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該死的死去——重慶針織總廠破產的前前后后

本文刊載于1993年的《南方周末》

中國的經濟學家曾經大寫特寫這個日子：1986年8月3日沈陽防爆器材廠被宣告破產。但以后幾年，鮮有破產者。全國有幾十萬虧損企業資不抵債，早已超過死的臨界點，國家仍發放“安定團結費”，維持那早已僵死的軀殼。

經濟學家、政治家經過多年的爭辯，才爭來國營企業瀟灑一死的權利——1992年11月3日，重慶針織廠廠長羅素明在破產裁定書上痛苦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具有42年歷史的國營大廠，被市場經濟無情地一筆勾銷了。

如果說，沈陽搞的那次“防爆”試驗，更像一種姿態的話重慶針織總廠這個最大國有企業破產案，卻以其“真死”和后事的妥善處理都明確地向世界昭示：破產在中國不再只是一種象征！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大千世界這一亙古未變的自然法則終于適用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命脈——國有企業。

此時的冷清勝于往日的喧囂

西南地區最大的國營針織企業重慶針織總廠自1986年以來連年虧損，至1992年5月，累計虧損2097萬元，負債總額高達8063萬元，資產負債率高達191％，企業早已陷入絕境。

復活的希望破滅之后，工廠法定代表人向法院遞交破產申請書。1992年6月11日的《重慶日報》刊登了破產消息。

破產后的重針人是清苦的，工廠多年虧損，職工家底不厚，沒有了工廠的工人，恰似沒有母親的孩子，失去了足夠的生活保障。

中國人一向過春節都要熱熱鬧鬧的，到處是鞭炮的轟鳴聲，可除夕之夜的“重針”宿舍卻是這般的寂靜。兩盞大紅燈籠吊在緊鎖的廠門上方，在寒風中搖戈，望著燈籠的那些面孔凝重而凄苦，心中濃重的陰影似乎遮住了希望。

在一幢宿舍樓前，原后勤副廠長說：“往年，這幢房的陽臺差不多都掛著臘肉，香腸，如今看不見了！”往昔麻將聲也聽不見了，“哪里有錢來輸贏呢。”一位女工說，“往年再虧損，過年也要發點過年錢，今年只有行業保險金。”

其實，重慶有40％以上的企業不同程度虧損，有的企業幾年沒發獎金，連工資也發不出，甚至過年也是分文未取。

重針人好在還有行業保險金，至少是一種最低生活的保障，倘若沒有破產，重針人的過年又會比今年更好嗎？除非銀行又開恩再貸款給“重針”，讓大家過一個肥年。

也許此時的清靜比往日的喧囂更好。

政府沒有當母親

與其責備破產企業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倒不如說是一種物質承受能力有限，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體系不發育和就業機會不充分的情況下。破產，就意味著灌裝了一個火藥桶，稍不注意就會引爆。

政府就坐在這個火藥桶上。如果仍像過去那樣慈母般地關懷，仍然沿用行政命令去推銷“重針”的積壓貨，挖贏利企業的利潤去輸血，那就會出現該死的死不了，會活的活不好，甚至把活著的也要拖死。

市場經濟的法則要強行改變政府的母親角色。然而產品經濟時代的觀念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職工心里。重慶針織總廠破產后，11個項目的養老保險金從全市社會統籌中支付，對國家、市里規定的待遇，但從未納入社會統籌的，由市財政撥?？罱鉀Q。在這之后，政府提出：雙向選擇，競爭就業。而職工強烈要求：安排工作。政府希望職工調整期望值。

重針人也有他們的理由：“為什么重慶明月皮鞋廠倒閉后，工人都安排了工作？！”

那是1991年，政府似乎要承擔起穩定的責任，把安置作為政治任務下達，好多人找到了比先的更好的工作，有的人緊握廠長的手，感謝他把工廠搞垮了。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麥健陸為此大寫“明月現象”：“明月皮鞋廠88年停產時，工人們表現出喜悅，停產后80％的工人實際都增加了收入，工廠倒閉后工人并不在乎！”這位記者的有些說法不一定真實，但“并不在乎”卻是真真實實的。

今天的重針職工雖然也享受到了陽光雨露，但卻沒得像父母對襁褓之中嬰兒那種百般的照顧。據說，有關部門曾暗示：辦一個執照，要搭一個“重針”職工?？墒招跷?，市場拒絕此種“關懷”，更多的企業如是說：市場經濟哪興搭配！

