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木與阿扎提

兩位維族知識分子的成長軌跡

7月12日，烏魯木齊，克里木與8歲的小兒子　圖/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新疆師大校長、新疆作協主席阿扎提　圖/人物周刊記者 楊瀟

畫家阿布都克里木·納斯爾丁住在離市區最近的一個別墅區里，他的房子和大門只隔了一個水池和一棵梧桐。7月7日這一天，小區里外人聲鼎沸，他看到小區里的漢人——他們多是事業有成的商人，好像準備和外面的年輕人隊伍會合。

他按動一個黑色的遙控器，自家房子一到三層的窗玻璃外，開始緩緩落下鐵制的“百葉窗”，“一個月前政府給我裝上的，我當時還問干嘛要裝，他們說要保護烏市的文化名人。”克里木說。然后他乘坐室內的電梯，到了五樓的露臺，吃起烤肉來。

好幾天沒有出門了，“這些天吃的菜都是漢族朋友送過來的”。這段日子讓他想起了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幽暗歲月，那個時候，也是除了作畫，別無他事可干。

都沒離開專業

克里木是烏魯木齊人，自小隨父母去了南疆的莎車縣，并在那里長大。從1953年上小學到1960年初中畢業，他一直瘋狂地熱愛繪畫，業余時間總花在臨摹馬恩列斯毛這些領袖的肖像上。

不過那只是興趣而已，在1960年以前，他并不知道繪畫可以成為一門專業，甚至有專門的院校來教授。那一年，中央民族學院來南疆招生，喜歡畫畫的同學們都去考試，“很偶然的機會，考上了民大附中，去了北京，這個對維族人來說很難得的，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機遇。”

13歲，從莎車去北京，幾次換乘交通工具，要走上10天時間，到了北京又趕上困難時期的開始，民大的條件比其他高校好一點，總算沒餓著。在北京待了8年，讀完了高中和大學本科，中間回了兩次家，“學校出路費，4年可以回一次家”，年紀小，想家想得又哭又鬧，但好處在于，“每年寒暑假留在學校，可以畫畫，每周周末不出去，可以畫畫，每天下課了，也可以畫畫……”

1965年中央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學生克里木隨工作隊去了廣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縣，那個縣位于湘粵桂交界的山區，是廣西最窮的地方之一。有一點幸運的是，別人都離開業務搞運動，自己搞運動不用脫離業務。他和3個同學3個老師成立了美術宣傳隊，到農村畫斗地主的宣傳畫，還畫組畫，有系統地揭露“地富反壞右”。“畫的都是真人真事，很生動，哪個出納，哪個會計貪污了，我們畫得基本像他。”畫得很起勁，到最后不知道是利用運動搞業務，還是利用業務搞運動，但無論如何，跟著老師一塊畫，“總算鍛煉出來了”。

接著就是文革，工作隊成了斗爭對象，被趕回了柳州。坐火車回北京，出北京站一看，到處都是紅袖章，到處都是標語……傻眼了。

系里也分成了兩派，“我也加入了派別，但是不參加辯論，不參加游行，只寫標語，畫宣傳畫。”

還是畫宣傳畫。姑且，總算，“還是沒有離開我的專業”。

1968年大串聯，坐免費火車到了上海、南昌、長沙，又從瑞金徒步走到井岡山，被告知當年在這里會師的，不是毛澤東和朱德，而是毛澤東和林彪！可是歷史課本上不是這樣寫的呀？歷史寫錯了！現在我們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當時我心里就不服。”克里木說，沒辦法，就一路畫速寫吧。

這一年，克里木被分配到新疆軍區，“在麥蓋提縣和巴楚縣之間，有一片巨大的戈壁，這里有新疆最大的勞改隊，離勞改隊不遠，有一個部隊農場，我們就到那里，接受解放軍再教育。”

一起來的大學生，后來有成為自治區領導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是“臭老九”，維族解放軍戰士和他們握手時，是要捂著鼻子的。“軍官也知道我們是人才，但他們說，既然政府讓你們來，我們也只能好好‘教育’你們。”克里木對往事的敘述，省略了殘酷與屈辱，剩下的都是黑色幽默。但他自己從來不笑。

