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高官省長發問

省長哭了，新鮮；但重點是省長為什么哭。省長落淚不應是判斷一篇政治人物訪談成功與否的標志，畢竟我們不是做《藝術人生》，比起省長的眼淚，他說到官場環境掣肘時一句“欲哭無淚”來得更有價值。

寫海南省長衛留成采訪提綱是如何設計的，著實有些為難——地球記者都知道，寫采訪提綱是絞盡腦汁的思想過程，無論預先準備問題還是在現場追問，缺乏故事情節可寫。

不過交作業的由頭還是讓人開心的，采訪衛留成的訪談稿《“做官我寧可糊涂  但干事我不糊涂”》獲1月份南方周末新聞獎，這印證了高官訪談堅持走新聞路線才是正途，要做深度時政報道而非平淡的宣傳稿才有價值，才不負印在南方周末新聞紙上。“好的選題是成功的一半”，這話同樣適用于高官訪談，爭取到好的采訪機會很重要，不浪費采訪機會也很重要。

然而有評委認為該報道獲獎的理由是“準備非常充足，訪談中省長幾度落淚”，我倒認為這種說法可以商榷。采訪衛留成之前我和朱紅軍在飯桌上了解到他的不幸身世，當時我們掩飾著內心的興奮交換眼色，但是個人生活的不幸在時政報道中僅僅是邊角料，不是主體內容，因此在采訪提綱中我只設計了兩個問題：

“孩子的名字往往寄托著父母的希望，你的名字‘留成’有什么寓意？”這里的“險惡用心”是引他講出小時候生病被母親扔掉，又被鄰居撿回“留下來就成”的悲慘童年。

另一個是：“有很多被查處的貪官是窮孩子出身，你覺得苦難童年對人從政后的作風，有沒有規律性的心理影響？”后來在現場沒來得及問。

省長哭了，新鮮；但重點是省長為什么哭——當時他在回憶已故的母親和前妻——任何人對自己的人生傷痛都難免落淚，省長落淚不應是判斷一篇政治人物訪談成功與否的標志，畢竟我們不是做《藝術人生》，比起省長的眼淚，他說到官場環境掣肘時一句“欲哭無淚”來得更有價值。

寫此文時正值北京召開“兩會”，對我們采訪到衛留成起決定作用的海南省政府王秘書長作為海南代表團成員來到北京，請他吃飯答謝時得知，衛留成此次赴京之前，包括央視新聞會客廳在內的七八家媒體傳真到海南，要求在兩會期間采訪衛留成，統統被謝絕了，有記者在會場外攔住衛要求采訪未果，當場憤憤不平地說：“可省長接受了南方周末壽蓓蓓的采訪，寫了兩個版！”自從南方周末采訪之后，衛留成不再接受任何專訪，“至少在最近半年,”王秘書長說。

“你們的采訪是最深入的,”他說，“多少家媒體來海南采訪老衛，從來沒有先對周圍的人做‘預采訪’。”

“為什么呢？”我問，“難道其他媒體沒提出過預采訪嗎？”

“因為你們是南方周末啊，我知道南方周末的分量，”王秘書長說，“而且接受你們采訪的時間長，沒問完就增加一次采訪，因為提的那些問題很吸引老衛。”這位可愛的秘書長在海南第一次見到我和朱紅軍說：“我愛看南方周末。”立刻贏得我們的好感，并且沒有辜負我們的信任，第二天強行從衛留成滿滿的日程中硬擠出一個時間段給我們采訪。

盤點一下見報的35個提問，其中事先列在采訪提綱上的有25個，不到全部問題的一半，另外10個是現場追問。事先準備的問題與臨時追問的比例是5：2。

在采訪提綱上的25個問題中，14個來自看書面資料后的思考，11個來自預采訪過程中的發現。

14:11:10，即“紙面上的思考：調查后的發現：現場追問”。這個比例是恰當的，一次扎實的訪談所經過的閱讀分析、實地調查、追問，三者不可互相替代，我就從這三個環節梳理一下當初的準備工作。

啃資料

看書面材料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出發之前，我自己和新聞助理紀冰冰、馬寧寧分頭從網上搜了60頁資料。我有一個奇怪的發現，不同的人按同一個方向查的材料居然毫不重復，完全可以互補。

記不清我和朱紅軍是11月14日還是15日到?？诘?，總之第一個星期一事無成，我們之間的常用對話是：今天干什么？——在房間各自看資料吧。時間之充裕，以至于朱一度想在海南捎帶做個題。

出發之前我們有意對海南方面隱瞞了動向，以防被擋駕。由于朱紅軍前期聯絡的努力，海南方面已有接受采訪的意向，這次出差的目的是督促敲定具體采訪時間，并對省長周圍相關人員做預采訪。我們很快發現了自己的一廂情愿。

負責接洽此事的政研室工作人員見到我們吃了一驚，反復問怎么現在就來了——確定采訪時間是一個不知耗時多久并且無法預期結果的過程，而沒有確定采訪時間，就不能安排政府各部門的預采訪——如果最終沒有采訪成，豈不是白白騷擾一圈。他明確告訴我們：可能白跑一趟。朱紅軍立刻陷入擔心自己謊報軍情的焦慮中，我開玩笑跟他說：“實在不行就闖省長辦公室吧，這里警戒不嚴。”畢竟做專訪必須對方配合，闖關只能是孤注一擲的下下策。