看來，這無情的市場注定了“重針”1892個行業職工要受這份煎熬。“只要有工作，我們不計較條件也愿去！”大多數人只能從花花綠綠的招工廣告中尋求工作的機會，能調出的大多是有關系的，有的索性辭職?，F在已有700多人找到了工作，還有1100人在集體行業。最倒霉的是那些中老年職工，社會給他們的機會最少，他們相互見面最多的話語是：“敬請保重，千萬不要生??！”年青的更多是抓住這次機遇，追隨商品經濟的浪潮，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他們對工作的渴望。

這一次倒沒有人高喊：“破產萬歲！”

懸起責任之劍

破產制度可以概括為3個內容：破產還債，破產待業，破產責任追究。

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大型企業倒閉了，法律應該追究破產責任，可在舊體制下產生的這一問題，又能追究誰的責任呢？！但是，隨著新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今后破產責任之劍應該懸在政府、廠長、工人的頭上，否則破產企業還會“雨后春筍”般地茁壯成長。
始建于1950年的重慶針織總廠，具有1600萬件針織產品和800噸化纖加工能力，其產品質量曾榮獲全國針織行業評比榜首，在“五五”、“六五”期間，工廠累計創利稅10532萬元，人均創利10萬元。

1981年至1990年，重慶針織總廠技術改造項目15項，耗資3896萬元人民幣，199萬美元，從英國、瑞士、西德、東德購進具有80年代先進水平的針織、印花、繡花、染整生產線，廠名也由此改成“總廠”，咄咄逼人的氣勢，顯露出“西南針織王”的雄風，但就是這次引進的種種失誤就像一根絞索，把針織總廠推上了絞刑架。

1984年8月20日，“重針”與東方租賃公司以融資租賃方式簽訂了合同：購買外國先進設備，出租給“重針”使用，同時收取租金。重針廠的上級主管部門重慶市紡織局以重慶市紡織工業總公司名義作擔保人。

奇怪的是合同租金規定以日元結算而非人民幣，日元堅挺，導致租金債務不斷翻番，由當初的283萬元人民幣上升至1300萬人民幣。

引進的雙針床經編機，用于生產拉舍爾生產線，只引進了織造部分，沒有引進印花染色后整理部分，以為能用國產機器代替，可引進設備一投產，產出的只能是毛坯，怎么也無法形成最終產品。更何況，當時引進化纖生產線也正是全國化纖市場疲軟之時，即使引進細節不失誤，能生產出最終產品，也難逃滯銷的厄運，就是這樣的引進失誤使工廠人平負債2萬元。吃一塹，長一智，這一塹恐怕太深了，讓工廠難以喘過氣來。

合同是你自己簽的，設備是你自己要的，打掉了牙，還只能往肚子里吞。

企業的主人們和公仆們又該有什么責任呢？

記者曾到總廠一職工家造訪，映入眼簾的針織品猶如工廠的陳列室，好客的主人將廠里的產品分贈客人，客人驚詫不已：“你太破費了！”主人卻淡淡一笑：“工廠就是我的家！”客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一位工人對《重慶日報》記者說：“廠里兩年沒發獎金了，欠那么多債，干到退休也還不清，一天到晚腳桿都跑腫了，還是那點錢，我們當然要偷，逮到了是你的，逮不到是我的！”一段時間里，廠里破獲的治安案件，作案者均是本廠人員。

“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終于把‘工廠’也拿回了家。”

也許這樣一幅畫面能解釋破產的原因：針織總廠倒閉了，銹蝕的設備悄無聲息地躺在那里，可工廠周圍的個體作坊卻機聲隆隆，日夜加班加點。據說，重慶針織總廠周圍散布著一百多家個體作坊，其產量可與該廠相比，有的干部工人早晨進廠報到，然后就到個體廠上班；重針廠研制的新產品還未出廠，個體作坊已把產品搶先推出，占領市場；個體戶的機器零件壞了，自有人到廠里從正在運轉的機器上換個好的；個體戶缺原料，也自有人從廠內運來。

總廠死了，它的魂卻飛到了那些作坊！

也許你要問，工廠沒有紀律？有沒有人管理？

讓我們看看工廠的管理層情況。1985年至1990年，重慶針織總廠換了五任廠長、四位黨委書記，其中有三位廠長的任期為一年和一年半，每任廠長上臺，都要重新對廠級副職、總工程師、總會計師以及中層干部大換血，有一科室一年內三易其主，換成了“自己人”，但相當多的人仍然只想自己。

