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現代迷信（三）

4、“救救《中國青年》”

粉碎“四人幫”以后，一些在“文革”中被迫?？膱蠹?、雜志陸續復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深受青年們喜愛的《中國青年》雜志擬定于1978年9月復刊。在這之前，成立了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著手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團中央委員會，恢復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團的中央機構，開展正常的團的工作?！吨袊嗄辍返膹涂ぷ髦糜趫F“十大”籌委會的領導之下，而在東興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婦工作的，團“十大”籌委會當然由他來直接聯系和領導。

復刊后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第一次征訂，即200萬份。9月6日、7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先后發了復刊消息；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第一期目錄。全國青年翹首以待，渴望能早日看到他們自己的刊物。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六十萬份《中國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國其它七個代印點也大部分印完。北京地區已有四萬多份通過郵局送到讀者手里。這一期登有介紹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中同“四人幫”作斗爭，在迫害面前堅強不屈的青年工人韓志雄的事跡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選登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這本詩集曾印行過，遭到汪東興的批評，此次《中國青年》以《青年革命詩抄》為欄題，選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當時，《中國青年》推出這樣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讀者的歡迎，爭相閱讀這一期雜志。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接到汪東興的一個電話。汪提出了四點意見：

一、《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么只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二、《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志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三、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么又出來了。

四、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當時，韓英即將上述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編輯部，并宣布刊物停即停發、等待研究處理。

編輯部當即作了認真的研究，感到這四條意見并沒有什么道理。他們認真回顧了刊物編發的情況：第一，至于沒有華國鋒題詞的問題，他們早在7月份就分別給華國鋒及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鄧小平寫信，懇請他們為《中國青年》復刊題詞，并希望能在8月底交編輯部，以便能趕在9月2日付印。付印前，又曾幾次催問，當時只收到了葉劍英的題詞，而這時華國鋒又正出訪在外。怎么辦呢？在兩難之中，他們想到，《中國青年》過去宣傳舍身救人的青年軍人王杰時，也曾請中央領導人題詞，當時，毛澤東未題，只有周恩來等幾位領導人題了?？且院?，并無什么不好的影響。鑒于已有這樣的先例，他們認為沒有華國鋒的題詞，只有葉劍英的題詞，不影響大局。第二，宣傳韓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薦的；而且，北京團市委已經作出了向韓志雄等人學習的決定，他本人也已被推選為出席共青團“十大”的代表；而事跡是經過編輯部多方調查核實過的，一點虛假也沒有。宣傳這個人完全站得住。第三，刊登童懷周編選的革命詩抄，其內容都是懷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這會有什么問題呢。第四，這一期沒有紀念毛澤東逝世兩周年的文章，是因為本來想刊登9月9日要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手跡，后來因為趕不上付印時間，經過團“十大”籌委會同意，改發毛澤東1948年為《中國青年》復刊題詞的手跡。而且，在這一期的復刊詞中，已經說到“以表達我們對毛主席的深切懷念”。對紀念毛澤東并沒有疏忽。

思來想去，編輯部的同志認定在編發這一期刊物的過程中，并無處置不當之處，對汪東興的四點批評難以接受。

9月11日，編輯部將自己的看法寫信報告華國鋒及其他幾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時報給了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上，韓英找雜志社組長以上干部開會，傳達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對這期刊物的四點處理意見：

一、由汪東興去請華國鋒題詞（這時華國鋒已出訪回國）。

二、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

三、刪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等段落。

四、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

韓英還特地念了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有關天安門事件和“兩個凡是”的段落，說以上兩篇文章同華國鋒講話的精神不符，有損毛澤東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華國鋒的題詞送到了編輯部。當晚，編輯部向團“十大”籌委會報告：華主席的題詞收到了；已向外地發出電報，立即停印停發；北京印好的全部停發?？梢栽黾尤A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三首。但《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和《青年革命詩抄》以不改為好。因為這兩篇東西內容并沒有錯，而并已有4萬多份刊物發到了讀者手中，改了以后將造成同一份刊物兩個版本的局面，不但會引起讀者的不滿，若追問起刪改原因，將無言以對，不利于安定團結。遺憾的是，團“十大”籌委會沒有接受編輯部的這個意見。

