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現代迷信（一）

本文刊載于1989年的《南方周末》

如今我的才智的小舟扯起篷帆，

把一座悲慘的大海拋在后面，

此后將在平靜的海面上航行。

但?。骸渡袂?煉獄篇》

船夫已出海夜航，

渡越那波濤洶涌的大海。

他那驟然出現的白帆，

驚動了黑夜。

泰戈爾：《采果集》

編者的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這條正確路線的確立作了理論上的準備。歷史紀實作品《走出現代迷信——真理標準討論始末》披露了當年這場討論的重要細節。本報從本期開始予以連載，以便讓廣大讀者更好理解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

第一章歷史的轉折與哲學的反思

——真理標準討論背景

1、走出十年動亂：十月的勝利與十一月的沉寂

當代中國人，包括關心中國政局的當代外國人，都已經十分熟悉“十月的勝利”，知道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知道洋溢在每個手提四只螃蟹兩瓶酒的中國人心頭的喜悅。

緊接著11月呢？當抹去嘴上的葷腥，理好破碎的記憶，悄悄探詢著毛著五卷的發行與紀念堂的選址，含淚聽完“繡金匾”又含情聽著“交城山”的時候，中國人的心上，重又布滿焦慮，華主席怎么領我們往前走呢？

一個多月過去了。11月18日，捉拿“四人幫”立了大功的前中辦主任，八三四一部隊政委，當時正分工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從今天觀點看尚夠載入史冊之格的講話。平心而論，如果汪東興當時能夠預見5年甚至10年之后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榮的開端，他也許就不會把鄧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為說得那么絕了：“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也不至于那么斬釘截鐵地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張繼續辦“四人幫”那樣的樣板學校——朝陽農學院，要求繼續放映“四人幫”炮制的以批鄧為主題的電影《決裂》……據說這都是“主席講過”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沒有人反駁。當時參加會議的干部，不必說“十月的勝利”之前留下來的“直升機們”，就算有著比較清晰的頭腦的“老家伙”，也都如驚蜇前后的上潑鼠——他們知道春天總要來，而且也快來了，但四肢還僵著，肚里的油水也快耗盡了。那次會與兩年之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根本不能比的，更不必
說9年半后的十三大了?？傆幸惶鞎惺穼W家或文學家出來，將這一場場涉及到每個家庭的飯桌的唇槍舌劍公諸于世。只望后代不要嗤笑——他們的先人曾在那樣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斗，怎么就不知點起一盞燈？

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不久即照原樣出現在最高權力機構。1976年11月30日，副委員長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講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認為：“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這就是狂歡之后的那個陰沉沉的年底，人們的心緊緊地收轉眼間到了1977年1月。不僅北京，幾乎全國人民都對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記憶猶新。充斥人民內心的，不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議。這一點，“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當《人民日報》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直傳問題請示汪東興的時候，汪規定只準發四、五篇紀念文章，不準老同志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的文章，不準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

《人民日報》發社論。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因為悼詞是主席審查過的。他還質問《人民日報》寫紀念社論的人，“是不是要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1月8日，首都群眾再次涌向天安門。這一場面，童懷周是這樣描述的：

“今年1月8日，天安門前，緬懷周總理的人民群眾，自由地登上觀禮臺，放上精心制作的花圈。入夜，天安門廣場，華燈齊放，淚眼模糊的革命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見總理微笑揮手的遺顏，墻上革命的詩篇，臺上肅穆的花圈，燈下絢麗的花朵。報紙上也報道了激動人心的紀念場面。”

大字報、詩詞、標語，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這次人民的要求，已經集中在這樣兩個問題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

幾乎與此同時，對“四人幫”的批判碰到了麻煩?！都t旗》雜志打報告向汪東興請示，“張春橋在1975年春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兩篇文章是否可以點名批判”。在這份報告上，汪東興作了這樣的批示：“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只能“不點名”批判又內的錯誤觀點。

2、“兩個凡是”的提出：歷史發展的障礙

這接踵而來的沖擊，引出了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學習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以通欄大字標題，全文排四號宋體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首都其他報紙同一天用同樣的規格轉載。

