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下臺之謎

本文刊載于1992年的《南方周末》

無論哪個時代，哪個民族，哪種社會制度，總要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總要解決人口與土地資源的關系問題。陳永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里，無非是試圖按毛澤東的教導，用革命精神和行政的手段去解決這個古老的問題。且不論成功與否，僅憑這種獨特的嘗試，記性好的中國人就不會忘記他。

陳永貴與胡耀邦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胡耀邦還不是政治局委員，還沒有陳永貴的官大。不過胡耀邦敢說敢干，他在中央黨校講起學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時，就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勞民傷財。胡耀邦文革期間挨整下放，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多年，對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中的形式主義、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對陳永貴極端重視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以為然。陳永貴聽說胡耀邦把他那套寶貝說成是勞民傷財，不由得火冒三丈，滿臉怒容地罵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媽的胡耀邦？胡亂邦！農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陳永貴與胡耀邦主張的路線多次發生沖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按華國鋒的路子起草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爐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數搞出來的“決定”草案指責了窮過渡和平調風，強調了按勞分配原則，批評了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還宣布今后不準把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當成資本主義來批。對此，陳永貴怒氣沖沖。三中全
會進行期間，山西省委副書記李韓鎖領著兒子去交道口看望陳永貴，只見陳永貴正在院子里來回走，一臉怒氣，見了人連招呼也不打。李韓鎖問：“老陳，你這是咋啦？”陳永貴將手一揮，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時期，陳永貴火氣很大，幾乎逢人便罵。華國鋒顯然看出了陳永貴的不滿，而且認為這樣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會期間專門找他談了話，勸他注意一下“兩個凡是”的
立場。陳永貴在三中全會上雖然舉了手，但心里并不舒服。

三中全會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當了中共中央秘書長。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會閉幕不過20天，胡耀邦主持召開了著名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號召打破枷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這次會上陳永貴又與胡耀邦的見解發生了沖突。

這次開了80多天的會議討論到毛主席的歷史地位問題，討論到以“西單墻”為象征的民主運動問題，也初步涉及到對大寨的評價問題。對陳永貴來說這些都是性命攸關的大問題。陳永貴斷斷續續地參加了這次會，也在會上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不能容忍說毛澤東一個“不”字。1979年5月7日，陳永貴回到昔陽，向36位縣委委員和公社書記透露了一些務虛會上關于大寨的爭論。他談起了大隊核算和自留地問題。這兩個問題在三中全會通過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定草案中已經明確提到，即堅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支持社員種自留地和發展家庭副業。陳永貴在那次會議上也舉了手。但是昔陽已經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隊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該怎么辦？陳永貴不服輸。他說，我們沒有下放土地也解決了吃飯問題，我們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間，報紙上對于大寨的宣傳急劇減少，一些地方對此頗有微辭，壓力漸漸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薛寵福給中央寫信說：“這個時期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宣傳報道及文件里，對學大寨的問題也不提了，現在農村有不少傳說。有的說大寨方向不對，有的說大寨大隊干部參加集體勞動是假的，有的說學大寨太艱苦了，生產水平不高，給國家貢獻也不大。下邊學大寨的勁頭也小了。??我建議我們的宣傳機關和報紙等，還要把學大寨的宣傳報道放在適當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讀了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見。昔陽大寨是有錯誤的，而且有些錯誤是嚴重的。但大寨、昔陽的創業精神還是可以學
的??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過半個月，《山西日報》刊登的一級文章硬是公開點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標題是：《吃虧就在一個“左”字上——神池縣部分農業勞動模范談農業學大寨中的經驗教訓》。其它幾篇也瞄準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經驗：《“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亂了》，《“堵資本主義的路”堵得多種經營沒路了》，《批極“左”肅流毒，加速發展農業》。次日，《山西日報》又發了一篇文章，明確提出《“大批大斗”是個極左口號》。在此前后，新華社內參上也開始反映昔陽虛報糧食產量和學大寨越學越窮之類的問題。

陳永貴的火氣越激越大，他到處罵胡耀邦是胡亂邦，罵來罵去這些話就傳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給陳永貴打了個電話，說：“陳永貴，你到我這來一下。”陳永貴就去了，進門坐下，胡耀邦直來直去地問道：“聽說你罵我胡亂邦？”