5任廠長，只有一個對針織緯編工藝比較熟悉，其余的都不熟悉業務。有的廠長，職工譏諷為“打牌不睡，跳舞不累，喝酒不醉，工作不會”。說功勞人人都有，責任呢，似乎誰都沒有。即便是最后一任廠長也還有重振雄風的抱負。他親率人馬去成都參加服裝節，結果出了車禍，腦部受傷，但他仍堅持為企業孜孜不倦地工作，據說他還為企業減虧上百萬元。

看來，個個都是有功勞的，即使沒有功勞也還有苦勞，沒有苦勞，疲勞還是有的嘛！但工廠還是垮了。

今天的重針人認為是上邊把企業整垮的，“我們工人無職無權，卻要我們來吞苦果，太不公平了！”那些宣傳櫥窗里含笑微微的操作能手，連同懶漢、偷東西的人都成了行業人員，就好比一艘船沉了，好人、壞人，船長、船員都會落水，這機會又是絕對的平等，雖然這很無情。在今天的體制下，政府任命廠長，如果政府失察，讓平平庸庸、馬馬虎虎的人當了“船長”，企業的主人們，你們說該怎么辦？是真的無職無權嗎？！

如果“主人”對“公仆”無所監督，還能叫主人嗎？！破產責任對主人的角色到位有期待，對政府的角色轉換也有所期待。對于重慶針織總廠破產，新任四川省省長蕭秧對香港記者說：中國眾多的監督機構，如紀委監督吃喝和生活作風問題，工商局監督違法經營，稅務局監督偷稅漏稅，唯獨沒有部門監督企業是否贏利。在西方，私有制下董事會對經營者有非常嚴格的財務監督，一看是否盈利，二看資產是否增殖。

蕭秧還開出藥方：政府轉換職能要關心企業是否盈利，要大膽試驗，推進股份制，企業就是要委托董事會去管理，政府的事要高層次。

重慶企業推崇深圳市政府管理企業的經驗：你投資，我歡迎；你賺錢，我收稅；你犯法，我抓人；你倒閉，我不管。

“都是公對公的事，破誰的產”

1993年3月2日，重慶海外實業開發總公司出資3060萬元和1000萬元，分別從重慶針織總廠清算組、重慶市國土局買下該廠的財產和土地使用權，同時，海外實業公司宣布：重慶海外針織總廠即將成立。海外公司朱家琪經理激動地說：當前，主要是注入生產運轉資金，尋找產品銷路，解決職工就業，特別是盡快招收職工，避免技術力量繼續流失，然后是“輸血、造血、健血”三個步驟，轉換內部機制，注入新的活力。

重慶針織總廠子弟學校財產，經法院向債權人呼吁，不納入清償范圍，顯示出社會對青少年兒童的極大愛心。學校財產不清償，國有土地費用1000萬不能清償，而拿來還債的只有3000多萬元，而原重慶針織總廠的債務高達8063萬元，也就是說債主們將要損失5000萬元。因為《破產法》規定，有多少分多少，破產不能抵債的，則宣布取消不能償還的債務。

該輪到債主們皺眉頭了，這也許就可能一同破掉債主！

美國的企業，一旦經營不下去，即刻申請破產，等把債務蹬掉后又會很快辦新廠。美式破產就是對債務人實行此種“保護”。

將來，隨著破產的增多，會不會有人從中獲取好處呢？

我們國營企業對此有法律準備了嗎？

重針總廠的債主基本上都是國營、集體企業，這公對公的破產，究竟是在破誰的產呢？

是在破廠長羅素明的產嗎？“重針”的直接擁有者是政府，廠長不過是形式上的代表。

現在還有相當多的企業債務由政府擔保，企業一旦破產，債務要由擔保人償還，那不破到政府頭上了嗎？

再有我們的企業大多是靠銀行輸血來維持，企業破產，最大的債主——銀行往往最倒霉。銀行的錢仍然是國家的。最近，重慶市一些銀行在放貸時，就將企業最值錢的固定不動產辦抵押，一旦企業倒閉，便可優先受償。重針廠被法院裁定破產的當日，重慶交通銀行25萬元抵押貸款同時被法院裁定享有優先受償權，其債權不納入破產清償。由此看來，防范貸款風險，增強其安全性，已成為當前銀行經營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企業破產涉及產權關系——這也許是市場經濟最難逾越的鴻溝。在國外經濟秩序正常的國家，破產是企業生存發展最主要的激勵措施。據統計，美國1982年有25000家企業破產，同時又有56000家新開張。

無疑地，破產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須的。隨著國有企業“安樂死”的后顧之憂正在解除，國有企業不再畏懼“死”，而且國有企業之死將不再是新聞。一些企業生而后死，一些死而后生，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中，中國在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