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得他們傷悲

看見一個將死之人，媒體過去就應該就是拍照，而他的旁邊有相應的人來幫助他們。楊麗娟事件也應該是這樣，可是他們沒錢買票，沒錢吃飯，到了蘭州也沒有地方住，這個時候本不應該媒體出來做，但除了媒體誰來做？如果沒有媒體給他們捐錢，他們也許就會餓死。如果有一個中間機構，那么媒體是不是也就沒有所謂的“拿錢買控制”了呢？正是因為社會有缺環，那么這個時候應該檢討的是去補缺環的人還是這個缺環呢？

我從頭到尾都沒把楊麗娟和家人當成怪人，既沒有歧視，也沒有順從。

“你能理解我們吧？”我記得楊麗娟和她媽媽不停重復著這句話，還有一句是：“你不會害我們吧？”其實兩個問題都不需要我回答。她們說的每件事情我都能理解，她們跟小老百姓沒有區別，只是因為這件事情跟劉德華有關。

我就把她們當成普通人對待，每個人都喜歡回憶讓自己高興的事情，每個人都會挑揀歷史，我有耐心，聽她們講想講的東西。當晚，楊麗娟的媽媽請求我留下來跟她一起住，為了留住我，給我泡了最后一碗從香港帶回來的方便面。

三天之后，她們給了我楊勤冀留下的電話本。我所做的，就是花了兩天時間，把電話本上的幾十個電話挨個打了一遍。

采訪之前，陳明洋跟我有一席長談，楊麗娟的爸爸是為什么，借錢給他們是為什么……我還記得跟陳明洋半開玩笑地說，也許蘭州人都過著《讀者》一樣的生活。

知道得越多，責任越大。比如最后幫楊勤冀借了11000元去香港的人，一個曾經見義勇為的人，當時也要被逼瘋了，自己做點不成功的小買賣，養活妻子和兩個女兒，還得為別人還錢。采訪完后，我掏出錢包里所有的錢，以純個人名義給他。后來劉德華知道了，通過我匿名幫他把錢都還上了。

我曾經有過很大的猶豫，要不要這樣把他們曝光在世人面前。如何選擇材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能繞開的我盡量繞開，比如她們家庭里更多“奇異”的事情，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能讓自己的文章出來，讓讀者覺得獵奇，或者把他們妖魔化。

如果要對楊家的行為問無數“為什么”，有些情況是無法繞開的，比如楊父的奇異家庭、楊母的前后生活、楊麗娟父女的關系。楊麗娟一家如果不是公眾人物，沒有人有資格把這些東西公開，但他們使用了媒體，并因為成為公眾人物獲得了好處。另一方面，他們是公眾人物，同時他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我不能把他們逼到墻角。

怎么使用題材，是一個極其微妙的博弈過程。我非常理解編輯張捷想把楊家父女關系的一段提到導語里，引起讀者注意的方法，但我堅決不同意她這么做，而是把這段意思，非常輕地藏在文章之中。

跟張捷還有一個爭論的焦點，分析楊麗娟一家的邏輯是否重要？張捷說，精神病人也有精神病人的邏輯，精神病人蹲在角落里，他認為自己是一棵蘑菇。我認為，精神病人的邏輯是，這一次他認為自己蹲在那里是蘑菇，下一次他蹲在角落里可能覺得自己是椅子，再下一次別人蹲在那里裝蘑菇，他可能會嘲笑別人：你明明是人，為什么要裝蘑菇？

就像每個人有挑揀歷史的權力一樣，每個人也會選擇性地遺忘歷史，甚至在意念里改變歷史，誰能確定楊麗娟真的做了一個“夢”？我之所以不讓張捷刪掉導語里的純敘事部分，是因為這些細節能傳遞出不易察覺的楊家，比如“每次接起電話，她都會以‘我現在真的不能接受訪問’開頭，跟對方聊上半個小時——從這個記者嘴里聽來的話，她經常會放到跟下個記者的聊天中解釋，讓每家媒體都有‘獨家專訪’。”也許“夢”也是某個鄰居聊天時對他們家的提醒——他們也許就是在人們一步步的常規邏輯下，建立起來了讓別人認為可行的邏輯。如果你留意，正文中所有楊麗娟說“夢”的部分，我都加上了引號——這是一個媒體的態度。

