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是新聞的“囚徒”

沈灝說：瞧，那些新聞的圣徒！我不喜歡這一蘊含道德優越感的自戀話語。我們首先是新聞的“囚徒”。

3月16日晚上10點，“非主流”經濟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你的《第三次改革論爭》怎么和昨天給我看的不一樣？”他對有關他的內容被刪改和文章中添加的內容意見不小，但對整體調子還是認可的。幾天后我在MSN上碰到了一同操作這一專題的笑蜀，他說，“楊帆這次很難得。”

為什么很難得呢？諸位也許知道，這位楊帆教授信奉斗爭哲學，自命為“非主流”的“中左派”經濟學家，從上世紀90年代起和主流“極右”經濟學家們斗爭了十多年。采訪楊帆之初，笑蜀就提醒說，跟他打交道一定要謹慎，錄音和來往郵件都要留下記錄，被他抓住把柄，麻煩就大了。

楊帆認可這一報道，用他的話來說是“稿子還是比較客觀的”。

拋開這篇報道其他不說，我接受這一評價，也想在此把一些想法和同事們進行交流，同時進行自我教育。

在我看來，“客觀報道”原則原本是新聞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在本報近來的一些操作中，卻總是受到有意無意的忽略。本報一些報道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爭議，也無不和對客觀報道原則強調不夠有關。

我記得有同事曾在內部論壇上說，我們老是在一些常識問題上爭論不休。很遺憾，這仍然是一個常識性問題。

一

我們是周報，做的是深度報道，追求對新聞事實的深入挖掘和背景的深入解讀，為讀者提供豐富立體的信息，這是新聞的第一種深度。這種深度指向的新聞報道的事實本身，也是我們對深度報道的最主要的理解。

但在我看來，新聞還有另外一種更為基本的“深度”：對某一題材新聞價值的最大限度的深入挖掘，對客觀、公正、平衡原則的較好體現，包括在文字表述上對新聞文字規范的堅守，如簡潔、直接、有力等。這是我們做新聞本身的深度。

本報作為中國的第一新聞周報，追求第一種深度無疑是應有之義，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對新聞本身的“深度”的追求。記者業務的提高，包括本報新聞操作的成熟，無疑要以這一深度為標志，而“客觀報道”，便是體現這一深度的關鍵詞。

二

記得去年本報的《一場虛擬世界的反歧視大戰》在同事間引起很大爭論。當時我曾和編輯在電話中說，周末同事從持贊同和反對意見的人的背景來看，有一個很有意味的分野：贊同或者部分贊同的，多為非新聞科班出身，而反對的多為新聞專業出身。為什么呢？后來我們總結，非科班出身的人較少新聞條條框框的束縛，會注重新聞的創新；而新聞科班出身的人強調對新聞原則的堅守，往往會束縛自己的頭腦。

新聞無疑要創新，這樣的觀點我堅決捍衛，但我以為新聞的一些基本原則仍然要堅持，創新要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進行。

“客觀報道”當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這玩意就像當年“馬克思主義概論”課里所講的絕對真理一樣，可以無限接近，但是永遠不能到達。雖說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可不管怎樣它是新聞操作中力求達到的有益的目標，我們必須將它作為新聞操作中的態度、思維方法，甚至是信仰。也是我們職業道德的要求：不要用頭腦中的偏見歪曲報道本身。

客觀報道避免主觀判斷影響對事實的認知，體現在寫作上已有一套規范，例如準確（對消息來源的引述注明出處）、簡潔，還有公正和平衡——我要再次說，這決非一些同事認為的是使新聞操作“錦上添花”的東西，而是新聞安身立命的根本。再具體地說，無非是客觀地表述事實，不要對事實預設價值判斷，平衡引述雙方的觀點，引述某人的話不斷章取義，用事實本身來說話而不是自己跳出來發言等。

這些看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那可是相當的難，包括我自己，每做一篇報道的時候，自己想說話的沖動和保持報道的客觀和平衡之間，便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斗爭。

三

原諒我要在這里舉一些例子，包括本報的一些報道，完全針對報道本身，請原諒。

很多同事都看過《南方人物周刊》關于何祚庥的報道，這無疑是一篇解氣的報道，但也有可探討之處：作者在訪談前的自述，訪談后一邊倒的評論，無不具有鮮明的好惡偏向，報道引起何祚庥強烈的反彈，甚至要向上告等，這些有他惱羞成怒的因素，但報道的傾向無疑授人以柄。在我這個新聞業內人士看來，其實在客觀平衡上可以做得更好，這也有利于更好保護自己。

這里我又要說到我們做過的“方于之爭”的報道（方舟子與于建嶸的爭論）。在這里我只想說一下標題“兩敗俱傷的惡戰”。李海鵬曾解釋道，沒有判斷就沒有新聞報道，他擔心，“如果我們退一步，只求穩妥的話，我們總會得到乏味的正確，但會失去接近事實核心的機會”。我的觀點是，這是一個評論的標題而非新聞標題，因為它指向的是對事實的價值判斷，而非海鵬所說的“事實核心”。道理很簡單：事實本身需要的是陳述，而對事實的價值則需要判斷。事實上，客觀報道（包括深度報道）從形式上看總是乏味的，不如評論來得立場鮮明和酣暢淋漓，但它的力量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實的力量，隱藏在事實之中。

我非常理解并欣賞楊瑞春在內刊中表達的報道初衷和“賦予一個事件以意義”，但我仍堅持認為，“初衷”只能通過報道去發掘和探尋，而不能從一開始就用來引導報道本身。“先入為主”的成見是我們在做新聞時永遠應該警惕并避免的。人為地要去“賦予意義”，也許是策劃者在評論或策劃整體中想體現的努力，但從最終意義上說，新聞的“意義”是讀者通過對文章提供的事實信息的各自解讀賦予的，他們才是新聞的主人。

