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一旦崩潰——對話朱小平

幾乎沒人明白金融市場

人物周刊：什么時候開始，你覺得金融危機有意思，要關注它？

朱小平：這次危機孕育了10多年，到07年2月開始顯現；08年9月美國財政部接管“兩房”、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美林被并購，可以看作危機爆發的起點，全世界媒體都開始報道。這之前也有人談論金融危機，但局限在少數專業學者里。

人物周刊：你提到過紐約大學魯比尼教授2006年就預言美國房市將拖垮經濟。

朱小平：現在查下來他是最早發出警告的學者，但當時沒有人重視，反有人批評他缺乏數學分析。他現在被稱為“末日博士”、“末日預言家”。

危機集中爆發時，金融事件成為新聞，大量資訊不斷涌入，我才能觀察這件事，并提出自己的理解。到去年10月中旬，我大致形成了一個思想。

但是對這次金融危機里金融衍生品的制度問題、細節問題，我們到現在也無法判別。就像美國《國際經濟》季刊總編斯米克在他的新書《世界是彎的》里講的：目前金融市場的復雜性“神秘得幾乎沒有人明白它的運作”?？唆敻衤舱f過：“要從細節上說明這次金融危機，是一件使人抓狂的事。”

我在兩個月里把這書寫出來是冒風險的，很可能有重大錯誤，但這事值得做。面對這次危機，對經濟學提出“告訴我它是什么”具有很大的正當性。這是激勵我寫這本書的動力。

面對黑箱的失語

人物周刊：聽說有些國家的經濟學者正在反思在這次危機爆發后的表現。

朱小平：危機爆發以來，全世界有許多人出來充當歷史的判官，宣稱華爾街死了、美元死了、美國死了、資本主義死了……也有幾個國家表現為集體失語。

人物周刊：有批評說，中國經濟學家的表現也有失水準。

朱小平：這幾個月來沒有人做比較全面、深入的理論分析，但有很多評論性的、價值判斷的東西，其中有不理解造成的隔膜，有情緒化的東西，也有胡說八道——不知道是故意為之還是本身能力不夠。

嚴肅的經濟學家言說問題只有3種方式 ：邏輯的、數據的、歷史（或地理上）比較的。比如1929年經濟危機和這次的相比較，或者中國和美國相比較。經濟學和其他人文學科不同，它不允許思想隨意馳騁，只有經濟事件和后果充分顯現并經過細致分析之后，學者才能言說。

人物周刊：這豈不造成經濟學家后知后覺，顯得他們很無用嗎？

朱小平：是這樣的。一直有這樣的批評：經濟學是很憂郁的、灰色的學科。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美國一批嚴肅、專業的經濟學家，特別是學院派，幾乎沒有言說和專論。因為自凱恩斯以后，經濟學家形成一個共識，就是經濟學科總體上講不可能先知先覺。一定要經濟學家來做預言家，那么多數猜想很可能是錯的。

另一個原因是這次危機跟金融衍生品市場上許許多多創新的產品或交易有關，這些金融創新產品又完全是由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雇傭的行業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共同設計開發的，是高度商業機密，對于局外人就像黑箱一樣，其中一些細節只能等局內人開口。1930、1940年代，美國著名炒家江恩受日本江戶時代米行里用的K線圖啟發，在炒股上獲得成功，退休前才公布了這個工具。

人物周刊：經濟學界比較積極應對的是哪些國家？

朱小平：美國經濟學界正在反思。比如哈佛在反思其MBA教育，為什么他們教出來的大量MBA在次貸危機前期沒有任何警覺？認為MBA的課程設置、教授內容有問題。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學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基本是失敗的。

自凱恩斯以來，宏觀經濟學在內容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學派紛呈?，F在的宏觀經濟學家，要他講什么理性預期模型、動態遞歸的宏觀模型，可以講得頭頭是道，還可以運用計算機等現代手段，理論規模和精巧度遠遠超過30年代凱恩斯他們。