我認為把攝像機架在楊麗娟家里，基本上是一種獵奇。我很喜歡風端關于“攝像機”的說法，一個人的悲劇絕不可能是獨立發生的，一定有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與其在楊麗娟家架一部攝像機，不如在楊麗娟家外架一部攝像機。

楊麗娟家外有什么呢？一個資源枯竭的小鎮帶來的上一代的災難；災難下無奈而錯誤的結合；普通人無法擺脫的心比天高、命比紙??；遭到歧視的精神生活、心理問題；義務教育的缺環；鄰里、社會關系的惡性博弈；經濟和精神貧窮帶來的猜忌、多疑……拆分開來，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無法逃脫的困境和麻煩。

阿干鎮的采訪要歸功王軼庶，我所采訪的拍阿干鎮紀錄片的邴哲，就是他的朋友，王軼庶自己以前也曾去阿干鎮拍過很多東西。邴哲最吸引我的話是：“阿干鎮出楊麗娟這樣的人就不奇怪了。”怎樣的人？為什么不奇怪？

第二次邴哲陪我們一起又去了阿干鎮。我看到了一個當地的“多國部隊”，穿著各種軍隊組合衣服，像暴烈刑警一樣指揮交通的瘋子。街道最多能容納兩臺車并行，而他舞著旗子幾乎占滿整個街道。同行的邴哲提醒我不要拍照，這個瘋子在阿干鎮上很多年了，至今仍然具有攻擊性。

楊父跳海之后，有人開始批判媒體，媒體有錯嗎？

如果沒有媒體的資助，楊家母女從香港出境到深圳，身無分文，完全可以餓死；沒有媒體資助，她們也無法回到蘭州；沒有媒體，他們在蘭州也只能露宿街頭……媒體想把捐的錢找一個中間機構管理起來，既不讓他們餓死，也不讓他們拿著錢再去找劉德華，但沒有人、沒有機構愿意接手——誰同意接手都是一個巨大的麻煩，你不能責怪任何人，這本來就是社會的缺環，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構。

我更想探討的，是導致楊麗娟一家走到今天的合力。每個人都在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楊勤冀認為見了劉德華，一家就能好好活下去；楊母認為，自己很委屈，但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家庭和孩子；楊麗娟認為自己只有一個小小的心愿，如果多年前就達成，就不會有今天的悲劇了；劉德華認為不能給粉絲錯誤的鼓勵，這樣會導致更多的人自殺、賣腎；收到楊麗娟情書的中學老師認為不能傷害楊麗娟，才把情書交給她爸爸……事情的結果，卻是一步步走向錯誤和悲劇。

報道刊出之后，楊麗娟還是經常給我打電話，向我尋求各種幫助，我也會經常給她打電話，問她的近況，提醒她去領社保、找工作。最耐人尋味的，是楊麗娟有一天告訴我，她被一幫瘋子騷擾，電話、短信不斷，他們就是想要見她，想要幫助她。“你說我該怎么辦？”這是楊麗娟的原話——她從沒想過，自己要見劉德華的時候，別人是不是也在焦慮這個問題，“你說我該怎么辦”？

每個人都在做自己認為的好事，但卻帶來了一個錯誤的結果。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附：袁蕾訪談

采訪整理：黃婷

應該放大的不僅是阿干鎮

采訪者：我們注意到，各大媒體對于楊麗娟的報道都集中在楊家人身上，而你似乎更加關注楊麗娟的家鄉和他們生活的環境背景。

袁蕾：我始終相信，每個人都跟自己生活的環境有關，從一個人我們自然而然就想知道他們一家人發生了什么，他們周圍又發生了什么。2006年大家可能認為他們只是為了追星，大家以為賣腎已經是過激的行為了。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和追星沒有太大關系，只是披了一件追星的外皮?，F在人死了，才開始鄭重其事地關心他們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從對事件的關注，轉變到對他們人的關注。

