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現代迷信（二）
“歷史紀實作品《走出現代迷信——真理標準討論始末》披露了當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重要細節。以便讓廣大讀者更好理解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blockquote>第四章一石激起千層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檢》一文引起的反響
1、一個嚴厲的電話
就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當天晚上，十一時，在報社上夜班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接到吳冷西的電話，胡績偉同吳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報》共事，吳的電話自然受到胡的重視。胡績偉手執耳機，邊聽邊記：
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要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可以取得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以后，才能證明是真理。就是說列寧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們怎么會熱烈擁護，會為之貫徹執行而奮斗呢？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開初提出時不是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后才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
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為“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不是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是死抱著毛主席的教條不放，因而現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所說的，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是要反對“圣經上說了才是對的”，所謂要沖破禁區，就是要沖破毛澤東思想。文章結尾認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
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產黨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主席指示當僵死的教條，不能當圣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都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
后來，吳冷西在一次會議上說，胡績偉的這個電話紀錄，不是他的原話，而且對他的主要意思也紀錄得不準確。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記憶復述了他打電話的內容：
（一）這篇文章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常識，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應當全面地闡述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系?？墒俏恼轮粡娬{了理論來源于實踐并受實踐檢驗，而沒有充分說明理論是實踐的概括和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沒有象十一大制定的黨章那樣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實踐論》中關于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的學說的完整性。文章的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論上是錯誤的。
（二）這篇文章在第一節中引用了《實踐論》的話：“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于為爾后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但是，文章的第二節卻改變了毛主席這個完整的觀點，片面地說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實踐之后，才證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這個觀點，列寧在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國主義的特性和總結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的科學結論；也就是說，一個科學理論，只有實現了才是真理，還沒有實現就不是真理。那么讀者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在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的科學理論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和億萬人民為什么要為之英勇奮斗呢？全世界的共產黨存在和它們進行斗爭，豈不是沒有根據，沒有必要了嗎？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邏輯，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四個現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們黨動員群眾為之實現而奮斗也是沒有根據的。文章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論，報倡相對主義，否認相對真理，這是嚴重的理論錯誤。
（三）這篇文章的基本內容，不是用實踐標準來檢驗“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而是要檢驗和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錯誤和修正錯誤，接著就指出，不僅革命導師的個別論斷要修改，而且他們的理論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說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雖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但這并不能掩蓋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提出這樣的觀點，會引起思想混亂，讀者會提出：這究竟是要舉旗還是砍旗？我不是說毛主席沒有任何缺點錯誤。他的某些話，某些指示以至個別結論，如果已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已經不適合于新的情況的，當然應該修改。但這樣做出要非常慎重，時機要適當，方式方法要適當。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它要隨著三大革命運動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是，作為一個思想體系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我們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應該按照黨的十一大確定的那樣，就是高舉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象這篇文章那樣公開在報紙上號召修改毛澤東思想，把干部和群眾引到去爭論毛澤東思想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要修改，那么我們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按照這篇文章的這些錯誤觀點去宣傳，會在國內引起很壞的反應，在國際上也會引起很壞的反應。
