906年,1925年18歲時去英國留學,先學習商科,因為不適應,轉至社會研究科,因此有機會下工廠參觀、寫調查報告,這樣的學習于他似乎頗為相宜,他也因此喜歡上了創作社會問題劇的戲劇家如易卜生、蕭伯納和高爾斯華綏。而且他得到了蕭伯納的親自教誨,蕭伯納當時剛剛因為他的《圣女貞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1925年)。
據佐臨先生回憶,確切地說,他是從1927年開始對話劇感興趣的,曾兩度去歐洲學習戲劇??箲鸨l后他回國專事戲劇導演,1947年才開始在文華公司當電影導演。由于其豐富的文化見識,他的電影比同期的國產電影氣韻生動了許多。
而我對于他這個階段的感性認識,往往從別人的回憶錄中獲得。比如《小城之春》的主演韋偉曾在采訪中對黃導頗有微詞,認為他性情上“小鼻子小眼”,不如費穆大氣,不過她事后也曲折地解釋了,她對于黃導是有偏見的,當年他們一起搞戲劇,自己天性比較“高竇”,黃導經常要來“滅她的威風”,她在演《夜店》的時候,一個小角色的一句話的戲,黃讓韋演了三十多遍,氣得她要罷演。
可見這只是黃佐臨導演調控演員的技術。韋偉還說黃導當年在劇團的時候,比較擅長西洋戲,“他的戲經常是改自外國劇本的……一到《秋海棠》《浮生六記》他就動不了”。
韋偉說出了黃佐臨的尷尬處境。黃的戲劇理念其實在當時的中國是有點水土不服的,尤其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更是如此。首先他是超前的,其次他的戲劇眼光更高、更全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精英翹首遠眺西方的時候,他則直接浸潤于西方的文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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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吳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