盡人事，知天命?，F在回想起來，除了探視恰巧在海南吃壞肚子住院的同事鞠靖、看一場《哈利波特與火焰杯》、去海灘乘快艇一次之外，在海南的大部分日子平淡而枯燥，因為一直在埋頭苦讀資料。

除了衛留成的各類報道和講話，他到任后制定的《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修訂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規則》、2004年和2005年所做《政府工作報告》都是“考試”前的復習重點，尤其看“政府報告”是了解省情的捷徑。

通過閱讀材料列出很多具體的問題，有些可直接提問給省長，有些需要經過前期的了解、核實再形成問題。

例如后來在第一次采訪時我問的最后一個問題：“你說過‘要努力找到企業家與政府省長的最佳結合點’，你找到了嗎？是什么？”這就是看材料直接得出的問題。衛留成回答之后自己不滿意，第二次采訪一上來就迫不急待地告訴我們，他在隨后出席的書記辦公會上走神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梳理出自己滿意的答案，“現在我可以重新回答你……”

實地調查

做時政報道有個尷尬之處，就是由于政府壟斷信息，如果采訪始終在外圍轉圈，無法打入核心，就拿不到硬材料，構不成報道的主心骨。在很多時候不是記者短時間下苦功夫就能彌補的，因此采訪脫離政府常常是導致時政報道隔靴搔癢的操作上的原因。
以采訪衛留成為例，在海南的實地調查分為兩個階段：長時間低效率的體制外走訪，和采訪省長前對體制內官員的一天預采訪。

安排預采訪之前，我們拜訪了一些體制外人士，有當地新聞界跑省長線的記者、熟悉海南省政經的專家學者。

從見報的提問來看，除了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廖遜（用到2個提問）之外，與其他人的交流都沒有直接用于提問，遠不如短短一天預采訪的含金量高（用到9個提問）。換言之，假如沒有爭取到體制內預采訪，提問的深度必將大打折扣。

例如，關于衛留成在海南推行問責制，雷聲大雨點小，采訪中我說：“問責制最重的處分是責令辭職和建議免職，到目前出臺十個月了，投資環境投訴中心也已經結案24件，還沒有一個處分結果比較重的例子”，引用結案數字時，衛留成瞪大眼睛說：“這個數字我都不知道。”十分專注地往下聽，我接著說：“我們了解到一些人對新制度有比較大的期待，我想問的是，問責制遲遲沒有用起來，是不是該問你省長的責呢？”

問責制落實的情況，是我們頭一天特意從省監察廳查到的，當天像趕場一樣去不同的職能廳，上午最后一站是監察廳，出來時已經下午一點了。

當晚王秘書長請我和朱紅軍吃飯，這頓工作餐頗有斬獲，賓主聊興甚濃，有些不可能對當地人講的話告訴了我們這兩個聽得懂的外人，我感覺王也很開心有這樣難得的說話機會。吃得越久收獲越多，但我無心吃下去，因為晚上還要趕寫采訪提綱，第二天一早就上戰場了。大約九點我們回到酒店，一小時后伍小峰、張立做完版從廣州飛來，十點多我趁著還不困回房間繼續寫，這時才剛有了開頭，寫到凌晨兩點半強迫自己睡覺，為了到現場有力氣提問。

我的習慣是了解所有情況之后寫提綱，如同采訪結束后寫稿，預采訪一天下來現寫確實有點手忙腳亂。不過累積到最后不僅提問思路清晰，也可以往骨架上填肉了。

出差之前的打算是剖析衛留成從企業家到省長的角色轉型，以及海南特區不特的前途，計劃到海南考察方向包括海南發展新思路，比如填補前任空白的，前任未做重點、他重點做的；就職兩年來的施政效果；如何適應環境及對環境的影響；私下打聽省長與書記的關系。這些方向在實現中沒有大的調整。

現場追問

醞釀采訪提綱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化學反應，吃下一堆材料問了一堆人之后，理性的思路變得鮮活了，一個個具體問題自己會跳出來，我的工作就是排兵布陣，按邏輯給它分堆兒，哪一嘟嚕提問擱哪兒，調整前后順序。

到了采訪現場，提問順序又會調整，是成嘟嚕地調，有些問題自己是知道答案的，有些不知道，有些他回答的和咱事先了解的不一樣，可能一個回答意外牽扯到另一嘟嚕話題，那就順勢轉移陣地，融會貫通。包括一些追問，有時并不是一句提問，而是把談話內容引申到更深層次的敘述句，也是基于化學反應階段的思考，如僅憑機敏、嘴快解決不了質量問題。

其實采訪要做案頭與調查工作是每個記者的常識，不是訪談所獨有的工作程序，只不過由于報道形式單一，就要求內容更要吸引人，對記者的提問質量自然有更高的要求，準備問題時也就更不敢懈怠。

在我國，高官訪談不可能做成負面報道，如何把正面報道做得“不像”正面報道，盡可能具有新聞性，有深度，在業務領域的確值得探討。我認為高官訪談的最高境界是能讓訪談記者與訪談對象雙方獲益，不僅了解到官員在想什么，理解他們為什么這樣想，還能提示他們可以有新思路新想法，就有新聞可做了。通過我們的系列訪談，如果能有更多官員展示出新思維、高境界，這個國家就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