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作是為了光陰流逝使我心安

在這個報社，記者們常常在預料到某些報道無法發表之際，仍然聽命于編輯部，按時赴事發地去做明知徒勞的采訪。我并不認為這是“紀律”所致，除非這一紀律恰如康德所謂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國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傳統：“士”要做他應該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歡的事。

1、職業化程度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說：“我寫作，不是為了名聲，也不是為了特定的讀者，我寫作是為了光陰流逝使我心安。”如果把其中的“寫作”換作“采訪寫稿”，這就是我對待新聞工作的態度。我想自從進入《南方周末》以來，我已經加入到了一個促使中國進步的事業之中，作為中國千萬記者中的一員，我一直為此深感幸運，因此無論周遭氣氛如何，上述信念始終如一。

不過，既然應把這份報告當作是一次有意義的回顧，我就應該誠實地說，我首先是在為自己工作，而非為某種理念。我從事新聞工作，在謀生的目的之外，首要的夢想恰如博爾赫斯所說，只是希望對得起自己人生中這一點吉光片羽般的時光，葆有應有的單純，以便多年之后追憶往事，可以無愧于心。在此之后，我的目標才是承擔起自己對于社會的責任。

在這個報社，記者們常常在預料到某些報道無法發表之際，仍然聽命于編輯部，按時赴事發地去做明知徒勞的采訪。當我也如此行事時，我并不認為這是“紀律”所致，除非這一紀律恰如康德所謂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國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傳統：“士”要做他應該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歡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會為《南方周末》服務多久，這取決于我做得怎么樣，也取決于它做得如何。我知道的只是，無論為時多久，這段時光都會是相當特別的經歷。對我來說這份工作就像是在軍中服役，我未必有著職業軍人的理想，但是花上幾年時間為他人盡責，卻是自己心靈的幸福。

正是因為有此念頭，我才得到了更為真切的現實感。歷史和文化讓我獲知了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明確的感情，我有多愛它，又有多恨它，而新聞工作卻讓我了解到現實世界有多么復雜和幽深。我想這種了解的必要，也正是優秀的新聞報道的價值所在，在歷史和地理的向度之外，我們的工作亦可以幫助讀者理解何為中國。我相信在這民智已經開啟的年代，好的新聞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價值，而記者對自身職業的尊重正是這一切的前提。

在大學畢業后的全部新聞工作經歷中，包括做實習生的時代，我都認為自己可以不必墮落，就能生存。我不曾利用職業之便為自己牟得任何微小的利益，不曾寫阿諛權勢之作，更不曾曲解事實以使報道更引人關注，這是我喜歡過的生活。對于編輯部派出的題目，只要報社確實需要，無論有無興趣我都已去盡力完成，這是我應該過的生活。

在我為《南方周末》工作的數年后，我仍然為它感到自豪，它對優質新聞的追求仍然體現著職業的尊嚴，對精神蘇醒的渴望也從未消逝?；蛟S可以這樣說，這份中國最值得尊敬的報紙正徘徊在命運的十字路口。

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之所求，仍然是問心無愧。我覺得這就是職業化的態度。

2、業績

2002年10月我正式進入《南方周末》，此后近3年的時間里，在工作上經歷了3個完全不同的階段。

在2003年6月之前，我隸屬于專題部，為“城市版”提供報道。當時這個版塊在報社內部受到同事們的輕視，北京記者站的會議上充滿了對它的批評。當2003年10月我的一篇“城市地理”報道獲評佳作時，我被告知，這是“城市版”的第一篇佳作。我不是很適應當時的操作思路，因此工作的積極性只能說還不錯而已。不過如今回憶起來，我認為當時的“城市版”應該得到更好些的評價才對，對于一份有理想的報紙來說，即便是失敗的嘗試，也不能說毫無意義。

2003年6月，楊瑞春調任專題部主任，“城市版”的風格隨之變化，開始重視題材的新聞性，并強調特稿的操作方法，與整份報紙取得了精神氣質上的和諧。這一年的年末，專題部和新聞部合并后，“城市版”取消，它的功能則由“新聞二疊”延續。至2004年6月前后，在我看來，專題部已經成為《南方周末》最有活力的一個部門，這也是我工作最富熱情的一段時間。

2004年6月至當年年終，在情緒上受到影響，我的工作量有所下降。直到這年歲尾，既出于欲求振作的心理，也受到報道題材的吸引，我的工作量又回到了正常的狀態。

2003和2004年，我共獲評月度佳作10篇：《更絕望的人死于高空》、《舉重冠軍之死》、《他和他的四顆腎臟》、《一場秋雨導致的交通癱瘓》、《富商吳良定：10億元打造助學基金》、《人工盲童》、《無情戒毒術》、《沈陽兒童村：一個復雜的“丑聞”》、《農民富豪的烏托邦》、《悲情航班MU5210》。

