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學的艱難選擇

本文刊載于1996年的《南方周末》

荷蘭萊登大學是歐洲一個重要的漢學中心。今年6月，中國作家、《天涯》雜志社社長韓少功（簡稱“韓”）應邀訪問萊登，與荷蘭籍漢學家雷克馬（簡稱“雷”）就中國當前有關文學問題作過多次交談。一下是談話要點的整理稿，我們在此擇要刊出，以饗讀者。

——編者

九十年代的價值取向分化

雷：中國真是變化很快，我的一些同行說，即便每年去走一走都會有陌生感。你能不能談一談文學方面的新的情況？

韓：中國文學界正在經歷非常深刻的變化。我們可以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是一個高潮期，作家們積壓多年的材料、感受、情緒是“井噴”狀態，突然涌入國門的西方文學，也對作家們的表達形成了刺激，提供了觀念和技術的參照依托。那時候作家們的價值觀基本統一，精神上處于自足狀態，沒有任何內在的危機。批評家談這個派或那個派，大多是拿地域特點、拿手法技巧做做文章。其實那時候有什么派呵？只有一個派：反“左”的派。大家剛從“文革”的恐怖里走出來，結成了一個批“左”的廣泛同盟。民主、科學、改革是共同的旗幟。

雷：那時候好像也有一些爭論，比方關于“現代派”的爭論，包括你這次在荷蘭出版的《爸爸爸》等，當時也遭到批評。

韓：爭論主要來自知識資源方面的差別，比方中年代更熟悉蘇俄文學，青年代更熟悉歐美現代派文學，于是也會形成沖撞。但蘇俄也好，歐美也好，現實主義也好，現代主義也好，當時大多在一種批“左”的語境里得到理解和運用，成了批“左”的不同角度而已。爭論一般只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上展開，沒有人生價值取向的縱深分化。

雷：用這種批“左”的廣泛同盟，來處理當前世界以及中國的復雜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恐怕還是不夠的。

韓：是的。到了九十年代，東歐劇變，東亞經濟崛起，全球資本主義壟斷一體化和民族主義凸現，很多問題不是一個“左”字涵蓋得了的，另一方面，批“左”到了不僅僅是批壞人、批別人的時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市場經濟的利益格局更加復雜，一些曾經被很多人篤信不疑的基本價值觀正在動搖。一個農民，在要求責任田的時候，他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尊嚴，這很好辦；但現在他的女兒可能為了錢去陪老板睡覺，是要利益還是要尊嚴？一個教師，在要求平反的時候，他的利益就是他的道義，這也很好辦；但現在為了評上職稱，他可能要去拍馬屁，甚至與壞人同流合污，也就是說，為了利益可能需要出賣道義。尊嚴與道義，是八十年代中國人批“左”的旗幟，也是批“左”的勝利成果，現在一念之間就可能在某些人那里蕩然無存。“利”和“義”在某些時候不再統一，世俗欲望和精神理想開始出現分裂，這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問題背景。這就帶來困惑和艱難的選擇。這時候怎么批“左”？也許有的人認為，尊嚴和道義也是“左”，只有錢不是“左”。

你完全可以不當作家

雷：是不是市場經濟對作家們形成了特別大的壓力？

韓：中國沒有搞“休克療法”，過渡算是比較平穩的。而且應該說大部分中國人正在從市場經濟中獲益。其實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錢多一點或者少一點，不應該成為問題。法國的勃勒東很富有，你們荷蘭的凡高很窮，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都有獨立而強大的精神力量。而且歷史上的作家和藝術家，從來不是最富有的階層，這是常識。

雷：中國的作家是不是都拿著國家工資？都是“干部作家”？

韓：有很多作家并不拿國家工資，比如王朔，比如張承志，這樣的“自由撰稿人”越來越多。但我不愿意夸大收入來源和收入差別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王朔與張承志，都在體制外吧，但文學傾向的差別很大。謀生是人權，沒有什么不合理。但文學是另外一回事。文學是審美，是怎樣把握判斷現實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對自己和大眾的生存現實保持一種創造性的價值追問的問題。我不大喜歡一些作家在市場經濟中過多的抱怨和失落感。你完全可以不當作家，覺得吃虧，馬上就改行，抱怨什么呢？曾經有個青年人問我：“一個作家沒有錢可以寫作嗎？”我就反問：“什么叫有錢？十塊錢是不是錢？是不是有了一百萬或者一千萬才叫有錢？”中國經濟這些年發展快，暴富者多，就把大家的胃口都吊得很高。也許太高了一些。

中國晚清以來的文化危機

雷：經濟優先是現在全球性的普遍現象。西方國家不少文化人也在“下海”，很多作家和出版家也在商業化。包括東歐作家，在經濟改革中也在分流，有的人從政，有的成了書商，出版黃色雜志。他們也面臨著很多困難。

