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英國家庭女教師——《說吧，記憶》片斷

女士是一個大個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我六歲、弟弟五歲的時候，她大搖大擺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她濃密的黑發，高高梳起，開始隱隱發白；她嚴厲的前額上的三條皺紋；她突出的眉毛；黑鏡框夾鼻眼鏡后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隱約可見的髭須；那滿是斑點的皮膚，在她發怒的時候，一陣紅暈會莊嚴地擴展到堆在綴滿飾邊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個、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區域?，F在她坐了下來，或者不如說她開始應付坐下來這個任務，下頜的一團軟肉哆嗦著，邊上有三個扣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后在最后一刻，把巨大的軀體交給了柳條扶手椅，椅子純粹出于恐懼，發出了一陣如槍炮齊鳴般的噼啪聲。

那時我們在國外已經待了大約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亞度過了一九○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幾個月以后，我們在一九○五年初動身回俄國。我記不得是哪個月了。一條線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時候，我被帶到了那兒的俄國教堂——我第一次進任何地方的教堂——那可能是在大齋節期間（在禮拜進行的時候我問母親，牧師和執事在說些什么；她用英語輕聲回答說，他們在說我們大家應該彼此相愛，但是我理解為，她的意思是那兩個穿著閃亮的錐形禮袍的絢麗人物互相在說，他們永遠是好朋友）。從法蘭克福出發，在一場暴風雪中到達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從巴黎隆隆開來的北歐快車。十二個小時后列車到達了俄國邊境。

我還沒有滿六歲，但是在國外的那一年，那充滿了困難的決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個俄國小男孩接觸到了成年人的談話。他自己也難免受到一個母親的思鄉和一個父親的愛國情愫的影響。其結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國，我第一次意識到的回國，現在，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感到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場預演——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衣錦還鄉的預演，而是在我漫長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