就在這前后，復刊第一期所遇到的種種磕碰傳到了社會上，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不少讀者投書編輯部，更有人在西單街頭貼出大字報“救救《中國青年》”。

9月14日，編輯部再次上書華國鋒及幾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刪改《革命何須怕斷頭》及《青年革命詩抄》。

當天晚上，汪東興又把雜志社組長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從八點一刻開始，一直升到午夜十二點五十分。

會上，汪東興對編輯部干部的批評，已經可以使用“申斥”這二個字眼了。

他說：“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四萬一千份，發都發了，怎么叫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的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

他說：“我現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見！出版《中國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國，發行二百多萬份，涉及的面是比較大的。出版就要考慮得周到點?！吨袊鴭D女》的出版是經過我批準同意了的?！吨袊嗄辍匪蛠砹?，我下午就打了電話，我并不慢啊。叫你們考慮一下，結果考慮出了這么大的風波。”

他說；“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你青年社捅這個情況，離開了團“十大”籌委會。你們直接寫信給中央了，并沒有通過籌委會轉給我。不是和籌委會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門事件，華主席已經講了。”

這時，他念了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關于天安門事件和“兩個凡是”的段落。

他接著說：“剛才第一個是講出版的組織觀念。第二個講文章內容符不符合華主席對天安門事件的估價。華主席在天安門問題上早就講過，為什么有的人還在上面糾纏？這樣行不行？嘴里講，文章又那么寫?，F在還這樣干，行不行？內容上有這個意見，叫韓英去談談，你們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將來你們承擔責任就行了。這期《中國青年》沒經過中央審查。已經發了四萬一千份，得到了贊揚，你們不要挑這個矛盾，好象中央不讓出版，籌委會不讓出版。”

他說：“你們的信，說不改為好。中央不承擔責任，沒讓中央批準，籌委會審查，出了問題，你雜志社負責。你叫我批意見，又不讓我提。你雜志有威信，你現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壞了。”

他說：“你叫我提意見我就提，第一期應該有毛澤東的東西，應該考慮。華主席不在，葉副主席、聶帥帥題了字，我再給華主席講講，’題個字嘛！毛主席逝世兩周年，有總理的照片，主席的一個都沒有，不考慮考慮？我說可以考慮一下。再有，我說里邊有兩篇文章內容與華主席講話符合不符合，考慮考慮。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是已經定了的。是你們記者寫的文章，與轉載不一樣。

他說：“童懷周的大字報貼出來，說不讓《中國青年》雜志出版。大字報可以寫，但《中國青年》第一期到底發生什么影響？你們要考慮一下，如果你們認為這樣行，就按你們意見辦。”

他說：“毛主席詩詞三首你們一首不登，高舉毛主席旗幟，怎么舉法！街上大字報說阻攔《中國青年》出版，怎么阻攔了？他自己要拼命發！今天說清楚，不是我阻攔，而是你們提前發。我就怕你們搞壞了。”

他說：“為什么不發華主席的題詞？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么不能等兩天？”

他說：“一是不動了，就照你們的意見辦，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這是你們的意見。怕什么？最多只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委會講的都不靈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題詞可以不登，主席詩詞也不登。這一期中央沒有審查，就是中國青年社發出的。我聲明，我沒審查。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我看就這兩個意見，不可能有第三個意見。

他說：“歷史上有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的，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他說：“已發出四萬一千份換回來。”

他說：“今天批評一下，說得不恰當，請你們原諒。我的心還是好的。不能說你對我錯了。都對。為什么沒按時發？因為還有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這兩篇文章一個字也不要改。”