另有《解密小湯山》獲當月好策劃獎，《故宮大修：不可能完美的大修》獲當月佳作提名。

《舉重冠軍之死》獲“2003年度南方周末杰出表現”之“杰出特稿”獎。

2003年獲獎篇目未統計。未發稿未統計。

在我自己看來，以上獎項主要是在一年時間當中獲得的，即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2003年我發表報道43篇，新聞性強的篇目集中在下半年；2004年只發表26篇，為前一年的60%，精力的付出又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以這兩年的總的工作量上說，我應該超出了全體記者的平均量。不過我本來可以做得更多些，這也是事實。

與同事聊天時，我曾經說過，也許要再過幾年，《南方周末》才能看清“特稿”對它的貢獻。在新聞價值觀、題材開拓、采訪思路、事件理解和文本表現方面，我們的操作水平都遠遠領先于國內同行，即便稱之為業內標桿也決不為過。諳熟“特稿”操作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的本質元素也就是周報周刊的本質元素的強化版，它的核心競爭力也代表了周報周刊的核心競爭力，它的經驗會在相當程度上幫助《南方周末》在未來幾年中保持同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有機會參與其中，既享受到了開拓的樂趣，又能對報社有益。另外我自己也是獲益者之一，在采寫硬新聞時，特稿操作的技能也對我幫助良多。

進入2005年，我在工作量上恢復到了“高峰”時期的水平。原因是，現在我更愿意以一種職業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么，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么。”對我來說，《南方周末》就相當于這句話里的“國家”。隨著年齡的增長，倫理的力量在我身上漸漸超過了激情，因此我愿意這么想：就《南方周末》的光輝傳統和卓越地位來說，只有我虧欠它的，沒有它虧欠我的，余者暫時不計可也。

也就是說，如今我是在為《南方周末》的精神傳統工作，而不僅僅是為了此時此刻的這份報紙。

既然缺乏影響力、美譽度、反饋率和轉載率一類的準確數字，評價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能說的只是，我配得上《南方周末》這4個字。在一些多家媒體共同競爭的題材上，我的工作算得上不辱使命。為了實現自己對稿件的期望值，至少在50%的次數里我曾經奮力掙扎。報道的得失成敗，既在于個人的素養，又在于用了幾分心，下了幾分力，這么說來我也還算勤勉。

我對自己的業績的評價是：以合適的方式，為《南方周末》的精神傳統與職業水準增添了光彩。

3、觀念

在報道《董建華七年》時，我曾對一起合作的經濟部記者余力說，在我的設想中，這篇報道的主人公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董建華，另一個是香港這個城市。我想這種思維方式在我的新聞操作中一直起著很大的作用：

1、沒有任何一個新聞人物和新聞事件是孤立存在的；

2、揭示題材背后的秘密，是深度報道的責任，也是周報的核心價值所在；

3、豐富而不冗余的信息總是會受到歡迎；

4、多層次的結構是優質新聞的基本特征。

最終，受到對題材的熟悉程度的限制，這篇報道并沒有達到我預期中的效果。不過在擁有了相對豐富的經驗之后，我意識到這種“挫折”完全可以接受。對于操作深度報道的客觀規律，我的認識帶有一種數學概率的性質：

1、自我要求越高，達不到目標的可能性就越大；

2、高標準的要求提出的越多，完成目標的絕對次數就越多。

關于深度報道、調查性報道、解釋性報道、新新聞等新聞形式的觀念，從亨利.盧斯到埃德溫.埃莫里，早有數不清的人發表過數不清的論述。不過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觀念的由來都與其他事物一樣，僅僅是基于需求和提供的雙重可能。在我讀到大多數相關論述中，論者都強調，在信息發達的時代，如果新聞僅僅強調客觀、及時和獨家，就必然要走向窮途末路。在國內的報紙行業中，人們對于深度報道的重視，也大多基于對電視和網絡作為信息主渠道的地位的認同，試圖避其鋒芒，打造自己的核心產品。

些看法，都是以行業分工和讀者需求為認識核心。

在我看來，相比被動選擇，主動提供的意愿更為重要。我相信，只有以主動而非被動的態度去操作深度報道，它才會真正地煥發光彩。

在對小說領域的觀察中，我認識到，從各個方面講，報紙的深度報道都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正如攝影從繪畫中汲取養分，電視新聞向電影學習技巧，報紙新聞也一直在受到小說的影響。在目的上，新聞與小說別無二致，都是講述故事，勾起并保持讀者的好奇心，試圖傳達文字背后的意義。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歷史更久，經驗更豐富，對從業者的素養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技術能力上遠遠領先于新聞寫作。

在我讀過的優秀的新聞特稿作品中，有極少的篇目，在捕捉事實本質的方面，已經不遜色于最出色的小說。不過總體看來，即便是最好的新聞作品，在對事實的表現和理解兩個層次上仍有上升空間。