（四）這篇文章把“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同毛主席過去批判過的“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傾向，相提并論，這就混淆了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邏輯，“四人幫”似乎真的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錯誤只在于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教條，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不是他們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修正主義，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認為，現在主要是批判教條主義，批判那些“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錯誤傾向。這就顛倒主次，方向錯了，是不符合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的任務的。
胡績偉在這之前將吳冷西所要的他的電話紀錄送給他時，就曾附了一封信，說明“你當時在電話上講得很清楚，我也聽得很清楚，我不會速記，記錄中當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話，但你主要的話，主要的意思，我沒有記錯。”
吳冷西在“文革”前曾擔任新華社社長，后又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那時胡績偉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兩人雖然是老朋友，但因這個電話十分嚴厲，在胡績偉聽完電話后即回答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這么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
有意思的是，在吳冷西的電話之后，還有一個電話。那是5月13日，當時的《紅旗》總編輯王殊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文章。真是無獨有偶。曾濤當時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見?？赏跏夂髞磉€是對別人說，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2、鄧小平的支持— —再次強調實事求是
五、六月間，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歷史性會議。
在會議期間有人堅持維護“兩個凡是”，反復強調凡是毛主席、華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改動。當會議提出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作為指導思想時，李曼村認為不能提“新的歷史條件”，因為華主席提的是“新的歷史時期”，否則和中央的口徑不一致。他還反對提我軍是“無產階級性質”，說毛主席沒有這樣說過。
六月二日，鄧小平發表講話。在講到的四個問題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只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思想的問題。
鄧小平從毛澤東締造黨的最初年代開始，一直到1963年，列舉大量事實，講述了毛澤東是如何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的。1963年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又指出，由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只有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考驗，才能證明它“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
鄧小平接著說：
毛澤東同志歷來堅持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歷來是按照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講問題的。毛澤東同志講過，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么說，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當然不是說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說不要處處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
同志們請想一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呢？這種根本觀點有沒有過時，會不會過時呢？如果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那還談得上什么。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呢？那會把我們引導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顯，那只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只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已收在《鄧小平文選》中，讀者可以仔細去閱讀，而且會發現，講話未見一字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字里行間滲透著對文章觀點的支持，而且是在直接批評這篇文章的反對者。直到后來，即八月十九日接見當時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談話傳出來之后，大家無不相對莞爾。鄧小平對他們說：
《光明日報》發了文章，當時沒有注意。后來聽說有人反對得厲害，才找來看了看。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我就在六月二日的講話里支持了一下。
3、 汪東興的批評
就在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講話后的第十三天，六月十五日下午，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這個平時常常顯得很隨和甚至可以說相當溫和的人，這次火氣很盛：……
黨報要有黨性。黨性個性的關系，是個性服從黨性?！都t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臺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
我們要對黨對人民負責?，F在我們黨性還不夠強，路線覺悟不高。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注：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講過：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宣傳上下足之處，國內外敵人會利用，蘇美兩霸和反動派都要利用、挑撥，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系，挑撥中央委員之間的關系，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之間的關系，挑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宣傳的關把得不緊，被敵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中國人也是這樣，也有人在挑。政協會上，《人民日報》的余煥春二月八日對天安門事件講了一大篇話，認為這個案沒有徹底翻過來。明明是毛主席說的，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們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誰？這個問題還要登簡報？這本來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你要翻，翻誰呀？……有毛主席的批示在，這能翻案嗎？……在政協會上，還有人要翻《二月提綱》，說是“紅文件”，要翻過來。翻《二月提綱》、翻《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還要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要翻過來了。這些是政協簡報登的，簡報不能有聞必錄，要錄就要批，否則簡報不能登……
……
宣傳要對黨負責，黨性第一，個性要服從黨性，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沖擊，就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壞的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沖擊，王、關、戚一直追著整我。比你們，我只少了一個噴氣式，少了一個住牛棚。毛主席說，沖一沖很好嘛。有些干部沖沖還是必要的，洗掉污泥濁水有好處……
……
我倒可以給大家講講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一直跟著主席，沒有斷?，F在就是我一個，總理去世了，“四人幫”完了（這時，有幾個人說將來找個機會請他講講文化大革命，我可以講。