當時睡的是地窩子，早晨起來落了一嘴沙，聽到喇叭響，含沙就喊“毛主席萬歲”。要知道，毛主席的相片貼滿了整個農場的每一間屋子，澡堂和廁所也不例外。大學生調皮得很，總是事無巨細地向排長請示匯報：報告排長，我剛才挖鼻子了！報告排長，我昨天晚上做夢了！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排長就罵兩句了事。“其實我們都知道上面的政策不對，”克里木記得，后來成為自治區領導的一位同學對他講，政治就是西瓜嘛，左推一下右推一下的。

文革時新疆的兩派斗得挺厲害，但派系從來沒有按照民族劃分過，“那時候的干部，對于毛主席說的‘民族關系，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又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落實得好，出了問題也檢討得好。”

兩年間，克里木又畫了幾百幅毛澤東和林彪像。

不喜歡照顧

1978年，中央美院招研究生，其時克里木在新疆已經頗有名氣，“但中國這么大，不知道別人畫得怎么樣呀！”在劉秉江老師的鼓勵下，他再次來到北京，準備報考。

在報名處，他看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畫家接踵而至，又不免心虛，“當時剛剛興風衣，他們都穿著黑色的風衣，頭發披到肩膀，提著畫箱，派頭特別足。”可是，在看了他們的作品后，他的信心恢復了。

不計其數的報考者中，超過1000人的作品被留下，這其中的27個人拿到了準考證，最終9個人被錄取，克里木是唯一的少數民族學生，他的同學包括陳丹青、孫景波等，“這是我的又一次機遇，當時還拍了《克里木考上研究生》的紀錄片，在全國播放。”

“我們這批人思想特別解放，我記得孫景波、陳丹青他們一邊畫畫，一邊聊天，聊的內容我都吃驚。”

“他們都不抽煙，就我抽，孫景波讓我戒煙，我說，就這么點抽煙的自由你們也要干預。結果他們就大為驚訝：哎，克里木這小子竟然也懂得‘自由’！”

研究生畢業的創作，陳丹青的《西藏組畫》和克里木的《麥喜來甫》最為出眾，“打破了那種‘紅光亮’的創作模式。”

克里木現在是新疆藝術學院美術學院的院長，事實上，從1981年回到新疆擔任新疆畫院副院長起，他就一直沒脫離管理工作，但這并沒影響他的創作。“我畫畫的時候，他們要是來匯報工作，我就不停筆，讓他們說，反正上來廢話也多，等到他們說到有用的，我就注意一下，不耽誤。”

1992年，他當上全國人大代表，“組織部要求推薦一個知識分子，因為我的業務好，所以取得了這個政治待遇。”他連續5年提出建新疆美術館，不過愿望至今尚未實現，“團里就我們幾個專家，還有大學的教授愛放炮，頭兩年我還提教育投入、文化投入，后來也不說了。”

他到北京從來不戴帽子，不穿民族服裝，“有人要穿是他們的事情，我在民大讀書時就是喜歡穿什么就穿什么。”

他主持評先進，把民族比例問題放到一邊，“維族人畫得好，全評維族人，漢族人畫得好，全評漢族人。”從新疆畫院，到藝術學院，始終如此。他坦言，不喜歡“照顧”，“照顧的應該是婦女兒童老人，應該是殘疾人，這個觀點我到處講，特別是在我們維族人的飯桌上，”可是話又說回來，“他們愿意‘照顧’，是他們的事情，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只要你的專業水平比他強，就會得到尊重。”

我相信維吾爾文化的自我調節能力

7月7日，新疆師范大學校長阿扎提·蘇力坦比克里木緊張得多，因為有傳言說外面的抗議人群要沖擊學校，1000多名聚集在校園的空地上，準備自衛。

“你想一想，萬一有學生沖出去和外面的人沖突被打了，消息再傳回學校來，會怎么樣？”阿扎提穿過這些學生，站到最高處，沖他們喊話，他試圖用半開玩笑的口吻，緩解已緊張到極點的氣氛，“你們放心，我們會保護你們，你們要是膽子小，就躲在我后面，要打也是先打我這個老人。”

我1950年出生在烏魯木齊二道橋附近的團結路，小的時候烏魯木齊冬天比現在冷，吐口唾沫掉下去就是冰，下了雪也沒人打掃，在道路上結成冰。那時馬路上也沒有幾輛車，我們好容易看見一輛車都會興奮地追。因為車少，所以在馬路上滑冰也很安全。拿木頭板子上面釘鐵條，再捆綁在氈筒上，就做成了冰鞋，那是我們小時候最大的樂趣。