采訪者：在你的文章中用三個詞來形容阿干鎮的人：“脆弱、敏感、絕望”。三個詞能很好地概括那里的現狀和環境嗎？

袁蕾：這三個詞也是在概括中國。他們身上所帶有的“敏感，脆弱，絕望”事實上是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都有的。你可以分開來看他們身上的每件事，比如他們說的委屈，在班里在單位受到欺負，說自己沒錢辦不了事，有希望實現不了，而這些都是中國老百姓有的感受。他們去了信訪辦，給中央領導、央視、香港特首寫信，楊勤冀在自己的本子上總結，現在辦事，一靠關系，二靠經濟實力。他們跟大部分上訪的人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如果楊麗娟一家有什么戲劇化的地方，那就是他們將這些悲劇集于一身；他們上訪的目的是見劉德華——一個大部分人無法理解的沒有意義的目的。

采訪者：把楊麗娟事件的原因歸結于阿干鎮，是不是對阿干鎮其他人不公平呢？畢竟這里就出了一個楊麗娟。

袁蕾：非得整個村都得了艾滋病，我們才能去關注“艾滋村”？一個人無法脫離環境單獨存在，一個人也不是只跟自己現在所處的環境有關，它是一個長期的累加過程。

風端同學說，如果我們的報道是攝影機，那這個攝影機架在楊家家里，無論拍得多好，都會是一種獵奇，這個攝影機要架在楊家外面，楊家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拍攝楊家是怎么一步步跟外部環境合力走到今天的。

也許應該放大的不僅是阿干鎮，還有蘭州、西北，甚至是中國。

該不該報道VS怎么報道

采訪者：你在文章中提到，有記者給她們母女提供像買飯之類的幫助，你贊同同行的這種做法嗎？

袁蕾：我也給她們買過飯。媒體成了楊麗娟事件被檢討的核心，雖然我并不同意，但也可以先來看看這個所謂的“核心”。首先，媒體該不該報道楊麗娟事件？2006年曝出楊勤冀要賣腎幫女兒見劉德華，這有沒有報道價值？如果有價值，媒體報道了有什么錯？楊勤冀死后，媒體應不應該報道呢？有人說香港媒體自律，拒絕報道楊家的事情，其實楊勤冀的死最先是香港媒體報道的，刊登在社會版，內容是說有內地游客過來跳海自殺，他們以為這與內地人騙香港的社會保險有關。報道刊登的第二天，他們才知道原來跳海的人就是來香港找劉德華的人。包括香港媒體在內，都開始大量報道。我問你，你覺得媒體要不要報道？

采訪者：這件事不值得報道。因為這是一個個人的過激行為，媒體報道后，必然會擴大其影響，難免有炒作的成分。炒作之后有可能讓當事人“下不來臺”，她可能會更加堅定一定要完成這件事的決心了。

袁蕾：那些上訪的人，要不要報道？如果報道了，你會不會想到，你事實上給國家增加了難度，這種上訪的事很多，但你報道了就擴大了影響，你是不是也破壞了安定團結呢？

采訪者：我覺得這個又不同了，因為一個追星事件是很容易被炒作的，而這樣一種娛樂化的事件被炒作之后，媒體的作用真的還是在幫忙嗎？

袁蕾：香港媒體在報道楊勤冀跳海自殺時，并不知道他們就是追劉德華的人，以為他們是因為其他一些走投無路的原因，那就純粹是一個自殺案件，應不應該報道呢？媒體不是先知，也不是法官和警察。

采訪者：一般人都不太清楚最先進行報道的是香港媒體，只是到29日才看到內地各大媒體上“追星１３年，老父跳海自殺”的消息，大家可能并沒有注意到這一消息是怎么出來的，也許就像你說的，香港媒體在報道自殺消息時并不知道內情，而之后才知道了自殺的是追星的那個人，然后消息開始爆發。

