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與“諾貝爾”之間

如果《南方周末》能夠真正踐行自己的新聞理想，那我就應該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諾貝爾合作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在斯德哥爾摩臨海的地方，有一個CRAND HOTEL旅館。1840年建立,距今有160多年的歷史。

當年康有為流亡歐洲的時候，就下榻在這個飯店。中國人稱它是“大旅館”。CRAND HOTEL是諾貝爾各科獲獎者在斯德哥爾摩的下榻之地，在它四層樓的客房是專設的諾貝爾得主套間，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文學獎得主都會有規定的房間。在文學獎得主中，住過從1901年法國的普呂多姆到2000年的高行健等所有獲獎者，房間里有100年來文學獎得主的肖像和簽名。在2004年和2005年的諾獎頒獎時刻，文學獎得主的房間是空著的，耶利內克與哈羅德•品特的缺席使這套客房成了無人居住之所。

隔著海面，能看到對岸的斯德哥爾摩市政廳，那里是舉行諾貝爾獎典禮晚宴的地方。

在斯德哥爾摩的白天穿行在街區，開始感覺到隱隱的困倦，因為在那個時刻，我的身體應該處于睡眠之中。抵御睡意并不困難，因為平時我就不是一個嗜睡貪夢的人。但是抵御睡意的結果是此后再也沒有深沉的睡意。所有的時間都變成了工作的時刻。因為想著把事情做好，因為實際上面臨的困難的巨大和障礙的繁多，所以我的神經是緊繃著的。

我讓自己小心而謹慎。包括出門必須帶好鑰匙，坐地鐵必須熟記返回住處的路線及住處的英文名稱，熟記要抵達的地方、要找的人。所有的日程都是安排好的，具體到某一個時刻，某一分鐘。接我的朋友說瑞典是典型的歐洲國家,講求效率和規則,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在計劃之中。

我冒著連綿的冬雨在雪地里行走，在計劃之中趕到瑞典外交部國際新聞中心報到，朋友安排他的學生——斯德哥爾摩大學一個女生瑪麗蓮——做我的向導兼翻譯，和金發碧眼的女孩子穿行在雨中的斯德哥爾摩城區，我看著街上行走的神情安詳的老人、表情單純快樂的青年男女、天真的兒童，看他們在色彩豐富的建筑物中出入，我對這種安詳的城市突然懷有親近的感覺。

瑪麗蓮操著半生的漢語，興致勃勃地講著她對中國的見聞，但是我想的是必須拿到出席諾貝爾頒獎典禮的入場票，這樣我才能安心做別的事情。

外交部的國際新聞中心在大街旁。走進那座尖頂穹形的大樓，推開新聞中心所在的會議廳，我看到懸掛在墻壁上的金色的諾貝爾的肖像，忙碌的工作人員正在操持關于諾貝爾紀念周的有關活動，會議新聞中心為前來采訪諾貝爾的國際記者提供了免費的辦公設施：在一張蒙著綠色臺布的長桌上擺好了英文和瑞典文兩種語言版本的新聞資料和諾貝爾紀念冊，并為前來采訪的記者免費提供電腦、傳真、打印服務，工作人員熱忱，盡責，有求必應。

我要做的是和新聞官Leander見面，當面感謝她的邀請。采訪諾貝爾獎的各國記者會在半年之前遞交采訪申請，因為我遞交采訪申請已晚，瑞典駐華大使館的文化官員潘薇和瑞典外交部需要努力和斡旋才能使采訪成行。我見到Leander，向她表達了謝意。我希望這一次的合作是開始，而不是結束。Leander溫雅、耐心，她對中國《南方周末》專程派記者采訪諾貝爾獎表示了驚訝和感謝。

拿到新聞稿、諾貝爾紀念周的日程安排。兩個小時之后我趕去諾貝爾基金會參加到斯德哥爾摩后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

身材高大的基金會秘書長站著發布了他要傳達給媒體的消息。包括整個諾貝爾紀念周的日程安排、前來出席頒獎典禮的嘉賓名單、裝飾頒獎現場的花朵和晚宴的菜肴。

諾貝爾基金會是諾貝爾獎執行機構，負責紀念周的所有活動。在基金會幽靜的走廊的盡頭，陳列著諾貝爾金色的雕像。在墻壁之上懸掛著一百年來諾貝爾獲獎者的照片和他們所獲得的金質獎章。我覺得應該有一位攝影師和我一起來工作。這是我在新聞發布會最直接的感受。在這里很多的瞬間都是珍貴的。捕捉和記錄他們，對一張負責任的大報來說是應盡之責。