陳永貴不吭氣。他閉緊嘴巴坐著，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兩個人對峙著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擺了個臺階，說：“唉，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陳永貴仍不說話，不說是也不說不是，默默地站起來，出了門。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見報，題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這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把這句對陳永貴那心愛的改天換地工程的尖刻評論送到了數億聽眾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國老百姓也會知道：陳永貴副總理的日子不好過。

胡耀邦對陳永貴倒沒什么個人恩怨。陳永貴下臺后，胡耀邦勸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張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眾議，為陳永貴保留了高干待遇。

昔陽，夕陽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報》公開向學大寨運動發起攻擊的那一天，陳永貴正在主持中共昔陽縣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這時他還身兼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務。上午8時半，陳永貴拿著稿子走上講臺，面對1100名代表和戰友發表講話。

看著老陳沉重的表情，看著他捧著平時根本不用的稿子，每個與會者心里都有股說不出的滋味。三中全會已經閉幕兩個多月，務虛會正開著，報紙的腔調全變了，人們預感到：十幾年的大寨經驗，眼看就要成問題了。

陳永貴在講臺上捧著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來賓，中國共產黨昔陽縣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開幕了！”陳永貴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邊孩念的話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寫著，可陳永貴放下稿子說：“首先，我提議，為悼念已經逝世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同志，敬愛的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體起立，靜默致哀。”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兩年半，代表們猛然聽到這種提議不禁一愣，但立刻又心領神會，迅速站起來，低下了頭。接著陳永貴又說：“我再提議，為悼念我縣建黨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為悼念我縣從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靜默致哀。”代表們再次低下了頭。說話時陳永貴已經老淚縱橫了。

以陳永貴為首的昔陽縣委遲遲不肯按三中全會的要求扭轉航向。昔陽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開放集市貿易，也不肯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陳永貴多次要求昔陽繼續抓緊學大寨，再冒冒尖，干出個樣子來讓人家看看。這種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79年8月底，在昔陽受到上級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陳永貴回到昔陽才松了口。他說，“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對三中全會的態度問題。”有了陳永貴的明確吩咐，昔陽才開始動起來。

1979年，陳永貴多次回昔陽小住。在中央有新上來的王任重副總理抓農業，陳永貴已經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閑下來，陳永貴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歲的人啦，也該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走上虎頭山。這時的虎頭山很靜，往日涌動的參觀人潮已經隱去。陳永貴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長長的列車式的樓房就在眼底，一塊塊梯田從各個方向涌向他的腳下。陳永貴蹲下，點上了一支煙，對賈承柱說：趕我死了，就埋我在這兒，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

下臺

1979年12月17日上午，在昔陽縣革委會大樓的二樓會議室里舉行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上午10點，李善慎宣布開會。他簡短地說了幾句開場白，便宣讀了晉中地委的136號文件，大意是經山西省委常委討論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陳永貴的昔陽縣縣委書記職務，由劉樹崗接任。念完文件，人們的目光都轉向了一直沒有說話的陳永貴，陳永貴無表情地掃了眾人一眼說：“在四中全會時，我給彭真同志說過，在基層兼職過多不好?，F在省委經過中央批準，免去我縣委書記的職務，這是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內部有什么問題。如果下邊有什么說法，可以解釋一下。”陳永貴繼續說：“我這個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權的。就連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也想辭去。”隨后劉樹崗發言，他說不是自己想當這個書記，是服從組織安排，并表示要照顧好老陳的生活。陳永貴也表示對劉樹崗信得過。實際上，陳永貴與劉樹崗后來的關系搞得很僵，陳永貴認為劉樹崗對昔陽和大寨否定得過份，罵劉樹崗不是人，什么責任都往他身上推，悔恨自己沒認下好劣人。

昔陽縣的歷史可追溯到2200年前的秦始皇時代?？墒莾汕Ф嗄陙?，昔陽縣最有影響的人物，最大的官，無疑要數陳永貴。那么陳永貴給昔陽留下了什么？

據載，1967年至1979年，在陳永貴統轄昔陽的13年間，昔陽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新增改造耕地9．8萬畝。昔陽農民因此傷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昔陽糧食產量增長1．89 倍，另外虛報產量2．7億斤，占實際產量的26％。虛報的后果只好由昔陽農民的肚子來承擔了。昔陽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種帽子的有2000多人，占全縣人口的1％。立案處理過的人數超過3000人，平均70個人就攤得上一個。