袁蕾：現在的情況是人人都會評論，在沒搞清楚事情的情況下就開始做各種各樣的評論。我覺得媒體的責任就是要把事情報道清楚。由于許多人都對媒體的報道頗有微詞，我們可以從頭開始討論一下，首先，你覺得是否應該報道這件事？或者說應該報道，但應轉換角度？

采訪者：我覺得這件事應該要報道，但不應該像這樣報道。

袁蕾：那么哪些報道是讓你覺得反感，或者不應該報道的呢？

采訪者：我對內地媒體對楊麗娟事件的報道做了一個小結，基本上各大媒體都花了很大的版面篇幅來做，許多還將其置于要聞版的位置。我覺得用這么大的篇幅來報道是不必要的。因為篇幅大了，對社會的不好的影響必然會大。第二，我感覺有的媒體采取了一些實質性的舉動幫助她們追星，比如北京電視臺，我感覺這越過了媒體的底線。

袁蕾：那我們有一點共識：不是該不該報道，而是怎么報道。

怎么報道？第一，對楊麗娟事件，由于涉及到一個明星劉德華，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社會事件，也可以被看作是娛樂事件，對我來說，放在哪個版，沒有多大關系，一般讀者并不是像你們學新聞的人那樣，對哪個版面有很強的敏感。

報道會不會促使他們加劇追星？很簡單，如果楊麗娟所說的“夢”是真的，并且號稱堅持了13年，這13年中似乎沒有媒體對他們進行報道，他們為什么還是會堅持下來了呢？他們在這13年中并沒有受到媒體的影響還是走到了今天這種地步，所以我并不認為媒體讓他們走上了絕路。

采訪者：如果媒體沒有做錯，那么為什么越到后期，媒體越多地開始了反思？你怎么看待這種反思呢？

袁蕾：我認為這是媒體的一種操作方式，就像第一天刊登一條消息，第二天辟謠一樣。外界把矛頭轉向了媒體，同時報道這個又能給媒體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那么反思當然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又報道了事件，又顯示了所謂的正義。

我們應該首先看到缺的部分

采訪者：那你認為媒體在這件事情里面有沒有做錯的地方？

袁蕾：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文中，我只把北京電視臺當作媒體報道的案例。一是因為楊勤冀寫信痛斥媒體的時候拿的就是這個案例，他們覺得北京電視臺拿假劉德華來欺騙他們。如果這里真的有欺騙，那我覺得無疑是值得譴責的，但這只是楊勤冀單方說法。我采訪了另外一方，北京電視臺記者陸納。他前后三次去楊家采訪，第一次去時他對楊家是挺同情，心想是不是我幫他們見了劉德華就能圓了他們的夢呢？就好像其他一些媒體所辦的像《真情時刻》這樣的欄目，幫你找很久不見的親人朋友或者想見的明星，幫你完成這樣的愿望。

采訪者：有區別的，要看對方是否愿意見。

袁蕾：媒體幫助個人完成一個不現實的“夢”是不正常的，但記者代表媒體，同時他也是有感情的個體，他不是先知，幫與不幫落實到細處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事情了。

第二次楊勤冀說陸納帶了一個假劉德華來騙他們，而陸納的說法是，他聯系了劉德華的公司，對方說不能見，他又感覺到楊家可能并不是像他之前想象中的那么值得同情。這時一個在模仿秀中長得很像劉德華的人吳可打電話給電視臺，說自己長得像劉德華，表示愿意去見楊麗娟。這時我相信，無論電視臺還是吳可，都有炒作成分，但對于一個需要收視率的媒體來說，這樣的要求大家都不會拒絕——當然應不應該拒絕又是另外值得討論的了。如果說像楊家說的媒體騙了他們，那么媒體肯定是有責任的，如果像陸納他們說的想幫助他們，那么這就是一個“灰色地帶”了。

