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

■指點宏觀

就中國而言，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資產市場出現流動性“洪災”的時候，實體經濟還存在流動性“旱情”

中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和快速積累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結構和慣性的工業化戰略導致了結構性和體制性的高儲蓄，金融抑制進一步造成了對外資和美國金融市場的過度依賴。

為何中國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

總結和反思過去30年的增長路徑，可以看到，痼疾之一，是消費的體制性抑制與增長對投資與出口拉動的過度依賴。

中國投資與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可以上溯到1950年代形成的工業化戰略。通過價格剪刀差將農業剩余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工業化戰略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經濟 結構，帶來嚴重的“三農”問題；后者造成了工業化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工業化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又進一步導致工業 化戰略的剛性。

30年來的經濟體制變革，延續了計劃經濟中的政府主導和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但實現了政治經濟高度集權的體制向政治集權、經濟分權體制的轉變。中央 和地方兩個層面的趕超沖動與地方政府的政績競爭導致民生抑制、市場分割和產能過剩；開拓外部市場成為這種增長模式持續運行的必要前提。而地方經濟多頭對 外、無序競爭又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出口產業的短期成本優勢。

中國制造業的螞蟻雄兵打敗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衰老大象，中國出口占世界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