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復古與過激而外，竟無正途乎？” | 周軼群讀《吳宓文集》

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的吳宓。

趙毅衡之問

我雖然有一個比較文學博士的學位，但多年來，我對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的吳宓（1894-1978）一直所知甚少，實在說不上來他到底有何主張和成就。我這種情況可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較文學研究出身的學界前輩趙毅衡先生著有《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一書（2003），多次重印和再版，頗有影響，其中一章以吳宓為主角，圍繞以下問題展開：“為什么吳宓號稱大學問家，門生遍天下，卻一生沒有學術或文學成績可言？”（2013年擴編版，四川文藝出版社，第88頁）這一發問的統計學根據來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吳宓卷》（劉夢溪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中所附的《吳宓先生著述要目》。除了一部詩集（《吳宓詩集》，1935），一本后人整理的講課提綱（《文學與人生》，1993），以及1923-1925年間發表的三篇譯文（1936），吳宓的論文“總共九篇，大半是1922至1923年發表于《學衡》的文字，自1925年后，直到吳宓去世，半個世紀，總共只有一篇文字：1936年刊于《宇宙風》的《徐志摩與雪萊》。述而不作的孔子，也沒有如此吝筆”（《對岸的誘惑》，第88頁）。

對吳宓“學術或文學成績”的認識，不管是就數量還是性質而言，在過去二三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1990年代以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以及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相應重估。本來因“反動守舊”而長期受到打壓的吳宓，能夠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中獲得一席之地，本就是這種反思和重估在初級階段的一個體現。這一進程在三十年間得以持續發展，吳宓之女吳學昭不懈從事的吳宓著作整理工作功莫大焉。在《文學與人生》（1993）和《吳宓自編年譜》（1995）之后，吳學昭相繼整理出版了《吳宓日記》（十冊，1998）、《吳宓詩集》（2004，比1935年版增收了1934至1973年間的六百多首詩詞）、《吳宓日記續編》（十冊，2006）、《吳宓詩話》（2007）、《吳宓書信集》（2011）、《吳宓評注顧亭林詩集》（2012）、《世界文學史大綱》（2020），以及最近的《吳宓文集》（三卷，2024）。

《吳宓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共收錄約三百篇文章，分為兩大類：著作（兩卷）和譯作（一卷）。這些文章幾乎全部作于1949年之前，其中有六十篇左右先前曾收進《吳宓詩話》、《世界文學史大綱》、《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孫尚揚、郭蘭芳編，1995）、《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徐葆耕編，1998）、《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段懷清編，2009）、《紅樓夢新談：吳宓紅學論集》（周絢隆編，2021）等集子，其他的據我所知都是根據報刊或手稿首次整理出版。這三卷文集的出版，為通讀吳宓學術著作提供了極大方便。吳宓的多重身份（西洋文學和比較文學專家、教育家、詩人、評論家、報刊編輯），以及貫穿所有這些身份的一種獨特的文化保守主義精神，通過各種不同的文體，得到了比從前更為豐富全面的展現。

《吳宓文集》三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獨特的文化保守主義精神

首先，應該沒有疑問的是，若論對西方文學傳統的通盤掌握，吳宓在他那一代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在這一領域留下的文字，《文集》中可見以下主要形式：1）文學和文學史專題研究；2）作家評傳、誕辰紀念、逝世悼文； 3）書籍和文章評介；4）譯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