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最高法庭：專訪《“四人幫”興亡》作者葉永烈
“我是在寫剛剛過去的一段歷史，關于這段歷史的檔案都是絕密的，如果把關于“四人幫”的3600卷檔案開放給我，那寫出來的可能更加驚人?！?/blockquote>責任編輯：袁蕾 實習生 朱怡 朱曉佳
陳伯達聽說葉永烈要采訪自己，原話是：“公安部要提審我，我作為犯人，只得回答他們的問題。葉永烈要采訪我，我可以不理他！”
1988年10月17日陳伯達刑滿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醫院為陳伯達舉行了刑滿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急性前列腺炎而住院。十天后，葉永烈從上海趕往北京，開始對陳伯達采訪。
陳伯達曾多年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之一。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布：判處被告人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陳伯達的刑期，實際上是從1970年10月18日，他被軟禁之日算起。在宣判時，陳伯達已服刑十多年。
人們往往以為陳伯達是在北京秦城監獄服刑。其實，判決后不久，陳伯達就獲準保外就醫，他的晚年是在北京東郊一套三室一廳的民宅中，與兒子、兒媳、孫子一起度過的，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在陳伯達晚年，葉永烈是多次獨家采訪陳伯達的人，能從上海得知陳伯達的情況，并且及時趕去采訪陳伯達，得益于葉永烈與公安部多年的聯系。葉永烈也很注意采訪技巧。由于他在采訪陳伯達之前，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所以陳伯達跟他一交談，就知道他是有備而來，是一個談話的對手，所以也就接受了他的采訪。
葉永烈最后一次訪問陳伯達是在他去世前一個星期。那天正是中秋節，有人送來月餅，他高興地吃了。那一天陳伯達送了葉永烈一幅字,“鳳兮鳳兮，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落款是“仲晦”。
“仲晦”是陳伯達的23個筆名之一。
1989年9月20日，八十五歲的陳伯達去世。
葉永烈是三十年來，國內惟一長期關注“四人幫”歷史的非虛構作家，他獨家采訪過而又逝去的“文革”人物還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徐景賢、“王洪文的死對頭”耿金章、尋訪過“江青二房東的保姆”秦桂貞、當年執行逮捕江青的張耀祠將軍等百余人，所有這些采訪都呈現在《“四人幫”興亡》一書中。
2009年1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四人幫“興亡》，葉永烈用了近20年采訪完成的這部著作，是迄今為止內地惟一正式出版的講述“四人幫”的紀實文學。
王力當然有權修改自己的話
南方周末：你說《“四人幫”興亡》有不可復制性，為什么不可復制？
葉永烈：寫《“四人幫”興亡》有兩部分來源。一部分當時是死的檔案，這個過一千年還是這樣。文獻，文獻，這個文是存在的，關鍵是這個“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口述歷史。不可復制性是指這個口述歷史不能再現，關鍵是那么多當事人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經過、歷史細節。我曾經說，寫歷史的作家是一個捕捉細節的職業，因為你的作品要充滿細節，這個細節對歷史學家，對中共黨史學家來說，也許并不在意，而我恰恰非常在意，這些歷史的細節就造就了它的不可復制性。
南方周末：哪些細節你認為是不可復制的？
葉永烈：比如陳伯達一生用過23個筆名，這23個筆名，過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話還可以再考證出來，可每個筆名的來歷、他為什么叫“伯達”，就只有他本人說得清楚。“伯達”這個筆名，他說是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看了一部電影，叫《斯巴達克斯》，講古羅馬奴隸起義的領袖。陳伯達說自己特別崇拜他，就從他的名字里取了兩個字作自己的筆名。這種細節是不可復制的，如果那天我不問，或者沒有誰去追問，事情也就過去了。
再比如，當年江青在上海有一個家，我找到了她當年的二房東，又找到了二房東的保姆秦桂貞，秦桂貞所談的細節在任何書上都沒有記錄。
幸虧我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做，像王力，我前后采訪他八年，他死的前些天我還去找過他。
南方周末：采訪的難度是歷史寫作的一種，還有一種難度就是你怎么保證受訪者的表達是真實、可信的？
葉永烈：陳伯達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就跟我說，年紀大的人容易護短，事隔多年，他有些年代記憶不準確了，他讓我以他當時發表的文章為主。采訪這些歷史老人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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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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