總編輯火速派人赴印刷廠，為每冊尚未發出的《中國青年》夾進華國鋒題詞、毛澤東詩詞重印，又收回已發出的四萬多份。

第七章再升一級：各路“諸侯”表態

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就從北京向四面八方輻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在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有的脆快了當，有的頗費躊躇；這倒并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有什么深奧難通之處，關鍵在于“妾身未分明”——拿不準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種態度為宜。當然，問題本身所牽連底蘊之深、所包容方面之廣，也給這些在各色各樣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翻上滾下的豪杰們一些為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先明確亮出自己的觀點的是當時的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任仲夷在遼寧省委主辦的理論月刊《理論與實踐》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文章，題目是：《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

文章認為，“要不要實事求是，說到底，是搞唯物主義還是搞唯心主義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理論問題。”

文章說，“實事求是，這是一面照妖鏡。在它面前，一切偽理論、偽科學、假左騙局，都會原形畢露。有了實事求是這個武器，禁區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進。聯系我們的實際工作想一想，實事求是這個問題，確實太重要了。沒有實事求是，對‘四人幫’的許多假左真右的謬論就不能批、不敢批；沒有實事求是，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文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等等都不可能批倒；沒有實事求是，干部政策無法落實，大量的假案、冤案、錯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沒有實事求是，經濟工作中許多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實行。”

文章說，“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承認實踐高于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尊重社會實踐，那就不可能堅持實事求是。強調實踐高于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不是貶低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恰恰相反，這正是捍衛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有的同志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八月初，中共黑龍江省委召開擴大會議，學習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學習《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相繼發表的三篇文章，認真地討論了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兩個問題。

會議開始，楊易辰就宣布。要解放思想，暢所欲言，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這句話在不太熟悉當時歷史情況的人看來，頗似幾句新八股；但楊易辰在彼時彼刻所說，確是“言之有物”。不久前，他曾實實在在地頂了“兩個凡是”一家伙。他明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龍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紅的。在場的人個個屏神斂氣。這在當時實在了得！實為“文革前的黑龍江省委是黑的”，是“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的！

但不是每個黑龍江的干部都如楊易辰。在群碎“四人幫”一年多以后，解放思想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心有余悸仍然是前進路上一大障礙。大家七嘴八舌地為“余悸”畫家，即所謂五頂帽子高懸，怕有朝一日被人給扣到頭上——“反毛澤東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眾運動”、“否定解放軍支左”、“否定新生事物”。大家認為，堅持實事求是，才可以破這“五怕”，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可以辨別真偽，分清是非。

新華社在八月三日詳細報道了這次會議的內容，首都各報都在頭版顯著位置采用。

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這些或因為赫赫戰功、或因為勵精圖治、或因為曾處在歷史的風口浪尖歷劫不死而早已為人民所積悉的人物，紛紛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新華社一播發消息，首都報紙則作為要聞爭相刊登。

由《光明日報》撥起的一顆認識的火星，燃成一片智慧、勇氣與信心的燎原大火。

第八章歷史的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

正在真理標準討論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從1987年11月開到12月，歷時一個多月。會議期間，根據中央的決定，北京市委宣布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是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實際上也是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不少同志思想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狀態。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接著，鄧小平充分肯定了前一階段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說：“日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起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緊接著召開了。由于中央工作會議為這次全會做了充分準備，所以會議進行得很順利，只一周時間，會議就結束了。

在12月22日通過的全會公報中說：“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而沖破“兩個凡是”的樊籬，由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劃出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使中國人民真正撥開了十年“文革”的迷霧，走上了陽光明媚的大路。
從此，解放思想成為中國人民思想樂章的主旋律；

從此，改革大潮在中國大地上涌動，其勢不可阻擋。

在變革中新生，在變革中奮進。而一例的變革都在受到實踐的檢驗。人們再也不相信一切空話、高調，而只尊重現實了。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人們就信服，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人們就摒棄。人們相信自己的觀察、相信自己的思維，再也不信奉某個神明了。中國人從天空回到地上，從信神而信人，從空想未來的幻影而追求現實中美好的東西，這不是思想解放又是什么呢？腳踏買地，把多災多難的中國建設得更美好，這就是實踐標準討論所引發出的巨大能量，這個能量隨著思想的不斷裂變而無限地釋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全文完）

（原載《鐘山》，本報轉載時作了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