……
有些特約評論員文章，對干部問題評得不很對，只講一面，憑感情，不憑黨性。好象有股氣。要出氣，利用文章出氣不對。這要研究，我有意見?！度嗣袢請蟆穼Σ筷犝h的新聞標題也有問題，對鄧副主席講話標題是精辟闡明了毛主席思想，這對。但對華主席的講話、葉副主席的講話為什么就不標“精辟闡明”呢？難道華主席、葉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精辟闡明毛主席思想嗎？這樣標題不是有意的嗎？比一下吧，三大標題各一個樣，為什么？……
特約評論員文章可要注意，有幾篇不是那么恰當。不要圖一時好過。有篇講青年的，沒講清楚。有篇講老干部的，也沒說清楚。這些文章不經過宣傳部，打著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上那樣搞，要注意。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登了一個老干部給青年的信，提法就有問題，報社的按語捧得那么高，文章說青年在錯誤路線干擾時跟著跑是很難避免的遭遇，說沒有什么竅門避免這種遭遇。這就不符合馬列主義，對青年起煽動作用，引導青年犯錯誤。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我和胡耀邦談過，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
4、《人民日報》加入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如果讀者還記得的話，這是對三月十六日該報那篇思想評論《標準只有一個》讀者來信提出問題的回答。文章說：“在實際生活中，能夠說明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個科學家提出的某種科學假說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據這種假說的推理是否嚴密，表達是否清晰，而是要著實驗的結果，當實驗的結果和這種假說吻合時，才能最后證明這種假說的科學價值。一個軍事指揮員擬訂的作戰方案是否無誤，在戰斗打響之前只能作出種種估計，只有通過戰斗的實踐，才能得到驗證。同樣的，一個黨提出的方針政策是否正確，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實踐結果來檢驗。當然，這決不是說，科學假說、作戰方案、方針政策等等不需要利用間接經驗。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間接經驗當然是重要的，但是這終究不能成為判斷真理的標準。”
文章在回答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說：“一些同志所以把馬克思主義也當作真理的標準，從認識上講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標準兩個問題，就是說把“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這樣一個問題混同于“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標準。”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為止對人類全部文明發展的最完善、最正確的科學總結，當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來證明一樣，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自己證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實踐來證明。同時，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作為檢驗別的真理的標準。舉例來說，現代自然科學中許多原理是否真理，難道不需要通過它自己的科學實驗，而由馬克思主義的某一原理就可以證明的嗎？難道可以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某一原理來判定高能物理學關于某種基本較小的性質的推斷和遺傳工程的關于某種遺傳密碼的假說嗎？如果馬克思主義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對于真理的驗證或成了多余的了，人們無需參加實踐，一樣可以證明真理，這就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石給抽掉了。”
文章有針對性地指出：“有人認為，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標準，似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侮辱。其實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真理的標準，既違背了客觀實際，又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這種觀點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一種無需實踐檢驗、無需通過實踐來發展的命定的、自然的、自我封閉的認識體系，這樣的體系不可能是科學的真理，只能是某個‘先哲’的神秘的精神產物。持這種觀點的人盡管可能出于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善良愿望，殊不知結果造得其反，欲褒實貶，倒是真正玷辱了馬克思主義。”
這篇文章從理論觀點上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干部群眾中存在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較有說服力的解釋，起到了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相互呼應的效果。
5、《解放軍報》加入
幾乎就在同時，在西郊美麗的萬壽山山影尚能投到的一個安靜的大院里，吳江正在奮筆疾書。后來有人評價，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的這篇文章，是在“冷靜思考中滿懷激情一氣呵成”的。
經多方商議，這篇題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文章，送到解放軍報社長華楠手中。
拿到文章，華楠立刻想起羅總長羅長子——雖然他現在已經不能高高地站著，而且總長正由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兼任。早在5月中旬的時候，華楠和軍報副社長姚遠方曾到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住處向他匯報全軍政工會議的宣傳工作。羅瑞卿坐著輪椅從臥室出來，見面的頭一句話就問：“真理標準的文章，你們看了沒有？這是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了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贊成，我想勸勸他們。”黃埔出身、曾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參加過46年的軍事調處談判、共和國成立之后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具有超乎尋常的政治敏感，是最早看到這場討論歷史意義的高級干部之一。
華楠立即將吳稿進羅瑞卿閱。羅瑞卿對文章親自修改過兩次，還給軍報打了五次電話，提出非常具體的意見，囑咐軍報的同志和中央黨校的同志共同商量，把文章改得無懈可擊。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已是羅瑞卿大將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個月。自1976年10月以來，他拖著被迫害致殘之軀而表現出的朝氣與樂觀精神，令所有見到他的故舊部下動容?！恶R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在軍報發表，是他充滿了冒險與傳奇、豪邁與隱忍的一生直接關心的最后的一件大事。
6月24日，同樣以該報特約評論員署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在《解放軍報》發出。有人說它堪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姐妹篇；有人則認為，與前兩文相比（包括《人民日報》的邢賁思文），它更尖銳、更潑辣。
第五章眾人拾柴火焰高
1、自然科學家“敲敲鑼鼓”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出之后，許多人都在細細咀嚼這篇文章，參透文章所深涵的底蘊。思想理論界似乎出現暫時的沉寂。這段時間其實非常短，也不過一周左右，但在那種節骨眼上，焦心地注視著事態發展的讀者，就覺得這幾天顯得相當長了。
其實，對大家如此關切的問題，是不會沉寂的，隨后，科學家們站出來了。用當時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話說，《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以后，有人主張不再討論下去。他們想掛起免戰牌，我們不能同意。真理標準討論才剛剛開始，不能現在就停下來。