“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革”以來的一大創造，通常表明這是在傳達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聲音，極具威力。

社論中所謂抓住綱，是指揭批“四人幫”。社論說：

“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斗爭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

最后，社論用了650多字的長段向全國發出導召：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領導我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十次重大的黨內路線斗爭。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反復證明，什么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么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斗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F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我們8億人民、3000多萬黨員的神圣職責，是我們繼續團結戰斗的政治基礎，是我們進一步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華主席領導我們，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進行了并在繼續進行粉碎‘四人幫’的斗爭。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線斗爭。經過這個斗爭，捍衛了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保證我們國家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繼續前進，這是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勛。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繼往開來的偉大工作。我們肩上的責任很重，我們面前還有不少困難。我們有勇氣、有信心，挑起重擔，戰勝一切困難。毛主席曾經號召我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諭地遵循寫信到報社，責問為什么要發表這篇社論。（注：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今天可以奉告讀者的是，這篇社論，“兩報一刊”沒有任何人參加起草或討論，不但他們的負責人不知道有這篇社論，就連當時的中央宣傳口（“文革”中，中央宣傳部被稱為“閻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幫”后成立了中央宣傳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李鑫曾長期擔任康生的秘書?？瞪篮?，他擔任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東興在這篇社論的清樣上批示道：“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

當這篇文章發到中央宣傳口后，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聯飚曾找幾個負責宣傳工作的同志討論。耿飚在擒拿“四人幫”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后來又調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論討中直言道，登這篇文章，等于“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么事情也辦不成了。但因為這篇社論是中央批發下來的，各報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這篇社論發表的時間，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會議的前夕。當時全國人民都希望鄧小平趕快出來工作。然而，“兩個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使人聯想起毛澤東逝世后，10月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時間，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責問為什么要發表這篇社論。

3、出現轉機：華國鋒講話與鄧小平的信

3月工作會議如期召開了。在這次會上，華國鋒講話基調雖然未變，但一種新的氣息已經透出。他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他又一次重復“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但補充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這次會議后，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如果說在這封信里還沒有明確批評“兩個凡是”的話，5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里，則說得幾乎不會使任何人產生誤解：“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

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象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那時，鄧小平的職務還沒有恢復，只有他這種性格的人，才會在處于那樣微妙的位置上的時候如此直率地講話。中國人被“禮”束縛了數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現他們個人的性格魅力。鄧小平其實一九七五年就已經表現過了，使億萬人的心頭為之一暖。趙紫陽八十年代以來則不斷顯露，而以身穿雙排扣西裝的形象在十三大閉幕的一九八七年達到高潮。

4、歷史的死結：是或不是偉大領袖的指示

幾乎就在此同時，中宣口簡報刊登了一份《人民日報》提供的材料，引起了當時任毛澤東著作編輯辦公室副主任的吳冷西相當不快。他當即給朱穆之、胡績偉掛了電話，明白說“不應該登”。吳冷西的憤怒與擔憂不是沒有來由的，這份材料涉及的問題太重要了，直接關系到將中國拖進貧困、動亂，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繩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全面專政”！

當時沒有人敢對諸如“前資本家”、“地富子女”、“華僑”等等給予絲毫的哪怕僅只屬于人類同情心范疇的溫暖，也沒有人敢議論這種嚇人的上層建筑對生產力所起的破壞——因為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報》查對了文革時期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編輯部紀念十月革命節文章的原稿，證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關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六個要點，都沒有經過中央正式討論，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據康生講話，由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關于“全面專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澤東的原話，而是陳伯達、 姚文元寫上去， 排成黑體字， 遂成了 “毛澤東指示” 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8年春，四川、安徽西省傳來令人欣喜不已的消息：自留地、集市貿易、自主權等等終于給農民饑餓的臉抹上一層血色。對此，《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紛紛報道。當時主管農業的陳永貴急了，認為這樣做是“右”傾。山西省委也跟著說，這是在“宣傳資本主義”，是“同學大寨對著干”。