韓：中國與東歐的情況還有些區別。東歐的事情一旦沒辦好，東歐人只是罵政府，罵體制，認為是政治問題，大體上沒有文化自卑情結。因為他們主要是東正教文化傳統，屬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大范圍之內，他們不覺得這個傳統很丟人。“歐洲”永遠是一個值得自豪的名詞。而中國是一個落后的亞洲國家，自晚清以來不但存在著政治問題，還多出來一條：就是深刻的文化危機。相當多的人認為比起西方來，自己的文明傳統很糟糕，必須徹底拋棄。但中國人真正接受西方文明其實并不容易。打打保齡球，看看美國電影，還可以。你真要他們在自己當頭頭的機關里或者公司里搞點民主，很多人就不行了，還是習慣當土皇帝。我見到過一些人，主張“全盤西化”，但沒有幾個學好了一門西方語言的，總是讓我驚訝不解。他們一到西方就左不習慣右不習慣，還是幾個中國老鄉成天扎堆，包餃子，西化什么呀？很顯然，自己的不要了，人家的又沒學會，或者學不會，于是就出現文化空白。因此，同是面臨著精神重建問題，但中國知識分子比起包括東歐在內的歐美同行來說，在相當時間內更缺乏文化資源，文化處境也更為復雜。

雷：我聽一些從中國來的人說，現在的中國人只談錢了，中國的作家全部商業化了，但我看了你擔任社長的《天涯》雜志，卻完全沒有這種印象。我很喜歡這本雜志，雖然不一定贊同其中所有的觀點。我想知道，這樣高品味的文學雜志在中國還有多少？還能存在多久？

韓：中國的很多報刊正在市場壓力下消閑化、娛樂化，應該說這是事實，也是社會上某些讀者層的合理需要。但是說中國人和中國作家現在只認錢，當然是胡說?！短煅摹凡⒉皇寝k得最好的。以我非常狹窄的閱讀范圍來看，《讀書》、《收獲》、《花城》等期刊也辦得很不錯。我看它們都能辦得下去。不光是知識分子讀這些刊物?！短煅摹返泥]購者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普通工人、農民、農村信用社的什么人，他們經常對刊物提出非常到位的意見。在這一點上，中國比有些小語種國家的條件好。中國人口多，市場大，回旋余地大。這也是大語種應該更多承擔文明義務的理由之一。我看聯合國應該訂出一條：世界精神文明沒搞好，首先給大語種國家罰款。

雷：《天涯》雜志上也有文章涉及到去年以來的“人文精神”論爭，這場論爭是不是意味著中國作家一次大的分化？

韓：我一直擔心中國作家在思想和藝術上不分化。分化了才有差別，才有多樣，才有交流和對抗。這可以逼迫大家接受挑戰，逼迫大家都成熟和強大起來。中國晚清以來的文化虛弱，不是因為對抗太多，恰恰相反，是因為對抗太少。爭論通常只是鬧哄哄的“表態運動”，表態之下沒有什么東西。然后就是政治陷害和誘捕，就是人身攻擊誅心之論，就是造謠、歪曲、矮化對手、猛攻假想敵一類的胡攪蠻纏，這就爭論不下去了，連基本的禮貌也不會有了。這就是痞子打球，越打越沒有水平。我希望高水平的多元化，不希望低水平的多元化。低水平的多元化，或者說惡質的多元化，實際上就是提供了重返一元化獨斷論的前提和條件。

邊緣化：冒充大問題的小問題

雷：很多中國作家都在談論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問題，你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韓：通俗文化成了文化市場的主流，加上電子傳媒推廣，演員和歌星總比作家的模樣好看吧？所以就更搶鏡頭。這是問題的主要背景。“邊緣化”可以是知識分子的某種真實感受。但這個問題不要談過頭。如果從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來看，我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怎么“中心”過。古今中外的權勢者哪個在乎“書生之見”？即便是知識分子大量當官，也不意味著社會全盤接受了知識分子的理想價值觀念體系。哈維爾是劇作家，當了總統，捷克的知識分子就“中心”了？有些中國作家自我感覺太好，以為自己從政至少可以當副總理，從商就可以成為香港的李嘉誠，這是對實際情況的無知。由此產生的“中心”感，只是幻覺。在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專業領域里的“中心”地位，恐怕從來沒有動搖過?？偛豢赡馨颜渭依瓉斫逃彤?，讓畫家當學生吧？也不會統統讓商人來當哲學教授，哲學家只當助教吧？

文化從來不能代替政治或者經濟，但文化一天也沒停止對社會發生作用。所以我說，“邊緣化”是一個冒充大問題的小問題。這只是一個評價知識的商業價值的概念，不是一個評價知識的概念。是一個評價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概念，不是一個評價知識分子對社會發生作用的概念。我喜歡這樣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并不需要關心自己聲音的響亮度，只是關心自己發出何種聲音，甚至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身分感，當然也就無所謂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多少人看著自己。
雷：提出“邊緣化”問題的動機中，是不是有回避政治的因素？

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革”的政治恐怖，使很多中國作家在八十年代特別愿意強調學術的獨立性，藝術的獨立性，要同政治鬧“離婚”，各過各的日子。這同西方知識分子、特別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錯位。他們在那個時候倒是一個勁地要同政治“復婚”，比如美國學者動不動就講“政治正確”。后現代主義一來，什么都成了政治，任何語言和概念都成了意識形態。當然，不同點在于，西方講的是廣義政治，不光是階級斗爭，也包括了民族的、文化的、性別的沖突，還包括同性戀一類少數群體的問題。