但經過這次金融危機，大家發現晚近出現的精巧模型好像一點用都沒有，1930年代凱恩斯的很古典的思想方法，反而具有更強的解析問題的能力。等于是要承認，宏觀經濟學至少近二三十年可能走錯了。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克魯格曼，他的理論在這次危機中很有影響力，他是凱恩斯主義的，所以等于頒給了凱恩斯。所有救市的政策思想都來源于凱恩斯。我認為他跟熊彼特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中美兩國承受度差異巨大

人物周刊：你在梳理此次危機時，比較得意的、有創新的部分在哪里？

朱小平：中國跟美國的共生關系，是當下經濟結構的一個基本點。我利用尼爾·弗格森構建的“中美國”（Chinamerica）關聯體模式，以整整兩個章節探討、分析這次危機對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建立了一個中國經濟近期增長模式的“兩缺口模型”，這是個具體的創新。

中國經濟是美國次貸膨脹最大的受益者。2001年美國能擺脫網絡泡沫的影響基本上是靠次貸。正是美國次貸膨脹加上中國國內房產私有化的刺激，才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F在，這個過程要逆轉了——如果美國次貸膨脹對應中國高速增長，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金融危機對應的是中國實體經濟危機。但是我們看到，面對各自的危機，中美兩國社會承受度有巨大差異：美國社會是有序的，但是當中國實體經濟受到沖擊時，是以社會失序形式表現的：高管馬上人間蒸發，對吧？根據當時的資料，“中國金屬”高管蒸發了13個人；“合俊”，最大的玩具商，老板逃了，拖欠1-3月工資，名下兩家企業7000人失業，要變回農民，最后政府向銀行借貸2000萬來解決問題。但政府不能這樣做——別的老板一看，逃跑可行，因為政府會埋單，這樣會非常被動。在美國金融危機直接沖擊下的中國經濟實體，沿海地區損失最為嚴重，中部次之，西部受影響最小。

人物周刊：如果這個“中美國”維系不下去了，會發生什么？

朱小平：這就是我的5個猜想了，當然它們可能是錯的。首先，中國經濟有可能從高速增長期轉入低速或中速增長期，如果仍以政府主導的擴大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長期可能會導致進出口轉向逆差，人民幣匯率貶值，輸入型通貨膨脹，社會兩極分化加劇。

其次，全球化有可能出現逆轉(“逆全球化”)，也就是英國首相布朗講的“去全球化”。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有兩個條件：一是綜合運費大幅降低，二是勞動力成本落差持續擴大。但危機過去后油價上漲會提高運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杰夫·魯賓已經算出來，每桶油價漲到100美元時，運輸成本足以抵消45年來削減關稅的成果。要知道發展中國家經濟加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關稅下降。

“宜家”，全球最大的家具商，80年來沒在美國設過廠，現在要在美國設廠。因為它們的原木來自加拿大，在中國制造后運回美國，兩次運費很高。阿迪達斯將逐步關閉在中國的11條生產線（共11萬工人）。逆全球化不一定會是主流，但會遏制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中國的轉移。

另外，可能是歐盟和歐元消解的開始，極端主義、極權主義思想回潮的開始，美國霸權重構的開始。

人物周刊：你在書里說，金融危機過了急性爆發期，轉入煎熬期，那么美國要重構它的霸權憑什么？

朱小平：托馬斯·弗里德曼說過，“美國仍然擁有繼續欣欣向榮的硬底子，仍是最具創意、多樣化、創新文化和開放的社會。當今世上，誰能迅速想出新點子，并通過全球合作予以實現，誰就具備最重要的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一種可能。至于美國能不能走上這條路，最終還是要看它能不能繼續完成大規模的創新。將來新一輪金融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仍然是美國，因為只有它最清楚危機內部最深的細節。就像1929年金融危機后，羅斯福成立了證監會，請老肯尼迪當主席，因為他是華爾街最大的莊家、操盤手，是最了解內幕的人。

美國之所以強大、具有多樣性，是因為它已經實現的創新能力——這個時代的重要產業，電視、飛機、計算機，哪樣不是美國搞起來的？美元無處不在就是因為美國產品無處不在、美國技術無處不在。聽說美國出了一本《離開中國產品的一年》，我覺得完全可以再出一本，叫《離開美國技術的一年》，沒有電視、飛機、電腦，你怎么過？

