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古多數決原則的痕跡

今日中國人所知所行的多數決原則（Majority Principle），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觀念，當然是西方的舶來品。但神州萬里，往史千年，中國人的頭腦中就從未萌生過類似的思想嗎？

前些時候，讀到美國政治學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數決原則的歷史》（1926）的譯文（張卓明譯，載《法史學刊》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觸發了我的聯想和探索，遂對中國古史中的多數決問題作了初步的文獻搜尋。因為研治之日未久，積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課題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慮到問題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問路。

研究史的回顧

對于中國古典民主問題的追溯，學界并非一無所論，但大都著重于思想層面，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規則方面——多數決問題，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個盲點。以我個人的涉獵，則僅知有以下數人而已。

嚴復1903年所譯英人甄克思（E.Jenks）《社會通詮》（1900）一書，有“國家之議制權分”一章，對多數決有專門討論，稱之為“從眾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國家議制之權，則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則從眾是已。夫從眾，今日有議院之國所同用也。雖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則不可。古之民不識從眾之義也……議院之從眾，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嘗以眾同為決議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認為，即使在西方，多數決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嚴復亦承其義，在按語中表示：

宜乎，古之無從眾也！蓋從眾之制作，必社會之平等，各守其軫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資格價值而后可。……即今中國，亦無用從眾之法以決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會有一種“嘩噪之選舉”：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書名投匭也，眾各呼其所舉者之名，為嘩噪，所眾舉者，其聲洪以聞，所寡舉者，其聲微以弱，此其以眾蝕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戰陳之行列，而料簡其人數，此亦古法也。

通過雙方呼聲的大小以分勝負，是為吶喊（shout）法；通過分行計算人數的多少定勝負，是為分列（divide）法；兩者都是多數決的原始形式。這就意味著，多數決原則雖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卻不能說僅僅是近代西方的產物。

以西方民主觀念和制度為參照，發掘本土相應的史跡，是近世以來中國思想家一種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啟超作于1896年的《古議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書中引用了《左傳》所記欒書（武子）的對話，并說：

……讀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對于“多數取決之制度”，作何等觀念。多數取決，為現代議會政治一鐵則，良無他道足以易之。……欒書之言謂兩善相均則從眾，果能如此，真可以現出理想的好政治，獨惜言之易而行之難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論”第三章）

又根據《尚書》、《周禮》、《左傳》等書指出：

《盤庚》有“王命眾悉至于庭”語，《大誥》《多士》《多方》等篇，一讀而知為周公對群眾之演說辭。以此推之，或如希臘各市府之“全民會議”。蓋古代人少，實有此可能性也?！逗榉丁匪^“謀及庶人”，殆遵此道。……古代人民最少對于此三項大政（按：指國危、國遷、立君），確有參與之權利。此種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國家，當然不可行，故戰國以后，無得而稽焉。要而論之，我先民極知民意之當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實現，則始終未嘗當作一問題以從事研究。故執政若違反民意，除卻到惡貫滿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時更無相當的制裁。此吾國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點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論”第三章）

梁氏的分析雖甚簡略，但已挑明中國上古存在多數決觀念，也存在尊重民意的觀念，盡管這類觀念有極大的局限性。后來顧敦鍒的《中國議會史》也沿襲了梁氏的見解（蘇州木瀆心正堂民國20年版）。

據我所見，對中國是否存在多數決原則一事，恐怕以薩孟武研討最多最詳。他曾將德國法學家耶利內克（G.jellinek）的Das Recht des Minoritaten節譯成《論少數人的權利》（1895），此著遠早于《多數決原則的歷史》一文，對多數決的起源已有一定的論述（見《孟武自選文集》，[臺]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民國68年版）；六十年代初他的《民主政治的本質》有“多數決的制度”一節，綜述了多數決的歷史，實際上是多數決在西方的歷史——他征引的西學文獻，除了前述甄克思、耶利內克的著作之外，也已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