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嬌案中被冷落的程序疑點

清華大學副教授易延友指出：
在中國，刑事案件一旦成為公共事件，往往不是在訴訟架構中運行，法律規定控辯雙方權利對等、控審分離，都被虛置。如果遇到一個善良的、開明的領導，或者受民意的壓力，可能會在實體上實現正義。
但這樣做永遠都只是個案和偶然。而且，政府這樣做嘗到甜頭后，會不斷重復該行為模式，這樣對制度建構的破壞力非常大。

上周二，鄧玉嬌案一審判決落幕。有罪免罰的實體結果廣受關注，但鄧玉嬌案從始至終，一些涉及刑事訴訟程序正義的問題并沒有被輿論足夠重視。

一些受訪的刑法學家對此表示憂慮，中國的司法如果不在程序正義上下功夫，那可能因為輿論關注而保障了一個鄧玉嬌的權利，但無法保障其他鄧玉嬌的公正。被他們探討的鄧玉嬌案程序正義涉及三方面。

偵查階段，律師有沒有調查取證權？

鄧玉嬌案中，5月21日、5月22日，發生了一場“證據爭奪戰”。北京律師夏霖、夏楠會見鄧玉嬌后，爆出性侵犯情節，請求警方保存鄧玉嬌案發時穿的內衣內褲。然而第二天，鄧玉嬌媽媽張樹梅稱，內褲已被她清洗。

當天，在律師、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見證下，警方封存了已經失去效力的證據。

這一事件的發生引發了學者對刑事訴訟法33條的質疑。該條規定是：“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也就是，這條規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