第三次，楊家一家人進北京，他們知道劉德華在北京開《墨攻》發布會，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是陸納告訴他們的，還是他們自己知道的。但他們去找陸納要求他帶他們去看劉德華。陸納告訴我，這時他以個人身份買了兩張票陪著楊麗娟去了發布會，并且這件事沒有在任何媒體上報道出來，他沒有帶攝像機。這又是一個“灰色地帶”。

采訪者：知道了這些以前不知道的細節后，我覺得這種“灰色地帶”確實有值得考量的地方，但我本身還是不贊同媒體介入到這種實質性的幫助中來。

袁蕾：我覺得媒體本不應該承擔起給他們買飯的責任，媒體應該承擔的是報道事實真相，媒體原則上只應該做這些事，每個人恪守其責，這個社會就能良好運轉了。就像你說的，看見一個將死之人，媒體過去就應該只是拍照，而他的旁邊有相應的人來幫助他們。楊麗娟事件也應該是這樣，可是他們沒錢買票，沒錢吃飯，到了蘭州也沒有地方住，這個時候本不應該媒體出來做，但除了媒體誰來做？即使有人捐了錢，也沒有人沒有機構來接手，民政局也不愿出來，我聯系了他們的親屬，他們也不愿意出來。這個時候媒體的行為，或者是動了惻隱之心，或者是有炒作的成分，或者為了自己采訪便利，但事實是，如果沒有媒體給他們捐錢，他們也許就會餓死。如果有一個中間機構，那么媒體是不是也就沒有所謂的“拿錢買控制”了呢？社會有缺環，那么這個時候應該檢討的是去補缺環的人還是這個缺環呢？

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報道角度，這是我認為的，楊麗娟事件更值得關注的部分：種種的缺環。就像風端說的，可以從架在楊家外面的攝像機，看看鄰居、周圍、社區、政府，甚至整個中國。楊家為什么會一步步走到今天？討論媒體的作為和不作為，是一個角度，但這不僅僅是媒體在起作用，媒體大規模報道的是楊勤冀自殺以后楊麗娟的表現。13年并不是一個短的時間，我更想知道，這13年楊家旁邊的人做了什么。如果楊家人是精神病，社會是怎么跟他們“和諧相處”的。

我沒寫出來的，還有十多個

采訪者：你采訪前有想到會采訪陶菊英的相好之類的人嗎？

袁蕾：我不知道陶菊英有情夫，我是一步步采訪得來的。但我肯定想找他們一家身邊的人。陶菊英給了我一個楊勤冀的電話本，上面有很多人的電話，包括萬龍的。

采訪者：她為什么給你電話本？

袁蕾：我想是因為我從沒有把他們當怪人吧。我從第一天開始就認為他們是普通人，也沒用認為他們不正常。陶菊英一直在和我講她的故事，講到第三天，她就把電話本給了我。我按照上面的電話一個個打過去，一共二三十個號碼，花了兩天時間。

采訪者：楊勤冀手里會有陶菊英相好的電話，這不是很奇怪嗎？

袁蕾：其實從這點你可以想象，他們一直是在一個很平和、和諧的環境中生活。

采訪者：我統計了一下，你的報道中出現的被你采訪的人有十來個。

袁蕾：我沒寫出來的，還有十多個。

采訪者：這些人是因為不愿意說還是不愿被報道出來？

袁蕾：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提供的可能是無用信息或者重復信息，我沒選擇讓他們出場。

采訪者：有沒有采訪到楊家親戚呢？他們好像沒出現在報道中。

袁蕾：我找到了楊勤冀的侄兒，也是楊家惟一的親戚，他大哥的兒子。這個人也是蘭州一家報社的記者，并且他也是從報道中知道的楊家的事，親戚之間長期不相往來的。還有陶菊英的一個兄弟。實際上她還有三個弟弟在蘭州，據說這些弟弟也都是游手好閑，原來楊家經濟還算好的時候，經常來家里蹭吃蹭喝。

