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中國的“共享價值”

不要講任何意識形態，也不要強調什么儒家，而要講共享價值。中國的“共享價值”就是人本主義

7月11日，周六，上午9點半剛過，盛夏的室溫已飆升至35度，廣州科技圖書館一樓的學術報告廳座無虛席，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眾論壇，由《南方都市報》承辦。今天的演講人是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來，鄭永年以其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日益引起國際學術界及中國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視。“對中國時局非常清醒”，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普通讀者，都對鄭永年有如是評價。

1962年，鄭永年生于浙江余姚農村，和千千萬萬60后一樣，成長于物質匱乏的年代。

“那時很苦，但我后來想，如果沒有小時候在農村的辛苦生活，對于社會現實，我可能沒有這么深的感觸。”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遠遠超出預期，鄭永年在志愿表上填報了北京大學。由于鄭永年英語考得不錯，符合國際政治系的要求，招生辦一通電話打來公社找到他的老師，問他愿不愿意去國際政治系就讀。

當時的他，完全不知國際政治系要學些什么，就答應了。就這樣拿著簡單的行李，懵懵懂懂地離開了封閉的小山村。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進來的大學生“唱歌跳舞什么都會”，鄭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與家鄉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學校里有如此豐富的藏書！他掉進了文學的陷阱里，開始了大量的、如饑似渴的閱讀，“圖書館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讀書都讀到開心得不得了。”那個時期的他，沉浸在文學世界里，對社會、國家，對個體的看法尚未形成。

80年代的大學生，寒暑假有很多機會參加社會實踐，“我們去過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數民族地區，寶雞下面的農村等，大部分都是去農村實習。”鄭永年發現，所謂的教科書，與現實的差距實在太大，對于政治學、社會學這類學科來說，比起讀書，某種程度上，觀察更重要。

改變發生在他讀研究生時。1985年，本科畢業的鄭永年獲得了推免的資格，開始讀研。“讀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學青年。突然不喜歡文學書籍了，轉而開始喜歡一些理論著作，我開始了理論研究。本科的時候一直在讀書，研究生階段，參加公共活動的時間多一些，我開始思考一些現實問題，對國家對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時我已經開始翻譯一些西方的書，當時中國缺少這樣的人。我在翻譯中接觸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畢業后，鄭永年選擇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簡單，還是因為喜歡讀書。”1990年，執教兩年之后，他拿到美國普林斯頓全額助學金，踏上了彼時盛行的“留學號”。

從東方到西方，從小山村到世界頂尖學府，鄭永年對東西教育的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