如果再加上那年急待安置的百萬待業大軍，急待糾正的自1966、1959、1957以至1953年以來留下的涉及億萬人的冤假錯案，急待恢復的上萬家企業，急待扶上去和拉下來的幾十萬干部……可以說，整個中國處在一團巨大的亂麻中，而那梳理的端頭只有一個——認識。對歷史、對革命、對理論、對體制科學而非“信仰”的認識。

第二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毛主席指示——片言只語；

毛澤東思想——整個體系

鄧小平的職務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的。在這次會上，他闡述這一思想的語言已經更為規整，強調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他認為張春橋等“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只有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準確完整地理解”方能與其針鋒相對。

他特別舉了知識分子這個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一談就陷入自我矛盾的僵局的“毛主席的主張”。他說：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同時也非常注意知識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觀。這是從愛護出發，是為了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能夠好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四人幫”把知識分子一概稱為“臭老九”，并且還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但是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還針對“四人幫”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緊接著，也許出于冷靜的判斷，也許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鄧小平就自告奮勇抓科學、教育工作。在八月八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于對十七年的估計問題”。

這里應該提醒讀者注意的是，自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對劉少奇的全面批判，直到這“八·八”講話之前，還沒有任何人敢對“十七年”說一句好話。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對科學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是提倡，是估計到我們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講過一些過頭話，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還是支持科學十四條，高等學校六十條這些的。……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嘛。”在當時真是振聾發聵。

但細心的讀者會看出，他只是把他認為正確的毛澤東談話重復一遍。毛澤東是不是也曾講錯與做錯過什么，那又怎么辦呢？

當時主管教育的劉西堯發表的感慨是：“八·八”講話，感到“震動很大，趕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為什么？就是因為“兩個估計”雖然已被鄧小平觸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謂“兩個估計”，是一九七一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根本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要命的是，這個文件是毛澤東畫了圈的。按照“兩個凡是”的原則，是不能動的。

這一情況的出現，顯然促使鄧小平決心索性把話說個明白。九月十九日，他直截了當對劉西堯等人說：

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于說里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于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后臺，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都o要》引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都o要》里還塞進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

“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

鄧小平還要求劉西堯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不要“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2．澄清“只言片語”：對遲群筆記本的披露

他們的東張西望不但可以理解，應該說，可看可望的還真不少。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第十二期，發表一篇教育部大批判組的題為《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拋出了當時所謂的“重炮”：

“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毛主席1971年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分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對臺戲，直到他們的滅亡……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得的，就是愛面子，當人的面不認，背地里還是認嘛，只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后還是認的。

（三）高教六十條?？偟倪€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就沒有一點對的地方？錯誤的要批，批它錯的東西。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哪能都講對呀，講不對沒關系，講錯了沒關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

當時，讀者一下子就從文章中嗅出“指示”不同于尋常文件的用語，也沒有選集中那種文章的氣勢。最后才知道，這被“四人幫”封鎖了六年之久的毛澤東的指示的記錄，是在遲群的筆記本里找到的。有了這篇指示，教育部大批判組才如此理直氣壯，知識分子才從“兩個估計”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

一篇篇重頭文章令本來就心懷忐忑的讀者目不暇接。紛亂之中，歷史正越過充滿迷亂與期待的“丁巳蛇年”，進入當代中國思想史上咆哮奔騰的“戊午馬年”。

4、問題終于提出：《人民日報》小試鋒芒

在堅持“兩個凡是”和沖破“兩個凡是”的交鋒中，《人民日報》走在前邊。1978年3月26日該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思想評論，題目是“標準只有一個”，署名：張成。

文章一開頭就明確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這個科學的結論，是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摸索和探討，才得到的。”它特別用了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的一段話：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文章沒有避開當時論爭的鋒芒，點出了“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認或者不滿足于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科學結論，總想在實踐之外，另找一個檢驗真理的標準。”

這篇思想評論很短，通篇只有一千多字；文章發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即便如此，當時《人民日報》還是收到了二十多封讀者來信，提出問題，包括一些在理論上需要進一步闡述的問題，與作者探討。寫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論工作者，而是基層的干部、群眾?！度嗣袢請蟆防碚摬客糇俞园堰@些信轉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請他對這些信中提出的問題寫篇文章加以答復，于是有了1978年6月16日發表于《人民日報》的邢賁思文章《關于真理標準的問題》。讀者在后邊將會看到。