童大林給人的印象是做官而無“官樣”。這不僅表現在他待人的“沒大沒小”，更在他時常署名撰文——并非只在重大的歷史性場合——文章觀點鮮明直率，而且從來不用別人代筆。
他研究理論出身。他敏感地意識到，我們正處于新的歷史轉拆關頭，解放思想特別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幫”，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共同語言?，F在迫切需要開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
還在五月中旬，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黨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開了聯席會議，討論真理標準文章，并且做了決定：支持它，支持這場討論。在這個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童大林接著還說了一句笑話：“在這個問題上，自然科學雖不是主力，但我們也要敲敲鑼鼓。”
要理解這句笑話，必得了解中國國情——在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僅只默許自然科學界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天經地義的命題。在這個領域里，屬于“凡是”范疇的“真理”不多，曾有過的幾個如摩根、李森科等，也為老人家自己化解掉了。
重大林或許未十分留意，中國的自然科學界之所以得以安享這一命題而不必再花大力拼爭——其實也未必，讀者在下文將讀到——是因為已然有過人類的代價，包括哥白尼終生的惕息、布魯諾燒焦的尸身和伽利略高貴尊嚴的舍棄：面對教會酷刑，這位七十歲的老人不再說“我已看到”，他說的是“我一直相信，現在更加相信神圣的天主教和羅馬教會所主張告諭和教導的一切，親自寫下這份放棄異見的自白書”這種真理不必由實踐檢驗的話。
由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和中國科學院理論組出面，召開有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參加的討論會，以“敲敲鑼鼓”。會議定名為《理論與實踐關系討論會》，7月5日在科學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以后再陸續舉行。在會上發言的有羅偉、朱洪元、何祚麻、汪容、吳汝康、徐聯倉、李寶恒、嚴家其、方勵之、趙功民、于光遠、吳江等。
自然科學家們用自然科學史上的大量事例說明，當原有的自然科學理論同新的科學實驗事實發生沖突時，科學是如何突破舊理論而創立新理論，同時又在實驗中得到證實的。例如，19世紀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學家開爾文，認為當時的物理學理論已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邊還有兩朵小小的烏云。這指的是當時的物理學理論無法解釋的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和黑體輻射實驗?？汕∏【褪沁@兩個實驗向經典物理學提出了挑戰。如果把經典物理學當作一種教條和偶象，人們就將不會去理會這兩朵小小的烏云。愛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從這兩個實驗當中提出了狹義相對論和量子論。
汪容指出：自然科學理論剛提出時往往只是假說，只有當實踐證明了以后，才承認它是科學理論。例如原子論，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就提出來了，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假設。但只有到了近代，科學實驗才證實了原子論。愛因斯坦的后半生，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統一場論，要把自然界各種相互作用統一起來。很多人對此不理解，有的人就指責他。近年來的高能物理實驗證實了弱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統一的可能性，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就又受到了人們的重視。（按：1979年有三位科學家因弱電統一理論而獲諾貝爾物理獎。）
吳汝康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在發言中說了這樣一件事：1965年他參加過一個關于“東非猿人”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回國后寫了一篇文章，提到人類歷史有200萬年。這本是根據“東非猿人”的發現的有關科學材料而產生的觀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受到了批判，說這是“反毛澤東思想”。為什么呢？因為毛澤東在1964年說過人類的歷史“大約一百萬年”，吳汝康的說法同毛澤東說的不一致。其實毛澤東本人也曾說過人類歷史50萬年，后來根據科學事實，改說一百萬年。
嚴家其發言的題目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自然科學》。他說，在封建神學和經院哲學統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說：“在公開辯論時，當有人在講述一個可以證明的結論時，他的話卻被一個反對者打斷了，用一段亞里士多德的原話堵講述者的嘴（這段原話時常是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寫的）。”甚至當一個學生發現太陽有黑點時，他的老師、一個經院哲學家，因為圣經和亞里士多德的書上都沒有談到那些黑點，竟向這個學生說：“這些黑點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陽上。”
法國哲學家蒙臺涅曾嘲笑這些經院哲學家說：“我們都會鄭重其事地說，‘西塞羅是這樣說的’，或者，‘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至于我們能代表自己說些什么呢？我們自己的論斷是什么呢？我們的行為是怎樣的？只是鸚鵡學舌而已。”這些不也正是對那些生活在現代卻要復活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人的絕妙的寫照嗎？
于光遠發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是，現在就在這個常識上發生了問題。經濟學也有這種情況，從去年開始，對按勞分配能不能產生新生資產階級的問題，討論了一年。這也是一個很滑稽的問題。我們現在不得不在這些常識問題上進行討論，可見我國理論混亂到了什么程度。既然在常識問題上不一致，我們就需要在這些問題上進行闡發，從而堅定人們對這些問題的信念。真理標準問題，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是完成新時期總任務的關鍵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南其轅而北其轍。
當然，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當中，也確實有許多學術問題需要解決，對這些問題要進一步研究，這樣可以把討論深入下去，而不能僅限于常識問題。
吳江在發言中說：真理標準問題，是從我國政治生活中提出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個常識問題，為什么會有爭論？這里涉及到一種思潮，一種政治思潮的問題。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出來，有人看了不舒服，提出指責。我看也不怪他們，他也不是別有用心，這不代表他個人，而是代表一種思潮。
有人說，這是理論問題，討論不要超出理論范圍。小平同志在全軍政工會議上講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就沒有限制在理論范圍。
吳江說，有的同志很激動，說討論真理標準向題，對“高舉”不利。這個帽子較大。我說：你“高舉”，我也高舉。第一，我不跟著你糊里糊涂去“高舉”，不用你的指揮棒；第二，究竟是誰高舉，還要用實踐來檢驗。十多年來，理論被林彪、“四人幫”搞得面目全非，我們有一個恢復本來面目的任務。大亂之后，不僅經濟有個恢復工作，理論也有個恢復的任務。
2、理論界的盛會
童大林的“敲敲鑼鼓”終于引來了一陣“緊鑼密鼓”。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于7月17至24日邀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校、大專院校、哲學研究單位和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解放軍、新聞出版單位的有關人員160多人在北京朝陽區委黨校開會，繼續討論理論和實踐問題。時值盛夏，但會議氣氛比天氣更熱。