基于其自身屬性，深度報道不僅可以向小說學習，還可以借鑒歷史、哲學、社會學等等人文學科的方法。這些學科與新聞一樣，一直在追問“何為真實”，而且比新聞行業更有經驗。

在一般新聞中，好的記者會采用場景與畫面組合的結構來描寫事件，用較小的篇幅敘述發生了什么，用較大的篇幅敘述它是怎么發生的。

文字失分于圖象的，是它的不夠直觀，而它勝于圖象的，則是信息的豐富和明晰。如果一個記者富于觀察力，寫人狀物又能繪聲繪色，那么他就可以用文字報道同時集納到電視和報紙的長處。對于一般新聞來說，這已是優勝的秘訣。

除此之外，在我看來這一類型的新聞在技巧上已經缺少拓展空間，而且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拓展。

對于《南方周末》深度報道的未來，我則充滿期許。在我看來，最有價值的深度報道并不是“普利策獲獎特稿”中那些描述疾病的感人篇目，也不是香港報章上那些描述權力交替的“內幕”報道，而是這樣一種理想中的作品：

1、題材重要，揭示時代的本質；

2、不斷指向事件背后的終極推動力；

3、關懷公共利益；

4、信息的收集、擇取和推演過程與事實本質相符；

5、具備吸引眼球的亮度；

6、具備藝術的真與美。

事實上，這幾點的核心只是一個詞：“正確”。正如海明威所說，在絕對意義上，描述一只貓如何拐過街角，與描述一個國家如何歷經滄桑一樣難。對于新聞來說，“正確”是最低標準，也是最高標準。

拙劣的新聞之所以拙劣，往往是因為它不夠正確。如果一個記者缺乏好奇心、理解力貧乏、對他人的境遇冷漠、習慣于人云亦云，那么即便他“忠實”地記錄自己看到聽到的一切事物，也只能做出膚淺的報道，不能呈現出事件的真實一面。類似的現象，我們在大多數電視新聞中都可以看到。

問題是，人們很難改變一個不懂得理解某一特定事件的記者，因為癥結往往在于他這個人本身。我相信，在模糊的世界觀背后，必定存在著一個得過且過的人生。正如天文學可以擊敗宗教，對人類文明遺產的學習也可以提高記者的能力。
一個好的記者的特征是：

1、愿意為題材付出比別人更長的勞動時間；

2、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聞觀念最終會回歸到最樸素的層面：對于新聞價值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學術思潮，而是記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國新聞業的未來發展，都取決于對類似的常識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標

毫無疑問，我從來沒有過進入一家媒體的中層或者管理層的念頭。相當多的中國普通記者一旦年近中年，就會為未得晉升而感到焦慮，其中既有對自己前途的擔憂，也受到周圍人群對其能力的評價的壓力。在我看來，記者的話語權受限，以及難以在工作中獲得利益和成就感，是這一狀況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體的市場化程度仍然相當低，其內部生態仍舊維持著官本位的傳統。

對我來說，做一輩子記者則遠非不能接受的選擇，如果這個職業我能做得好的話。

7歲時，我的姥爺問我：有三個人，一個坐著，一個站著，一個跪著，你要做哪一個？當時我回答說，我要坐著。我覺得坐著比較舒服，聽上去地位也比較高。他說，坐著就不對啦，人應該站著，不欺負別人，也不受別人欺負。我花費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說的什么意思。湊巧的是，當我明白時，我已經成了那個站著的人。

如今我提起這段往事，并無挑戰“管理也創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圖，我只是想說，在地位之外我還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雙手勞動可以慰籍心靈，這是人生的要義。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歡樂，那么辛苦與逍遙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我相信只有記者才是新聞業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來一些年里，國內的新聞行業會有更高層次的繁榮和提升，在業務層面上，能夠為從業者創造豐富多彩的機會。對于記者來說，這種前景本身就是一種誘惑。

因此我的個人職業目標，僅僅是做一個好記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自己做到兩件事：

1、推動公共利益；

2、寫出優質新聞。

對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著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創造力。沒有任何一份報紙值得人們尊重，除非它用行動證明了它的價值；也沒有任何一份報紙能夠長盛不衰，除非它不斷汲取新鮮的養料，在時間中不停歇地生長。我想，我們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動這份報紙前進，哪怕只起到一點點作用，都可以說得上是可貴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標，就是與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聞行業的競爭是一場比賽的話，我希望我們能夠拿到更多的冠軍錦標。我最不愿意聽到的話就是這份報紙已經不復光彩，我相信它仍有進取之心。

另外的目標是，當我離開這家報社時，我能告訴自己：可以去干別的去了，在此你已經盡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為南方周末內部職稱評定而寫的業務總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