第三章 本報內部消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的前前后后

1、《哲學》?？谄呤咂诖髽?/p>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報》社，一張刊有《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哲學》?？谄呤咂诖髽?，由理論部送到新任總編輯楊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規，他將履行最后裁決權，審定之后于4月11日見報。

當時，誰都沒有想到，這份實際上并沒有出刊的《哲學》第七十七期會被人不斷地提起：十年、二十年……或許百年之后，我們的乘坐飛艇旅行的后代還會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張油墨未干的紙片，輕輕落在一間不算寬敞的辦公室的木制書桌上。

因為——它代表了一個開端。

如果說1988年全國101家有頭有臉的刊物相爭刊登當代改革大潮報告文學，而還覺得無法盡述那一日一新的、奔突著的、令人眼花瞭亂和心驚肉跳的浪濤的話，這小小的一片紙，則堪稱唐古拉長年積雪的山嵎間的一眼小溪，它的出現是無聲無息的，但意味著黃河、意味著長江，意味著千萬條生命之水在中國大地上怒濤澎湃地奔涌。

讀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楊西光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簡直就是“十目一行”——經他之手，文章將在《光明日報》一版發出。

楊西光那年62歲。文教工作對他來說并不陌生。從穿著草鞋的解放軍踏上南京路，他就主管上海文教。他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擔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兼《解放日報》總編。“文革”前夕是上海市委書記處分管文教的候補書記。多年的文教工作，使他對思想理論路線頗為知情，對文化界、知識界的人頭也很熟悉。“文革”剛一開始他就被“揪”了出來，與陳丕顯、曹獲秋并稱上海三大走資派。1977年他到中央黨校學習，恰逢胡耀邦主校，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強調編寫黨史要“以實踐檢驗真理”。

讀畢大樣，楊西光走到窗前。窗外，那簇擁在樓前的槐樹，正吐出青青的小芽。應該說，《哲學》?？系倪@篇文章，遠不是哲學學術問題，但在歷史幽暗隧道端頭發出第一道閃光的，又只有哲學。恰如笛卡兒一句“我思故我在”，結束了長期統治歐洲的宗教蒙昧。

這個主題在他胸中醞釀已經很久，當他被提上臺子“示眾”的時候，當他在被監禁而讀書、反思的時候，當他喘著粗氣在工廠干活的時候，而最后，在黨校臻于成熟。拋出一顆石子，擊起一場時代大波，這是一份夙愿、一個誘惑，任何報人都無法拒絕。而在一份全世界發行的報紙的總編輯任上，它突然變得那么清晰、那么切實、那么近。當然，它還差著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象孫悟空接過敖廣贈的那柄畫桿方天戟。

“文章從?？铣废聛?，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楊西光說。

2、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

這篇文章，本是理論部的約稿。一九七七年八月，江蘇省南京地區理論界召開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報社理論部應邀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前往參加，并相機組織稿件。

在會上，王強華結識了當時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經交談，約他為報紙的《哲學》?？?，當時沒有給他出什么題目。

兩個月后，即一九七七年十月，胡福明稿寄到，共兩篇：一是批判江青的；另一篇闡述真理標準問題，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部的編輯看中了后一篇。

文章開頭引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關于思維的真理性的一段話，接著用四、五百字的篇幅對這段話加以解釋。

理論部的編輯認為，文章的引文和對引文的解釋雖然相當多，但文中明確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們決定編發，并報告了當時主管理論部工作的報社負責人之一馬沛文。

馬沛文是個思想活躍的文武全才，還在念初中就因鬧學潮被除了名。就算不計他在延安魯藝讀書的那三個年頭，他到那時，也是三十四年的老新聞了。當時，這老新聞心里正憋著一口氣，好象歡呼“十月勝利”的那口熱浪還沒痛痛快快吐完，就被“兩個凡是”給堵回去了，而吳德接著又加碼……他當時已經有點喪氣了。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因“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被在“黨內嚴重警告”，他知道“諤諤”的只有彭老總一士，“諾諾千夫”是安全且前程遠大的。他不知道這碩大的精神磨盤還會在頭上壓多久，也許在他的有生之年，就這么“凡是”下去了。