17日上午，討論會開幕式在中央歌劇院禮堂舉行。天雖炎熱，但能坐千人的禮堂擠得滿滿的。哲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孫耕夫主持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首先講話。他明確提出，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理論和實際聯系，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踐中形成的理論、見解、意見，還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加以修正、補充和發展。
鄧力群希望哲學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學理論的闡述、宣傳，而要針對新的發展時期面臨的許多新的問題，作些調查研究，使哲學研究工作出現新的局面。
馮定、王耕今、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林京耀等在大會上發了言。
馬沛文在大會上發言時介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修改和發表的經過，并講了他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一些看法。
汪子嵩在大會發言中回顧了粉碎“四人幫”以后一年多來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
李秀林在發言中著重從理論上闡明了實踐標準和理論提導的關系。
周揚以社會科學院顧問的身份在7月24日的閉幕式上講話，他說，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意義重大。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關系到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問題，也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因為離開了實事求是，離開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離開了千百萬人民群眾革命實踐的檢驗，就是離開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他說，現在，這個問題之所以成了問題，是因為有人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似乎真理還要受實踐的檢驗，真理就沒有“絕對權威”了。這就足見林彪、“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是他們的思想流毒還遠沒有肅清，他們的陰魂不散。我們要來做消毒工作，做驅散陰魂的工作。
討論會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傳達，從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向了全國。
第六章多事之秋
1、《紅旗》保持沉默
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討論中，《紅旗》一直沉默著——從春末、到夏初、直到暑氣蒸騰的7月。這是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呀！究竟……讀者紛紛投書，海內外一片疑慮，接著就是種種猜測。答案其實很簡單：她的不置一詞與《光明日報》當初的沖鋒陷陣有著同樣的成因——總編輯的主意。熊復是5月17日到《紅旗》接任總編輯的。在這之前，他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任職。就在到任的當天，在同《紅旗》的幾個負責人見面時，他就針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直抒己見：在這里，我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是有問題的，我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些報紙用一個版、兩個版發表什么特約評論員文章，認為他們是代表中央講話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難說。他還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里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他又說：關于按勞分配問題，光講馬列怎樣說是不夠的，毛主席發展了嘛！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來談什么按勞分配。把按勞分配說得那么好，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還算數不算數？！
第二天，5月18日，汪東興找熊復同《紅旗》前任總編輯談話，談交接工作的問題。汪東興批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說它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并說要“總結經驗，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后來，各界都動起來了，真理標準討論十分熱火。汪東興對熊復說，“《紅旗》要一花獨放”，對真理標準問題“就是不表態。”
第三天，5月19日，熊復在《紅旗》雜志向干部傳達汪東興對《紅旗》工作的指示，并談了他的辦刊指導思想：
“《紅旗》的任務是完整地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斗爭。”
“理論問題要慎重，這點特別要注意。在理論問題上，是捍衛毛主席的思想、路線呢，還是沒有捍衛，這個問題是要很好考慮的。”
“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有些什么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
“汪副主席很關心《紅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論方面很好把關，有什么問題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請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報告。”
這就是熊復到《紅旗》后頭三天的情況。
二個月過去了。這期間，各報發文，小平講話，科學家們表態，全世界都在關注……熊復坐不住了。七月底，他終于布置寫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并且把這件事交待給當時的一位副總編輯。怎么寫呢？八月份，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于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應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讀者在這里肯定已經注意到了“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這句話出自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之口，本身就已經是“發展和創新”。其實，除了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教會，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學派強調自己是不可以發展與創新的，就連對《圣經》的這種“捍衛”也是徒然，還是出了路德，出了加爾文，出了擁有數億信徒的新教。
根據這個調子，執筆的那位副總編輯經過一個月的苦戰，于9月11日寫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二萬多字。從9月11日到9月19日，經過幾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這中間主要的修改之點是：
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熊復說，他請示過汪東興，汪開始不同意寫這篇文章，后來同意了，但認為文章的標題要改，改成“《實踐論》的認識論”，只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專門講實踐標準問題。因執筆者不同意這樣改，所以，將標題改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初稿第一段中曾有這樣幾句：“同志們反映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我們認為，這次討論不僅有利于弄清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而且關系到我們黨的整個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問題，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熊復說，汪東興認為這樣講估計太高了，不是什么關系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只能說是有利于開展百家爭鳴，活躍思想。于是這幾句話就改為：“出現了敞開思想，勇于爭鳴的新氣象。我們認為，通過這次重溫毛主席的《實踐論》，弄清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以利于在政治思想領域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大意義。”