知識控制：大利益還是小利益

雷：后現代理論在中國這樣風行，我感到很驚訝，也很有興趣。據說?？埔渤闪酥袊粋€熱門人物，我也很驚訝。

韓：我基本上沒有讀過?？频臅?，對他不能有什么評價。據我所知，有些專家眼下主要是運用他關于知識與權利關系的一些觀點。認為知識不是中性的，客觀的，都隱藏著權利關系和利益要求。這與中國傳統學者把知識看成是“天下之公器”，很不一樣。這似乎也是以新的形式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就是最強調物質利益的，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我想，人們在批判強權控制之后，進一步清算知識控制，其實也是反抗另一種更隱形的強權控制，在這個時候想到?？苹蝰R克思是很自然的。這算是“知識消毒”或“語言消毒”運動吧。中國迫切需要恢復理論的實踐品格。當然，中國也是一個有實利主義傳統的國家，有特殊的語境。“利益動機論”可能會演變成“唯利益論”，那么各種文化都只不過是非常庸俗化的爭權奪利，用一個批評家的話來說：這個或那個思潮，都只是在“瓜分文化市場的資本”。照這樣說，還有什么精神尺度可言？一切學問都成了利益擴張的巧偽之辭，真理這個概念也可以放棄了。

雷：說知識中隱藏著權利因素，當然不能說所有知識就是利益，就是意識形態。不能這樣簡單化。

韓：中國古代有個蘇東坡，是封建官僚。他的詩感動了我，而我根本不是封建官僚。這就證明他的詩歌對封建官僚的利益立場有超越，意識形態已經稀釋了，作用相當有限。我贊成用“女權”一類權利關系理論把蘇東坡也查一查，但如果把他查得同最末流的詩人沒有差別了，這種文化批評與藝術有多大關系？反對普遍主義，當然一開始也有將其“普遍”誤用的危險。知識與利益之間有著極其復雜的關系。知識中的利益因素的沉淀、擴散、轉移等等，需要針對具體對象作非常細致的辨析。正是從這一點出發，談利益就要注意層次，有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民族國家利益，還有全人類甚至全生物界利益。大利益和小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大利益就是“義”，就是精神。把精神描繪成排斥一切合理利欲的反世俗宗教狂熱，是有些人常用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中國好幾次民意測驗，證明民眾最關心的是三大問題：腐敗，社會治安，通貨膨脹。這就是人民的“大利益”。有些知識分子從來不去焦慮和深究這些問題，只是成天苦惱自己的一得一失。這是哪一種品級的“世俗關懷”為什么不可以有更開闊的胸懷？不可能有更多與私利無關的興奮點？這樣的人最樂意把?？评斫獬?ldquo;唯利益論”和“唯個人利益論”。

理論家應該對現實瞪大眼睛

雷：我發現你們《天涯》上的理論文章大多比較親切，比較生動，是一種散文體，這是不是中國的一種文體傳統？

韓：中國古人寫理論，大多講究文采，這算不算中國特有的傳統？不一定?！短煅摹肥且粋€文學雜志，所以比較喜歡作家型的學者，編輯和特邀編輯們都提倡中國古人說的“文章”，但它無意也根本不可能取代另外一些類型的理論刊物。在另一方面，也許是我的偏見，我以為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不光是文體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實踐品格問題，是學問是否通透的問題。我相信理論有時候無法避免艱澀，我只是懷疑那些只能寫艱澀文章的人，據我看，好學問家都不是這樣的。
雷：你覺得現在有哪些中國的理論家值得特別的注意？

韓：我不是理論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個人印象是：八十年代的“補課”任務大體完成之后，傳統題材的學問，現在不大好做了，很多人也做不動了。目前似乎有兩種人還可以把文章做下去。一種是外語好的人。因為中國加入國際版權保護公約以后，譯介外國理論不那么容易了。這樣，多一、兩門外語的人可以越過翻譯界直接追蹤世界學術最新進程，至少有話題方面的進口權。事實上，中國的一些“洋博士”近年來已經逐漸表現出這方面的優勢。第二種是我更看重的人，就是那些能夠直接從生存經驗和社會實踐中汲取思想能量的學者，能夠對現實作出創造性學術回應的學者。這些人不會說“我是搞海德格爾的”或者“我是搞康德的”一類廢話，而是對現實的各種動向瞪大了眼睛。這些人的文章拿來一嗅，就可以嗅出不是從書本上東拼西湊來的，而是從作者的親歷性實踐中來的。有激情，有生存感受，有現實依據，而且往往有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內在統一，一句話，是活的理論，有靈魂的理論。這就決定了他們對他人學理的援引，也往往有選擇，有辨析，有超越，不會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說的那樣，只要是名人就統統熱愛，不管是什么油彩，都往自己臉上抹。當然，一個人如果兼有上述兩種角色，就更好。

雷：謝謝你回答了我這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