讀過編好的胡文，馬沛文心頭一亮——就從這里開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正如菩薩的救命毫毛，將它化作篾片編繩金鋼鉆，把那陰陽二氣瓶鉆上一個洞。

理論部立刻著手對文章作手術。他們把頭一大段引文的闡述性文字全部刪去，只保留原文和簡要解釋，并立刻寄還胡福明征求意見。胡復信表示同意，理論部就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原題發排了。

發排稿是這樣開頭的：

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在創立新世界觀時，就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

緊接著，第一部分，闡明任何理論，是真理還是謬論，歸根到底要由實踐來檢驗。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許多人的贊成證明不了真理，強大的權力證明不了真理，而已被過去實踐證明了的真理，也不是檢經真理的標準。

第二部分，舉例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提出了檢驗真理的實踐標準并自覺運用實踐標準檢驗自己的理論，發展理論，以至修改個別結論。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真理，才能不斷發展，永葆青春?？茖W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與任何盲從、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從，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沒有科學，哪里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堅持實踐標準，就是科學態度，否認實踐標準，就陷入蒙昧主義。

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幫”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宣傳宗教教條，否認馬克思主義來源于實踐，否認馬克思主義要在實踐中受檢驗，在實踐中豐滿、發展。指出他們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語與毛澤東思想體系割裂開來；拋棄毛澤東思想體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語，把它當作宗教教條，到處嚇人、打人。

一月十四日發排打出清樣后，一月二十六日、一月三十日、二月二日、三月二十日、四月四日又五次作了修改。幾次修改，總的結構未變，在文字上作了較多的加工。第四次改樣上，在第三部分結尾增加了一段反對教條主義、沖破禁區的內容：

十年間，“四人帶”主觀唯心主義橫行，搞亂了理論，毒化了思想，嚴重破壞了黨的優良作風，他們亂扣帽子，亂打棍子，到處設置禁區，給人套上枷鎖。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決問題，既不總結實踐經驗，又不傾聽群眾意見，從概念出發，從原則出發，不問具體歷史條件，把個別詞句奉為教條，生搬硬套，遇到新情況、新問題，不去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進行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個別詞句作為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不敢從實踐中，引出新結論；判斷是非，不以實踐為標準，不拿事實作根據，而用片言只語作準則，總之，心有余悸，忘記了毛主席諄諄教導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為了個別詞句而犧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根本，搞壞了工作，損壞了革命。因此，我們必須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深入揭批“四人幫”，解放思想，完整地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理論與實踐結合，實事求是，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在第五次改樣上，最后一段又重新寫過：

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被徹底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四人幫”在革命隊伍中間造成的心有余悸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毛主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曾經批評的“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教條主義傾向依然存在。我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問題，往往不是去研究實際而是從革命導師的著作中尋章摘句，我們有些同志閱讀一篇分析實際情況得出正確結論的文章時，往往因為文中沒有引用革命導師的某些話而懷疑文章是不是有問題；我們有些同志在辦事的時候，往往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概念出發，從原則出發，等等。因此，我們應當重溫毛主席關于學習理論應當著重學習革命導師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教導，重溫毛主席關于要從實際出發的教導，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堅持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逐步的、徹底地肅清“四人幫”主觀唯心主義造成的種種影響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夠總結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為完成新時期的總任務而奮斗。

第五次改樣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由馬沛文、王強華定稿后排在《哲學》?？髽由?，五千多字的篇幅，占半個版。

楊西光看到的就是這一稿。“從《哲學》上撤下來放到一版！”他說。他特別強調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系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當時影響撥亂反正、沖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

按照這個意見，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動，然而，這是一篇個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則由別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來署名了，而作者卻遠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怎么辦？恰巧這時胡福明從南京來到北京參加一個理論討論會，報社決定請他本人來修改。與此同時，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正在著手撰寫同一主題的文章，于是決定請孫長江、胡福明一起來商討。