奧巴馬頭腦還算清醒

人物周刊：你覺得奧巴馬和他的這屆班子應對金融危機的表現怎么樣？

朱小平：換別的總統和班子來應對，差不多也就是這幾招，沒什么秘笈。但有幾件事說明奧巴馬還比較清醒，比如在處理美國國際集團（AIG）紅利稅案時的表態。危機爆發后，AIG也拿到政府的救援基金，在處理壞賬的同時給高管層發了很多獎金。美國眾議院以絕對多數票迅速通過了議案，要求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機構發的獎金超過一定數額后要征收90%的紅利稅。媒體則大加抨擊，搞了很多國內現在流行的“人肉搜索”，把AIG高管們的住址、電話全公布出來，然后很多人到他們家門口去示威、抗議，也有些很過激的舉動。

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發表了一個聲明，他認為AIG的獎金協議在先，是依據當時雇傭這批高管簽的合同，所以這個獎金并不違法。如果照顧大多數人心目中“實際上應該怎樣”的想法，那還要不要尊重契約精神？契約精神是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如果契約找一個實質正義的借口就可以剝奪，那整個市場經濟是無法運行下去的。所以奧巴馬和他的顧問班子腦子還是清醒的。

實際上AIG這個拿紅利的高管團隊是非常優秀的，他們每天都在加班。那個財務主管后來在家里自殺了，你知道他加班加到什么地步？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有天簽署了8500份文件，你可以想一下他的工作強度。AIG在去年10月產生的整個壞賬是2.6萬億美元，在這個團隊高強度的工作下，短短幾個月，已經處理掉1.1萬億美元壞賬。

人物周刊：銀行難道不會設法轉嫁壞賬？比方說收回房子再拍賣。

朱小平：這個壞賬轉嫁不了。因為現在房價在下跌，哪怕收回房子再拍賣還是要虧損。美國政府現在要把錢投下去，包括加印鈔票，可能造成通貨膨脹；還有美聯儲通過購買長期國債，壓低了30年國債的利率——這對于當前的經濟有三重好處：第一，使美國各大商業銀行可以用更低的長期利率融進資本，同時可以貸放到按揭貸款市場上去，有助于改善各大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第二項好處，提高美國國債的價格水平，滿足了中國、日本等美國國債持有國的保值要求；第三，壓低美元匯率，美元的適度貶值可以拉動美國出口。這個匯率實際上是有控制的，美國不會讓美元無限貶值下去，否則美元就崩潰了。美元一旦崩潰，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國自己。

思想的生產率在遞減

人物周刊：現在跟主流經濟學界來往嗎？

朱小平：幾乎沒有。

人物周刊：你覺得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相當一部分學院派經濟學家思考力下降？

朱小平：這種反思和批評最好由學院派內部來做，我在外面評議容易引起誤解。學院派經濟學家的問題，可能就是現在報紙上許多文章講的我們整個大學體制、教育體制的問題。比方說學術腐敗，為了掩飾剽竊、造假還創造出“過度引用”這樣的新名詞。還有，學院里現在錢比較多，這可能是一件壞事。

兩彈元勛周光召曾對中國自然科學界提出批評，他說有兩個是致命的，一個是剽竊造假，一個是無法交流。社會科學界的問題也一樣，無法交流現在是普遍現象。當造假和剽竊成為風氣，就沒人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你是經濟學家，我也是經濟學家，我跟你說了一個想法，你明天搶先發表，變成了你的思想，那我怎么來保護自己的原創性呢？只好避免交談。

現在高度稀缺的是真正的思想。工具是大量的，現在教科書上全是工具。幾百年來，物質的生產率提高了成千上萬倍，但思想的生產率幾乎沒有提高，甚至可能在遞減。中國學術界現在沒有權威、沒有大師，因為學統破壞了，底線也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互相認同就會很不容易。無謂的批評或者罵娘都很時髦，這很糟糕。

人物周刊：在這樣一個環境里，想做點事，怎么辦呢？

朱小平：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夠盡可能把力所能及的那點事情做掉，并盡可能做得好一點。學統的重建，需要以后一兩代中國知識分子完成，我們是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