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伊朗的民主困境

伊斯蘭教的民主困境不是反現代的問題，而是伊斯蘭教的現代化進程尚未開始，這需要啟動深刻的宗教改革

6月13日，伊朗選舉委員會宣布：現任總統內賈德在12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獲勝。盡管內賈德在任4年政績不佳，不過在掌握最高權力并善于政治平衡術的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暗中支持下，他終于再次登頂。

但這一勝利卻遭到抨擊，他被控借助手中掌握的龐大行政資源，操弄選舉過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改革派首領穆薩維就表示：內賈德借助革命衛隊威脅改革派選民，有幾百萬選民無法到達投票站，甚至對手機短信進行屏蔽，導致改革派在各個投票站的監票人員無法互相聯絡。因此，選舉結果宣布當晚，數千民眾在首都集會，抗議內賈德操弄選舉，爆發自1999年學生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騷亂，并遭到殘酷鎮壓。

內賈德的連任和民眾的騷亂，是伊朗民主陷入困境的典型。1965年后，伊朗親西方的巴列維王朝推行白色革命，進行短暫的帶有明顯階級局限性的民主試驗。1979年，流亡國外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國內什葉派推翻了巴列維王朝，通過了新制定的伊斯蘭憲法。新憲法將“宗教法學家治國”確立為立國根基，三權分立制衡原則，則成了棲息于神權政治框架中、受到最高精神領袖遙控的一種技術性操作，從而確立了以最高精神領袖為最高政治權威的神權至上的權力體系。

在這種體制下，最高領袖不僅是精神領袖，也是政治權威，議會、司法、憲法監督委員會等核心政治機構都直接對最高領袖負責。作為民選產生的總統，所有選舉程序都受最高領袖領導的憲監會負責監督，當選者必須在憲監會確認后才能宣誓就職。民主，成了受神權勢力操控、威權政治合法化的有效工具。

伊朗民主的困境，在伊斯蘭世界普遍存在。自20世紀中后期民主浪潮席卷伊斯蘭世界開始，伊斯蘭世界的民主狀況一直處于滯緩發展狀態。

從伊斯蘭世界的現實看，各國的民主政治實踐差別很大。在已經實現政教分離的國家，比如土耳其、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約旦等國，盡管公眾的政治參與仍然處于沉寂狀態，但在保留伊斯蘭信仰的前提下，他們確實建立了現代民主政體；而在仍然堅持政教合一原則的國家比如沙特和伊朗，以伊斯蘭教為指導的神權政治框架幾乎成了民主事業的威脅。

這些政治現實，證明了伊斯蘭教對政治機制的影響具有兩面性，它既可以支持專制主義和神權政治，也可以與民主自由相容。

1980年代以來，伊朗的霍梅尼和伊拉克的薩達姆不斷向西方叫板，霍梅尼以死亡來歌頌美國，并對英國作家拉什迪發布持續20余年的伊斯蘭追殺令；薩達姆則號召發動一場圣戰來反對外國的異教徒；伊朗包圍西方使館，真主黨、真主軍等恐怖團體的暴力行為，更加深了伊斯蘭教反民主的形象，甚至引發了西方學界關于伊斯蘭教與民主是相容還是相互威脅的大討論。

伊斯蘭教的民主困境，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于特殊的歷史環境。伊斯蘭教素有宗教復興傳統，最近一次的宗教復興，是伴隨著19、20世紀的反殖民化運動進行的。由于歷史上基督教十字軍多次東侵，激發了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情緒，再加上近現代以來西方在中東進行殖民活動時試圖復制民主，但卻被地主階級把持，反而敗壞了民主的聲譽，民眾很容易把這種被扭曲了的民主和西方等同起來，于是增強了此次宗教復興的反西方、反民主情結。

其實，就宗教本身而言，伊斯蘭教與接納民主的猶太教、基督教有一定親緣關系，都是接受神啟示的先知亞伯拉罕的子女，都擁有亞伯拉罕式信仰：共同信仰唯一真神、眾先知、啟示、天選社團和道德責任。當猶太人和基督徒通過以撒、亞伯拉罕和撒拉追溯他們的世系時，穆斯林則通過亞伯拉罕的長子易斯瑪儀及其仆人哈格爾尋找自己的來源。

伊斯蘭教思想家們也從教義經典中尋找與現代民主和諧的內容。埃及現代思想家阿巴斯·穆罕默德·阿卡德曾在其著作《伊斯蘭教中的民主》中指出：伊斯蘭教中的“公議”是一種古老的民主形式，原意是指穆斯林社團圍繞某重大問題通過協商達成一致意見，這和古代阿拉伯部落社會通過協商推舉部落首領都是一種民主程序。

但是，伊斯蘭教義中也有排斥民主的內容：強調真主主權而非世俗主權，不承認在宗教政治領域與個人之間有一個中間機構，大量的公共事務決策權掌握在宗教領袖手中，相信專制的統治者和順命的百姓，鼓勵用暴力圣戰來擴大伊斯蘭教的邊境。此外，它主張穆斯林享有高于非穆斯林的特權，男人高于婦女，自由人高于奴隸，有違公民擁有平等權利的宗旨。

因此，伊斯蘭教面臨的民主困境不是反現代的問題，而是伊斯蘭教的現代化進程尚未開始，這需要啟動深刻的宗教改革。曾被公認為反民主的天主教在完成宗教改革后，在推動拉美地區的民主化上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如果伊斯蘭教能夠對其教義進行現代化改革，在向民主方向邁進上，它也有著很好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