初稿在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幫”的“階級標準”時說：“我們向來認為，一切客觀真理的本身，不論是自然領域的，還是社會領域的，都沒有階級性，它以實踐為檢驗自己的唯一標準，而不以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熊復則堅持社會領域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并說《五·一六通知》中關于真理階級性和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話是毛澤東加進的，批這兩句話就是批毛澤東。因對此有不同意見，所以確定不寫真理有無階級性，但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還是批了一下。
初稿第四部分，在批判林彪的“句句照辦”時，指出了“今天也還有些好心人受了他們的影響，存在這種糊涂觀念”之后，還有一句：“同時也不能排除今天或今后還會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繼續襲用這個老譜。”在熊復的堅持下，后面這句話被刪掉了。
初稿第四部分原來的結語是這樣的：“由此可見，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標準，反對唯心主義的主觀標準或二元論的主觀標準加客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舉旗’而不是‘砍旗’；相反，堅持唯心主義的主觀標準或二元論客觀標準加主觀標準，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標準，那就不論你的主觀動機如何，歸根到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砍旗’而不是‘舉旗’。”這一段被熊復全部砍去。
此外，還砍去初稿中批判王明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整整一段。
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這個未定稿的六部分的小標題是：
（一）當前重溫《實踐論》討論實踐標準問題的重大意義
（二）重溫《實踐論》，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搞亂真理標準的罪行
（四）正確認識理論指導與實踐標準的關系
（五）對懷疑論、不可知論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
（六）從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指導下不斷攀登真理的高峰
從這六個小標題當然看不出文章的是與非，如果照錄原文，又太長，頗費讀者時間。那么，還是摘錄其中的一些段落吧：
由于實踐發展的有限性，帶來了實踐標難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這表現為三種情況：第一，實踐在一定條件的范圍內，只能相對正確地檢驗某一認識的真理性……第二，實踐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不能對現有的一切理論和觀點都作出正確的判斷……第三，在某些實踐中，由于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實踐結果帶來局限性……
歷史上的進步階級，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程度上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所以能在一定的限度內認識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擁護真理。只有近代無產階級才能充分認識和完全擁護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是同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完全一致的，是同客觀真理的本能的要求（主觀要符合客觀）完全一致的。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革命性）與科學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也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敢于公開宣布自己的學說是具有階級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只能是無產階級及進步人類的認識工具。在這個意義上，說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錯誤的。當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關鍵在于弄清理論的指導與實踐的檢驗作用的關系。
至于革命導師的片言只語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主思想，我們要把它的基本原理、個別結論既作統一理解而又有所區別，把它的片言只語與它的精神實質既加以聯系而又有所區別。
上面已經提到，林彪、“四人幫”搞亂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特別是搞亂是非標準所帶來的嚴重毒害和影響之一，就是在不少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一股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思潮。
……他們（指“四人幫”——引者注）妄圖把全國人民的思想都圍圈在他們的網羅之中，禁錮在他們的囚籠之中。與此同時，作為他們這種唯我獨“是”的歪風的副產品和消極抵制物而出現的，是一股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普遍思潮。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真正的“海外奇談”。談些什么呢！他們說我們是在“打破永不犯錯誤的神話”；是要“改變一直諱言犯錯誤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脫幾十年來中國人奉若圣旨的被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的束縛”；是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間接的責任問題”；等等?？磥?，他們是在把問題引向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現在實踐已經證明，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已經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對癥良方……象文化大革命這樣偉大的歷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瑪峰的高度才能總結出正確的經驗的；局限于一時一地的狹隘眼界，都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批評家的襲來，對我們倒是一個有益的警告。它告訴我們，當我們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的時候，阻力和干擾是不會少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擾，堅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個新的光輝的日出！
這個稿子曾以《紅旗》雜志社黨委的名義于9月20日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征求意見，哲學研究所經部分同志閱讀和座談，于24日提出六條意見退給《紅旗》雜志社黨委。
六條意見是：
一、文章的標題是《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這個問題很重要，題目抓得是好的。但對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反復強調的關于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闡述得不夠，不是說文稿中沒有講這個問題，也不是說文章的大小標題上沒有突出這個問題，然而，從文章所闡述的具體內容上看，從整篇文章所闡述的著重點著，對于實踐是“第一的和基本的”這個根本觀點的闡述，是不夠的。與此相聯系，對于毛主席所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個根本觀點，也講得很不夠。我們認為，這是文稿的一個根本缺陷。