現在烏魯木齊有200萬人口，一到冬天就燒鍋爐，可是那個時候我父母每到冬天最發愁的就是怎么搞來幾噸煤。你要排隊，要找車，要托人，好容易弄來一車煤，又要卸很久，每個人都在搬煤，一直到人人都一身黑黑的，把煤都搬回家才放下心來。

我的父母都是維語學校的領導，我也是“民考民”（從小在維語學校念書），小時候也有漢族的玩伴，但我不太會說漢語。我從小喜歡讀書，特別喜歡文學作品，這是我的第二個樂趣，但維吾爾作家寫的書不多。哈薩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圖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當時都屬于蘇聯呢）有兩個出版社，出版維文版的蘇聯文學作品，但主要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作品，俄國真正的名著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還是不容易讀到。

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成維文的也比較少，我記得有《上甘嶺》、《保衛延安》、《紅巖》、《紅旗譜》等等，《紅旗譜》還只譯了第一部。當時我看了《林海雪原》的電影，就特想看長篇小說，但是沒有譯成維文，我又不懂漢語。后來我學漢語就是為了看長篇小說。

1964年我初中畢業，預科一年學習漢語，為高中和漢族學生混班做準備。我們那個班集中了全新疆最優秀的孩子，大家都特別努力。當時給我們發的是那種帶拼音的兒童讀物，還有漫畫書，主要是認字用。老師要求我們一個星期認多少多少字，表現好的可以戴紅花，還可以去哈密，去蘭州，去西安，甚至去北京。我們班其他同學一周就認認真真讀書，他們不看內容，只看漢字，看到不認識的字就按要求去查字典，可是我一下子就想讀長篇，我就去讀《林海雪原》，簡直看得入迷了，碰到不認識的字全部跳過。最后老師問起來，人家一星期看5000字，我一星期看20萬字，老師一檢查生字，我都不認識！結果表現好的同學都去北京了，我還在吐魯番附近徘徊。

本來我們應該讀高中的，但是預科讀完后趕上了文革，后來下到哈密伊吾軍馬場接受再教育。在那里，北京來的、烏市去的漢族知青很多，他們帶來了很多書籍。我又讀到了《紅樓夢》、《水滸傳》，哈代、狄更斯、海明威，我也是在那里認識的。

1977年高考恢復時，我在實驗中學當語文老師，當時就想考到內地的大學去，不然和我的學生一起上新疆大學，覺得挺沒面子。高考我是用民族語言考的，本來南開大學不能收，招生老師看我教語文，又是民族語言的文科狀元，雖然口語不好，但閱讀理解能力比較強、閱讀面比較廣，就破格錄取了。于是我成了南開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77級的學生。

那時候唐山大地震過去不太久，學校的主樓被削掉了一塊，很多窗戶也是破損的，我們住在新開湖邊上的一宿舍，條件非常差，可是上大學最大的收獲是認識了很多朋友，并且掌握了學習的方法。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新疆大學中文系，用維語教中國現當代文學，后來我第一次開設了《維吾爾當代文學》這門課。

我想，從我的經歷說，必須懂得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我認為，本民族的語言文化會長期存在，“民考漢”（從小到漢語學校念書）搞理科可以，但搞文科特別是搞本民族的語言文化研究就比較難，因為你只會本民族的生活語言，讀不了自己民族的文獻。

但也要精通漢語，畢竟不可能所有的書都翻譯成維文的，我自己初中時就已經體會到這一點了，漢語給我打開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窗戶，以前我只懂維語的時候，還以為看到的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作品就能代表世界文學呢?，F在國外一些人特別反對雙語教學，說中國在新疆搞“同化”，我只能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沒有誰逼著你我上漢語學?；蛘呔S語學校。問題是，你要發展，要現代化，不能都當農民，都賣羊肉串吧？你要是有條件，不但應該學好漢語，還應該學英語、學俄語呢！

這一次出現了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維族是勤勞、善良的，維吾爾文化的自我調節能力是很強的，以前在不同時期本民族內也出現過一些錯誤的思潮，但總是有本民族的知識分子站出來抵制這些東西，比如19世紀初非常封建愚昧，那時就有一些維族先驅站出來說話，提倡進步、科學和學習，提倡改掉自己民族劣根性。我相信，現在這樣的人也大有人在，問題是，他們要站出來說話，也應該多給他們提供發揮作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