新縣委書記劉樹崗上臺后，昔陽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到1981年12月，全縣共糾正冤假錯案3028件，為在學大寨運動中被戴上各種帽子被批斗的2061人恢復了名譽。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這時的陳永貴雖然還沒下臺，但他周圍的人卻全變成了新人。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他的長子陳明珠說：“不能干哩，他們都下去了，就我一個人還干甚哩？人家不吐嘴，咱也別等人家吐，咱寫個申請吧。”陳明珠說：“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寫啥申請哩？一寫人家不正高興？不寫，看他們拿你怎么辦！”陳永貴搖搖頭說：“唉，干不了啦。你來寫，我說。”陳明珠就照陳永貴的意思寫了一份短短的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干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秘書焦煥成把這份辭職書抄了一遍，交了上去。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陳永貴的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也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

陳永貴剛下臺便嘗到了下臺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一些記者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開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陽等地采訪40天，寫出了兩組內參。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滿謊言的“大寨斗爭史”》、《“七斗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昔陽學大寨，“大干社會主義”的成敗得失》、《昔陽學大寨，“大批資本主義”的真相》，等等。陳永貴初次看到說大寨壞話的內參時非常生氣，整天愁眉苦臉，吃不下睡不香。使陳永貴更苦惱的還有他提拔重用的人紛紛失勢。一天，陳永貴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訴苦，李先念見陳永貴氣得不行，就跟下邊打了個招呼，說那些內參別往陳永貴處送了，他看了很生氣，對身體不好。于是這位政治局委員從此就看不著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了。

陳永貴失去副總理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并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系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到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1982年9月 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代表團里沒有陳永貴的蹤影。陳永貴在山西落選，連十二大代表也沒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頭銜自然也就失去了。

閑居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心情苦悶，終日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便拉著他打撲克。陳永貴打牌認真，不許別人侮牌，但是自己老悔牌，輸了還挺生氣。如此爭爭吵吵地鬧上一陣，心緒漸漸轉開了。

一天，他把貼身內衛張gen昌叫來，讓他代筆寫幾封信。第一封信是給郭鳳蓮并大寨黨支部的，叫他們與中央一致，按三中全會的路線進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陳永貴讓大多黨支部把他家的糧食分給社員們，幾口缸也歸公給隊里。他此時有了舉家遷入北京的打算。第二封信是寫給老伴宋玉玲的。陳永貴讓宋玉玲把他的那塊氈送給賈進財，讓她準備一下到北京過春節，把小兒子陳明亮帶到北京來讀書。陳永貴每年過春節必回昔陽，飽享衣錦還鄉的榮耀，可是如今家鄉有許多人在揭發批判他，他初次嘗到了有家歸不得的滋味。第三封信寫給大兒子陳明珠，叫他暫時不要到北京來。這時陳明珠正遭大難，被稱為“虎頭山下一只虎”，黨籍丟了，腦子受驚嚇，落下個頭疼的病根。信發出后，陳永貴輕松了許多，可沒過幾天，忽然又顯得不安起來，急著要搬家。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走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干，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1981年農歷正月初十，兩輛130卡車拉著陳永貴的全部家當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號樓之后，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發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他和老伴閑著沒事，自己做飯。管理局也不堅持，只好每月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

陳永貴過不慣清閑日子。他在涼臺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里種了玉米。他閑不住，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笤帚掃樓梯，從12層一直掃下去。一天，他提著籃子，來到附近一家蔬菜商店，指著柜臺上的菜說：“稱2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經理見陳永貴，便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呵呵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送來一籃子最好的菜，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是扔下錢便走，從此他再也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在北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挺受人尊敬的永貴大叔。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地鐵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呵呵地跟人家閑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

陳永貴的家成了昔陽老鄉進京落腳站。老鄉進了家門，陳永貴便陪著喝幾盅，問問家鄉的事。小輩的不知深淺，勸他少操心，他便罵道：“你懂個屁！”一次，一位昔陽鐵廠的老鄉求他給鐵路方面的人說句話，要幾節車皮。陳永貴撥了一個電話，果然要下了。老鄉歡天喜地跑去辦手續，回來告訴陳永貴只要200塊錢。陳永貴問，“什么200塊錢？”