二、文稿中提出了“同懷疑論、不可知論等等錯誤思潮進行堅決斗爭”的口號，并把這種思潮同林彪、“四人幫”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主觀標準”并列作為我們必須與之進行堅決斗爭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任務”，而這種懷疑論、不可知論的“思潮”又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眾中”的“普遍思潮”。對于這種“普遍思潮”的具體內容，文稿中前后講法也不甚統一明確，有時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線斗爭不可知”，有時又似乎是指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懷疑”，又有時同文稿第六部分所批判的“海外奇談”緊緊相連。上述這些，不知客觀根據為何？我們建議在修改時作重新研究、考慮。
三、文稿中對于軍委政治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那種思潮，即那種割斷歷史，脫離實際，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那種只能照抄照搬、搞本本主義、不從實際出發的錯誤傾向，批判得很不力，實際上也沒有用很多篇幅來批判這種思潮。而同時，文稿中則提出了“懷疑論”、“不可知論”這種在我們看來文稿中的前后講法并不一貫、政治界限并不清楚，而文稿又認為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眾中”的“普遍思潮”，用大量篇幅加以批判。對于這種做法，我們不能理解，因而是無法贊同的。
四、關于如何對待片言只語，文稿中提出了對片言只語也“應該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這樣的論斷。說：“我們應該肯定，經典著作中的詞句是很重要的，有的時候個別詞句甚至是關系重大的，我們只有通過認真鉆研經典著作中的詞句，才能領會革命文獻的精神實質，這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是片言只語？什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片言只語？這本來是有它的確定含義的。比如，林彪、“四人幫”搞片言只語，指的就是他們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肆意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歪曲它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而又用片言只語來嚇人、騙人。對經典著作搞片言只語，同時就意味著對它的精神實質的閹割、歪曲。這是不言而喻的。在林彪、“四人幫”對馬列和毛主席著作搞了多年的“片言只語”之后，我們今天正在批判這種罪惡行徑的時候，對“片言只語”問題作上述的那種“具體分析”，文稿的另一處，還提出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要“把它的片言只語與它的精神實質既加以聯系而又有所區別”這樣的論斷。這些我們以為都是極不合適的。
五、文稿的最后部分，所引用的“海外奇談”，均是惡毒攻擊的言論，請點明出處并集中給以回擊。如果不注明出處，則容易造成國內人民之間的相互猜疑，這種作法，我們以為不利于安定團結。
六、關于經典著作的引用，也有不符合原意的地方。例如，恩格斯的原話是這樣的：
“……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于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人類絕對狀態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圣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每一階段對自己的時間和條件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13頁）
文稿是這樣引用的：“恩格斯說過，‘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就是‘認識和社會的每一個階段對自己的時間和條件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這里，可以看出，文稿在引用時把恩格斯原話中緊接著“存在理由”之后的“但也不過如此而已”一句話和以下的話刪去了，把“理由”之后的逗點變成了句號，在句號外邊打的引號。這無論從詞句和意義上，都是和恩格斯的原意不符合的。由于哲學研究所的這六條意見既尖銳又中肯，加之當時各方面對《紅旗》雜志意見紛紛，因此，此文一直沒有能刊用出去。后來，到11月份，又作了一次修改，刪去了五、六兩節，只留下前四節，準備作為紀念毛澤東85周年誕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發表，并已列入選題計劃，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為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入和明朗化，《紅旗》已完全陷入被動，此文終于流產。
這篇文章雖未發表，卻由此而引發了理論務虛會的召開。9月下旬，《紅旗》雜志社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對《重溫（實踐論＞》一文的意見后，就將此文及哲學所的意見上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后，提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這位是1979年年初那個有名的理論務虛會的來歷。
2、譚震林加入
就在熊復掙揣于《重溫＜實踐論＞》的同時，《紅旗》又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這就是阻止譚震林文章的發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紀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紅旗》自然要有紀念文章。8月份編輯部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當年領導井崗山斗爭的文章。
譚震林在“文革”中曾因堅定地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亂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將，后又被誣陷為“叛徒”，長期遭摧殘。在《紅旗》編輯部派人向他約稿時，他斬釘截鐵地說，寫文章不能只講歷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1O月下旬，譚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紅旗》編輯部，熊復看后認為文章第四部分講的都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問題，應刪掉。責任編輯認為，文章是譚震林寫的，以個人名義發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見，不能強加于人。不能刪。
有意思的是，這邊的爭執還未定局，譚震林又送來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進一步加強了，并且給《紅旗》編輯部寫信說：“文章只作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如果你們認為還有什么修改，請想好后，到我家來當面商量。”
熊復看了譚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堅持要刪去文中有關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那一部分，并且寫了一個條子，講了兩點處理意見：一、先派人去同他談，說明中央給《紅旗》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考慮刪去有關段落。二、如譚不同意刪，就照他的意見印出送中央常委審查。
11月14日，編輯部派人去見譚震林，轉述了熊復的意見。譚震林當即鮮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告訴熊復，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熊復拗不過譚震林，在無可奈何之中，于11日16日將譚文送審，并給汪東興寫一報告：
汪副主席并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志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生八十五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志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F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愿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么《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梢园l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磥聿痪砣氡旧?，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寫的批語是：“文章確長，沒有時間看，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小。”在21日，他看了這篇文章后，又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在接到這些批語之后，熊復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東興那里問怎么辦。汪東興也無可奈何，只好說，那只好這樣。至此，譚震林的文章送新華印刷廠發排，于十二期刊出。