采訪者：你在采訪中有遇到什么樣的阻礙嗎？

袁蕾：這是肯定有的，有人不愿談，有人大罵他們說他們丟蘭州人的臉之類的，還有人說媒體不應該這樣做等等。

采訪者：我看到你的博客上寫到楊麗娟給你發短信，打電話，能看出她是很信任你的。你是怎么取得楊家人的信任的呢？

袁蕾：平等交往。就好像我讓你叫我的名字，而不是“袁老師”一樣，大家都是平等的，我采訪任何人，官員也好，都是直呼其名的。楊麗娟之后給我發短信，打電話，什么事都征求我的意見，她希望從我這里得到支持和同情，但我知道我的任何鼓勵的話都會加劇她的行為，所以我一直很克制。我看到有人在網上說我對楊麗娟刻薄，但我在博客上寫的“你說我該怎么辦”，是從楊麗娟這里發的，也是從劉德華那里發的。你不覺得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嗎？當她問我怎么辦時，我說你也知道會被人騷擾。她會說那群人是瘋子，沒有理智，打擾她正常的生活。

個人看法

采訪者：你可以說你理解他們家，但許多人眼里，楊家人就是瘋子。

袁蕾：各人有各人的判斷，我不對任何人做判斷，但我能理解他們是怎么樣的人?，F在的人太容易做判斷了，記者的職責就是搞清楚來龍去脈，而不是帶著先入為主的看法，忙于下判斷。比如法拉奇，可能很多人覺得她高不可攀，是因為她采訪時提問尖銳，尖銳誰不會，關鍵在于你是不是尖銳到了“點”上。

采訪者：你對楊麗娟就沒有個人看法在里面？比如我就不喜歡這樣的一個人。

袁蕾：我只會在博客上調侃楊麗娟像芙蓉姐姐。當我代表媒體的時候，我不是單純的我自己，我是在工作，我盡量會不帶自己的看法到報道里。我在寫稿的時候也有很多掙扎，比如萬龍，他說了兩個多小時，其中任何10分鐘的東西都可以成為頭版頭條，但我很矛盾。楊麗娟和陶菊英利用媒體，他們成為了公眾人物，他們的隱私可以被公開；但他們并沒有犯罪，沒有危害社會，這個隱私的度在哪里？

采訪者：如果楊麗娟以后還繼續和你聯系，希望你幫助她，你會怎么做呢？

袁蕾：我覺得我能幫她的話就會幫她，但我會把握一個度，不會促使她悲劇的再次發生。其實這就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一樣。如果說我有介入的話，一是幫她們買飯，但我把握的一點是我不會直接給錢；第二個就是借錢給楊勤冀的那家人，我給了他們錢，因為這個人在整個事件中是比較冤枉的人，我比較同情他，所以當時我就拿了包里剩下的三百塊錢給他們，雖然這些微不足道幫不上什么忙。后來劉德華那邊知道了也覺得這個人挺冤枉的，于是就想偷偷地把這個錢給補上，但是不要出他的名，不要告訴媒體，只要我知道就行了，后來我就把錢拿給他們了。

采訪者：楊麗娟有沒有向你說過她對媒體的看法？

袁蕾：她說媒體欺騙了她，她覺得媒體就應該同情她，就應該幫她找到劉德華。她就說如果媒體早幫她找到劉德華，安排她見了面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所以得出媒體害了她。

采訪者：楊麗娟是一個很會應付媒體的人嗎？

袁蕾：她不會拒絕任何一個媒體，而且她對媒體掌握得非常清楚，知道哪些是大報，哪些是小報，哪些有用，哪些沒用。她也知道要給媒體哪些消息，比如我跟她說了某件事，然后她馬上接了一個電話，她會轉過來捂著話筒問我，你剛才說的那件事可不可以跟他（打電話的人）說。我說不能，她就不說了。她是一個聰明的人。

采訪者：你覺得現在事情處于一個什么階段？

袁蕾：現在人們處于一種盲目的反思自醒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