“好處費呀！”老鄉答道。“ 這錢怎么開發票？”老鄉笑道：“悄悄給人家裝兜里， 開什么發票！”

陳永貴一聽便說：“我不能干這肥了私人的事。”隨即拿起電話，告訴鐵路局，車皮不要了。那位老鄉急得轉著圈央求，陳永貴理也不理，到底把車皮退了。1983年春，陳永貴不甘心在看報紙和養花中度過余生，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準，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他每周上一天班，幫著農場辦一些他們辦不成的事，買些他們買不到的東西。陳永貴最得隨和樸實，很受大家的歡迎和尊敬。

大包干

中國實行農材改革之后，人們很想知道陳永貴的態度，記者們采訪他時總忘不了問他對大包干有什么看法。陳永貴笑道：“別看我老了，這會兒包給我10畝地，產量也不會落在后邊。”于是有的報道就說陳永貴擁護大包干。其實陳永貴是在有意把話岔開。他根本就不想談這類事。有一回陳明珠跟他父親談話，說憲法中規定的“四大”取消了。陳永貴曾贊頌過“四大”，可是他只淺淺一笑說：“取消了好哩，抄起家來，鬧咱一通還不是白鬧？”

盡管陳永貴盡力回避敏感的政治問題，有的海外記者卻窮追不舍，非讓他談談雙包責任制不可。陳永貴躲不過，便說：“現在農村搞的責任制，是完全對的。干什么工作沒有責任制不行。”雖然陳永貴表面上承認大包干能增產，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他認為大包干是行小惠，言不及義。1982年大寨被迫實行大包干，陳永貴曾表示過反對。他說：“咱大寨不適合搞包產到戶。”但是，大寨的名氣太大，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縣里堅持叫大寨實行大包干。陳永貴提了建議人家不聽，他也就不再堅持，嘆道：“人家不讓，咱別管那事了。”

陳永貴在公開場合既不說大包干好，也不說大包干不好，但是他直到臨終也沒有認輸。農業部部長何康有一次去看陳永貴，說起大包干使糧食增產，陳永貴道：“用我那辦法也照樣增產。”

病逝

1985年1月，陳永貴頭痛咳嗽，渾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藥?？墒沁@次感冒越來越重，右耳根部還長出一個疙瘩，陳永貴明顯消瘦。

7月，北京醫院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術，同時發現他的肺有問題。經過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8月，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安慰說：“在這里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兩塊錢?，F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5元是不行的。”聽說陳永貴住院后，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也前去探望。

陳永貴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沒救了，便時常談起后事。一次，有人談起報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陳永貴對陳明珠說：“唉，我死了，還不像蒯大富那樣給我說個亂七八糟哩？”這時，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一次，李喜慎來看他，陳永貴說：“喜慎，肺癌能活幾天？我去世后，你們把昔陽的事澄清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工程，花了5000萬元，社員受了四五年苦，要說欠債，就這個債哩。”說著說著陳永貴流下眼淚。

臨終前，陳永貴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葉歸根，回大寨去死。陳明珠把他的愿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囑咐陳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

臨終前5天，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恒、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見陳永貴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永遠地睡著了。陳永貴同志病重期間，習仲勛、胡啟立、郝建秀、王兆國等中央領導同志，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德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陳永貴同志在大寨和北京東郊農場的生前好友，都來過醫院看望。

陳永貴逝世后，宋玉玲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并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第三天下午，一輛高級轎車在八寶山火化場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人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于是人們涌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貫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

5天后，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靈車開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娘子關時，只見昔陽縣的領導人已在此迎候。靈車行至平定與昔陽的交界處，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鳳蓮等人也在此迎靈。

下午4點，靈車開到大寨。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圍個水池不通。陳明珠捧著骨灰盒從車上下來，許多人一見放聲大哭。震耳欲聾的鞭炮炸響了，昔陽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了山西民間樂曲。許多人向陳明珠擁過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陳永貴的遺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 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里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完） （原載《僑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