3、《紅旗》的編輯不打算再保持沉默
熊復在此期間所唱的一系列“反調”，并不代表《紅旗》的編輯們?！吨販?lt;實踐論>》那篇文章，照理是編輯部哲史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讓哲史組的編輯們插手。對《紅旗》所發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觀的人則是憋著一肚子火。隨著形勢的發展，《紅旗》愈來愈被動，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運行”。運行了半年之后，終于沖破地表，噴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紅旗》雜志院內，王忠明，邢雁二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提出了對《紅旗》雜志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要求迅速改變《紅旗》的面貌，立即在社內外引起轟動，《紅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報有關真理標準討論問題是這樣說的：
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志，理所當然的要大力參加這一討論。但是《紅旗》雜志至今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從熊復同去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復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發表過文章，也沒作過講話。事實并不如此。他剛來《紅旗》不久，就在一次會上針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我是有不同意見的，在這里表明我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是有問題的。”最近熊復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談宣傳問題的會上，當有的同志提到《紅旗》沒有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很被動時，熊復同志很激動地說：“你被動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動”，“這沒有什么關系，不要怕這種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實，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點他的名。”我們要問熊復同志，這難道不是反對嗎？
熊復同志還表白說，他授意一位同志寫過文章，我們看看寫的這篇《重溫實踐論》是一篇什么樣文章呢？這篇文章全文兩萬多字，除了教科書式的毫不聯系實際地講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外，很大篇幅是駁所謂“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請同志們讀一讀這篇文章，看是不是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這種文章實質上是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唱反調的。
發生在1976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是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反映了億萬人民的心愿，熊復同志對這個事件抱什么態度呢？今年第十期《紅旗》登載的《評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筆桿子殺人”，原來上海寫作組同志寫的全部內容是揭露“四人幫”怎樣歪曲天安門事件的事實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經過熊復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這是為什么？現在華主席、黨中央為天門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沒有看到熊復同志的態度，他既不傳達中央的指示，也不組織機關同志學習，這又是為什么？從這里可以看到熊復同志對敬愛的周總理是什么感情？前一個時期，機關批判姚文元和他的親信利用《紅旗》反對周總理的罪行，同志們要求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熊復同志講一講周總理的豐功偉績，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講。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幫”的核心小組擴大會上，熊復同志用嘲諷的口吻說：“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義，發表給青年的復信，說過去上當受騙是難免的，這是什么話，這不是明目張膽地鼓吹投降主義，鼓吹投降有理嗎？”說：“那封信是錯誤的”，是“根本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位老干部給青年的復信，是胡耀邦同志寫的，熊復同志對這樣一封信竟破口大罵，其用意何在？在這次會上，熊復同志還聳人聽聞地說：“現在思想理論界很混亂，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論，為什么提出一些怪問題？”還說“這樣嚴重的情況，不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嗎？”熊復同志在這里這樣提出問題，不知為什么？
熊復同志還多次在會上說：“現在文章中為什么不提走資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嗎？”在7月3日的全社大會上，他竟然號召全社同志要對付可能出現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目前情況下，提出這樣的問題，其用意何在？
這張大字報貼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復在大字報旁邊貼了一張小字報：
為大字報的出現而歡呼
讀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報，我非常高興，為這張大字報歡呼。
王、邢兩同志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偫ㄆ饋砭褪?，《紅旗》的運動和工作落后于當前的形勢，而這是同我的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分不開的，我要負完全的責任。我認為，這樣的批評是中肯的。我誠懇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評。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評是善意的。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是要迅速改變《紅旗》的落后面貌，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尚未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全社同志部來思考這個問題，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至于我，從王、邢二同志的大字報得到很大的啟發。我這個人的缺點是很多的，幾個月工作中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有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現在還來不及總結我在這個時期的工作，而在適當的時候是應該作出總結，取得教訓的。錯了就改，我有決心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在這方面幫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復
197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