所以，不是“不要高估讀者”（我記得有幾位同事這樣說過，令我駭然），而是永遠不要低估讀者。不要用我們的頭腦代替讀者的頭腦，不要用我們的見解代替讀者的見解——你們照著我說的去想吧！我們做深度報道，我們提供豐富層面的事實，提供對事實的各種分析，還在對事實、觀點的選擇和排列組合中滲入我們的立場和判斷，OK，足夠啦，我們做的已經比該做的多，剩下的事留給讀者吧。他們贊同，他們反駁，他們吵，他們罵，他們理性，他們非理性，接受這樣的結果，觀點市場從來都是這樣的，這比千篇一律的認知要好得多。

這世界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同樣不存在絕對的謬誤。真知灼見，總會在復雜混沌的觀點爭論中悄然浮現。

四

在周末內部，有兩種心態，容易影響新聞的客觀性。

一是精英心態。

我們是大報記者，是新聞業內的佼佼者；我們是文化人，是知識精英，有思想有見解，急于向社會發言，用我們的見解引導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很多人在做新聞的時候，不僅是記錄，更重要的是要影響時代的進程。

這些也許有些自戀，也許都不錯，但歸根到底，我們是記者，那就要做記者該做的事。我們必須通過新聞，通過客觀的、平衡的新聞來影響社會輿論。你想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在新聞之外，可以盡情直接表達，但在新聞中，只能通過對事實的客觀、平衡的報道。

別忘了，新聞就其性質而言，更接近于歷史而非文學。在西方，大眾傳播是社會科學，而不是人文學科。

二是草根心態。

這在本報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我們對工人、農民，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弱勢群體有著天然的同情和悲憫，我們懷著底層立場行走江湖，以筆為旗，替天行道。我們甚至懷著天然的道德優越感——我為窮人說話，如同真理在手，報道天然正義，對報道的批評就是惡意的攻擊，就是對弱勢群體利益的漠視，在道德上是不齒的，應該受到譴責。

問題是，誰賦予我們為他們代言的權利？我們又有何德何能，能夠真正為他們代言？而他們究竟是需要代言，還是需要真正由自己發言？我們只是記者，不是綠林好漢，報紙不過是大眾媒介，不是哪個群體的工具和代言人。

我從不認為報道弱勢群體比報道跨國公司更有道德優越性，更不認為做前一報道比做后一報道會讓心里更“踏實”。道德是針對所有人的社會評價，從來不屬于新聞評價這一職業評價體系的內容。對新聞的評價，就在于新聞本身的原則。

“道德優越”心態真正的危害在于，它極易影響對新聞客觀性的判斷，甚至在將新聞寫成道德文章后，還天然地認為這就是客觀的新聞報道，并且不容批評和指責。這一旦成了記者和報紙的方向，記者將羽化為圣人，而報紙將走上神壇，在萬眾膜拜的虛妄中走向迷狂。

這種趨向在過去一度很明顯，到今天也未根除，出現在我們報紙上的一些新聞，新聞操作上存在的硬傷被忽略，文中顯露的“底層情懷”卻受到美譽，顯示出對新聞評價“道德化”的苗頭，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從中國到外國，歷史上有多少悲劇都是以道德的名義造就的。中國的底層民眾從來就不缺乏代言人，一次次為他們代言的結果，是民眾由此永遠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他們從長久的沉默到短暫的血腥爆發，玉石俱焚，中國的社會完成了一個治亂的暴力循環。

關于這一點，可以讀讀朱學勤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沒》。

慎提“為民眾代言”，剝去虛幻的道德優越感，尊重底層民眾的痛苦和希望，但不必用文人的悲憫情懷去同情他們，按新聞規范操作我們的報道。

或許佛家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境界。

五

我們要做客觀的專業的新聞，要做有意義的新聞。那么意義在哪里呢？周末的老領導用到一個很好的詞：啟蒙。

什么是啟蒙？將理性從虛妄神話的鐐銬下解放出來，將人從恐懼和迷信中解放出來。從“五四”，我們開始啟蒙運動，開始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國家轉型，至今仍在起點徘徊。

啟蒙什么？理性。通過報紙的報道，傳播理性，促進理性在中國的精神土壤里發育成長，傳播科學與民主，我以為是本報“記錄時代進程”的核心價值所在。

盧躍剛說，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結果是“官智未開，民智初啟”。民智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社會理性力量的增長。這里面無疑有我們這張報紙的貢獻。

楊瑞春所講的“知識分子的話語暴力”，唯有依靠理性的不斷增長才消除，而這一點要通過我們自身的理性的客觀的報道來推進。偏頗的報道同樣是一種話語暴力，“以暴抗暴”的結果，是理性永遠無法落地生根。

以此來評價我們的新聞操作，例如有的報道，在網上引起普遍的情緒反應，尤其是對社會的非理性謾罵——這在當前的社會不公的大環境中當然很正常的，從表面看也似乎擴大了本報的影響力，但這對于本報“啟蒙”的核心理念而言決非有益的工作，而是走向了反面。我們報道新聞，主要的目的還是要促進民眾對社會問題的理性思考，積累社會的理性資源，用理性精神刷新中華民族的精神天空，一步步建設公民社會和現代國家。

沈灝說：瞧，那些新聞的圣徒！我不喜歡這一蘊含道德優越感的自戀話語。我們首先是新聞的“囚徒”。既然如此，我們不必將手伸出窗外用力吶喊，在一個個囚籠里點燃火光，同樣能照亮陰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