1978年4月13日晚，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楊西光、胡福明、孫長江、馬沛文、王強華圍坐在一起，議論風生。胡福明和孫長江二人，看上去年齡相差甚大：胡的頭發已花白，有的牙齒已脫落；孫是一頭黑發，顯得年輕。其實，二人年齡差不多；胡福明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新聞系并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時，孫長江已在研究班畢業留校任教了。所以胡福明見到孫長江時，常常要叫一聲“孫老師”。

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他于4月15日把改寫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報》，就回南京去了。這可算是第六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來的三大段結構，沒有能充分把4月13日大家議論的意見反映出來。馬沛文、王強華只好在4月20日又修改出一個稿子，即第七稿。這一稿將文章的結構由原來的三大段改為四大段。

第一段：論述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

第二段：論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第三段：論述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怎樣用實踐檢驗自己的理論。

第四段：論述是否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是否正確執行馬克思主義路線，都要由實踐來檢驗。

修改過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樣，每次小樣都在理論部部分同志中傳閱、征求意見。當時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的只有一個人。他認為，“觀點我同意，但是不能發，發出去就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這個意見，當時就在理論部傳開了。別人反駁他：“后果可以預想到，無非是主張‘兩個凡是的’的反對！”

據馬沛文后來說，當時這批編輯真理標準文化的人，自己也正處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這個意見沒有影響文章的發表，只是提醒我們把文章改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改得無懈可擊。

4月23日、24日，楊西光，馬沛文再次討論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這已是第八次修改。第七、八兩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給了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和當時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討論的意見：

——文章從題目到內容都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別無其他標準。與此同時，孫長江也在20日的改稿上把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把題目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了。

——文章突出了鄧小平關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觀點，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觀點。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談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45年中，一直根據實踐來檢驗《宣言》的時候，增加了這樣的話：“他們并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后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在23、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較含蓄：“他們并不認為自己講過的一切定論都是真理，也不認為自己作出的結論都不能改變”。

——文章闡述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指出了理論的巨大作用，又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們高度概括了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并用來指導實踐。

——文章的結尾部分明確指出“科學無禁區。凡是有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強調現在確有“禁區”，有待于我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來把它沖破。

在第八稿送給吳江、孫長江之后，楊西光又到中央黨校與吳江、孫長江交談。三人對文章的基本觀點認識一致，都說修改后的第七、第八稿寫得有勇氣，但理論邏輯上差些，要把它理好，并加以提高，還要進一步突出馬克思主義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思想。接著商定，為擴大文章的影響，定稿后，先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因為凡是在《理論動態》發表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的審閱。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見報。這個意見后來由吳江請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應了。當時，中央報紙上許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就要送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閱，那就很難通過。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可以避免送審。而且，這個名義還隱含著文章出自某權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讀者注意。再者，文章論及的是如此重要的問題，再用個人署名就不合適了。

隨后，孫長江在吳江的指導下，以第八次改稿和他們原擬寫的文章草稿為基礎，并根據這次討論的意見，又作了一次修改和調色。這已經是九次修改了。這次修改，與第八次修改比較，改動的地方有：對第八次改稿作了較多的文字刪削，約有一半多的段落是改寫和重新調整過的，使文章的邏輯更加清楚，文章敘述更加精確流暢；

對真理和社會實踐作了簡潔說明，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于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
增加了毛澤東1958年修改他三年前寫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個別提法的例子。這個論據的補充，不僅使文章的說理更顯充分，而且顯得無懈可擊；

加寫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強調不能“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要求大家“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研究新問題，進行新的偉大長征。

文章還分段加了小標題，使讀者一眼就能抓住每段的中心。

——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

——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

——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孫長江修改完畢后，吳江在閱完此稿時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頁的天頭上注明：“請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楊（西光）、作者——航空發出〕5月10日那期用。”

胡耀邦審完后，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六十期就全文發表了。原來文本注有《光明日報》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樣，并照此印發一部分。在印的過程中，中央黨校有同志提出意見，認為文章不少段落已經重寫，修改過程中胡福明又沒有參加，聽取他的意見也來不及了，而且其中有些重要觀點已是歷次修改人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當。經再三斟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決定將原注改為“《光明日報》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1978年5月11日，這篇歷時七個月，前后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