和前來參加報到諾貝爾獎的國際記者相比，我的優勢是可以用心觀察、聆聽。劣勢是英文不靈光。我所攜帶的工作器材是簡陋的——從采訪機到照相機。等我用行前從記者站借到的數碼相機對準基金會秘書長拍攝的時候，我充了一夜電的數碼機竟然沒電。換了我應付意外而攜帶的佳能照相機，但是和國外記者的長槍短炮比，我的佳能照相機顯然是落伍了。如果說有憤怒，那是我此行惟一的憤怒。我差一點把那個破舊的數碼機砸了。

如果《南方周末》能夠真正踐行自己的新聞理想，那我就應該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諾貝爾合作的開始而不是結束。這是我的看法。

我想報紙必須要有遠見，就像記者要有卓識一樣。建立聯系，熟悉和鞏固各方的關系，是我給自己的采訪之外的任務。在來自歐美的國際媒體記者中，有不少人是常年報道諾貝爾獎的，那些人盤據在斯德哥爾摩，伺機而動，聞風而行，他們成為諾貝爾獎相關消息的傳遞者。他們以此建立自己所服務的媒體的影響力。我想如果我有抱負和有足夠責任心的話，我應該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那時候我在斯德哥爾摩街區的奔走和穿行就有了方向和動力。我想我要熟悉這座城市，熟悉這里的人、街道，熟悉它的風土、歷史和文化。

因為在身體困倦的時候，我成功地抵御了睡眠，結果是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用來睡眠，在夜長晝短的斯德哥爾摩我只知道所有的時間都是在工作。因為沒有睡意，因為很多事情需要做實。

在諾貝爾紀念周要想見到獲獎者并不難。諾貝爾基金會安排了獲獎者在紀念周的系列活動。

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會有獲獎者的講座，講座之后會有新聞發布會。在諾貝爾博物館也會有獲獎者和公眾見面的機會，在瑞典學院的會議廳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演講的地方。

聽眾以他們的熱情、耐心的聆聽、教養和理解力顯示了對諾貝爾獲獎者的尊敬。到達斯德哥爾摩的第三天我冒雨坐火車到斯德哥爾摩大學，物理、化學、醫學、經濟獎得主在緊鄰大學的皇家科學院做講座，坐在擠滿新聞記者的演講廳里，看獲獎者與聽眾的交流。講座之后是午宴，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狹長的會議中心，在一字排開的長桌上，擺滿了杯盤佳肴和美酒，午宴對學生和公眾開放，在這里獲獎者可以和聽眾獲得很好的交流。

頒獎的時刻是獲獎者面對世界的時候，那個時候也是獲獎者顯示其風度和見識的時刻。獲獎者會恰當地表達自己。

哈羅德•品特因為健康的原因是缺席的，但是他還是充分而深刻地表達了自己。瑞典學院專程趕赴英國在品特的休養之地，錄制了他的講話。我在瑞典學院的演講大廳通過視頻看到了品特的演講。他坐在輪椅之上，蓋著毛毯，身體看上去很虛弱，他的手指和嘴唇在顫動，但是他的眼光和他的言辭是銳利的，他犀利地批評美國的國家主義，批評美國在伊拉克的侵略行徑。他的演講獲得了長久的掌聲。

瑞典學院前任常務秘書長斯圖爾•阿蘭是我在北京就認識的，因為跟瑞典駐華大使館的交往，也因為對諾貝爾獎的關注，大使館安排我對前來北京參加斯特林堡紀念的斯圖爾•阿蘭和馬悅然的專訪。到斯德哥爾摩后，斯圖爾•阿蘭和馬悅然分別安排我參觀瑞典學院，在那里看到了這個被世界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是如何工作的。

諾貝爾也不全是光環。在斯德哥爾摩有媒體爆出現任秘書長涉嫌房地產炒作的丑聞。也有瑞典學院派別爭斗的傳說。瑞典學院年輕一代與老年一代的分歧和代溝。年輕一代處于強勢，年老一代逐漸被邊緣化的說法一直流行。我的想法是評委也是人，也會有自己的好惡。

我到斯德哥爾摩的時候，馬悅然與臺灣《聯合時報》駐歐洲記者傅正明筆戰正酣，所涉話題不外是瑞典學院的派系爭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有一則趣聞是說，有一記者，每年在諾獎結果公布的時候，他就會在席間大喊一聲：評得好！不管獲獎者是誰，他都會大喝一聲，莊嚴的諾貝爾因為該記者的舉動就有了鬧場的色彩。秘書長請該記者吃飯，跟該記者談判，希望他能不喊。記者答應不喊了。但是又有別的記者在秘書長宣布得主名字時，大喊：選得好！

我想我是不會喊的。對于這個有一百年歷史有世界性聲譽的獎，我覺得理解比挑剔重要?？陀^表達、中正呈現比嘩眾取寵重要。

等我真正熟悉并身在其中的時候，我可能會喊。

但現在我要傾聽、觀察、理解和呈現，對我和我所服務的報紙來說，這是重要的。

（相關報道：“諾貝爾獎專題”報道2005年12月8日、22日25版，15日25-28版，獲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南方周末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