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德明家的悲劇

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臨這戶人家

長河村的一處豬舍上貼了兩張規勸自首的公告

涂德明和他的老婆，有時候他就這樣一直發呆，不知如何對待眼下的生活

小兒子涂遠高去世之后，涂德明一直睡不落神，一晚上要醒五六次。

在黑夜的幻覺中，有時候他突然覺得兒子沒有死，醒來才知是個夢。然后他又回憶起6月17日那天的場景，他反復想起那天的細節，他要探究兒子究竟是怎樣死的。

6月17日晚上8點左右，他正在準備睡覺，他的侄子涂茂海跑到他家，“遠高不好了，得了急病在縣醫院。”

小汽車已經開到了村口，涂德明預感到大事不好。那天下大暴雨，他到了酒店門口，擠進人群，掀開蓋在尸體上的一塊舊布，一眼認出是兒子，他頓時抱起尸體放聲痛哭。

雨下得太大，他也忘記了周圍有多少群眾圍觀。他拽開了酒店大門，將兒子的尸體抱進了酒店。一輛不知誰叫來的靈車已經開到了現場，但這家人沒有同意搬走尸體。他的二哥和大哥已經找到酒店老板、派出所長談判，提出查明死因并賠償的要求，但沒有談妥。

涂德明哭了一整晚，虛脫了便倒在尸體邊上睡。第二天，談判的仍然繼續談判。他又在尸體旁守候了一天一夜。18號晚上，一個官員與他的二哥、大哥談判，保證徹查此事。家屬答應第二天將尸體搬到殯儀館?？?9號上午沒有人來搬運尸體，下午，武警開始試圖搬運尸體，但圍觀群眾太多而未成功。

19號上午，涂德明就被強制送往醫院，他兩天沒有吃東西，已經多次昏厥過去。離開24小時后，再次見到兒子尸體是在殯儀館。而在尸體被搬到殯儀館之前，他的二哥、侄子和大兒子已經和當地政府簽署了一份“關于6·17事件與死者家屬有關事件的協議書”，協議包含一條免責條款：“經市6·17事件善后協調小組與死者家屬代表達成協議……死者家屬在‘6·17’整個事件過程中所發生的非組織、參與打砸燒的其他行為（如拉橫幅、買東西的行為），市政法機關免予處理……若死者家屬未參與永隆大酒店縱火，則不負擔責任……死者家屬在2009年6月25日5時前自行理喪火化尸體后，此協議生效。”

他們在殯儀館見到了法醫，他們答應，20天后會有法醫鑒定報告，兩天后，政府方面告訴他們，結果是自殺，警方至今卻沒有公布尸檢報告。兒子的身份證、錢包，涂德明也沒有見到。

6月25日，涂遠高的尸體火化后，涂德明請了道師，“給伢兒開個路，讓他在那邊過得好一些。”

3次喪子之痛

江漢平原的三伏天酷暑難耐，植物在這個季節發情似地瘋長，棉花、水稻、大豆，都在為秋季的到來積蓄力量。半夜里，蛙聲一片。涂德明睡不著的時候有時會起床在門口坐一會，聽一聽青蛙的叫聲。

長河村五組屬高基廟鎮，在石首市區的南邊，再往南十幾公里就是湖南省的華容縣。涂德明家在村里，父親是富農，身份不好，過去差不多是窮得墊底的戶，他父親死得早，母親改嫁，3兄弟相依為命，他是老小，借了錢娶媳婦，還了六七年債。

村里人說，涂德明的運氣太差了，一輩子都在努力，可老天一輩子都在與他作對。在他年過半百的人生中，手頭幾乎沒有寬裕過，一直虧著錢，年年還賬。他很硬氣，每一筆錢都還清，然后再開始下一次大筆的借錢。

涂德明的二哥在鎮上開了個飯店，涂德明總是向他借錢。沒有大事他不會去借錢的，總是借錢，二哥總是罵他，但還是得借給他，畢竟是同胞兄弟。

先是建房子借錢，后來看病借錢，再后來大兒子涂遠華結婚又要借錢。他家的一層平房花了6年時間才封頂。當然，這已經讓他很滿足了，因為過去他的臥房也是土磚茅草房，買不起大塊油布，到下雨天除了床上那一塊地方不漏雨外，其他地方都漏雨。屋內地勢比外邊高，他們就挖一條溝，將屋內的水引到屋外。大兒子前年結婚前，平房才翻新粉刷了一番，貼上了瓷磚。

如果小兒子沒有死，也該結婚了。平房已經沒有多余的空間，他們在樓頂建了個小閣樓，一間為雜物間，只有三四平米，另一間大概可以放兩張1.5米的床，但炎炎夏天根本無法住人。

為了補貼家用，光靠種田是不夠的。前些年，農民負擔沉重，湖北是全國的典型，緊挨石首的監利縣出了個李昌平，上書總理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至今，全國農村均取消了農業稅及各項負擔，可長河村的農民仍要交納一事一議費、籌資籌勞費等名目繁多的雜費，人均達一兩百元。

涂德明不識字，也無一技之長，只有靠苦力吃飯。他在工地幫過小工，那時的工錢一天才七八塊錢。他提著石灰桶在吊車旁，可開吊車的人沒看到他，直接啟動，他仰翻落地，從一兩米高的地方掉下來，摔在板上，當場就暈過去了。沒有被送醫院，送回了家，工友們第二天來看他，帶了老板給的200元營養費。這事就這樣過去了，他為此在家休息了一年，他不知道這叫工傷。

后來有一次，他在河邊抬花崗巖，巨大的一塊，結果卻砸傷了小腿，現在還留有傷疤。因為這次受傷，他不能干重活。完全不干也不行，兒子們都在外邊，家里重農活都靠他，就只能慢慢做，人家花一天時間，他花兩天，或者更多。

再有一次，在扎花廠扛大包，上大貨車的時候沒放穩，結果翻倒下來，讓他措手不及，結果左手腕粉碎性骨折，至今這只手腕關節也不能自如行動。

他走路時總是低著頭，頸椎明顯向下彎曲了。生活的磨礪讓他落得一身病，但他感覺不出來是什么病，自從第一次從工地摔下來后，他就覺得胸部有些“堵”，一直到現在。

兒子的骨灰安葬在村東頭，他沒有去過，他怕自己去看了傷心。這已經是他送走的第三個孩子。

他的第一個孩子只在世上走了8個月，因為一次腸道疾病治療不及時，死在醫院，他至今也不知道大兒子那時得了什么病，只知道醫生打了針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大兒子本來叫“涂志永”，他不識字，“永”字怎么寫，他說不清楚。

生第二個孩子的前幾天，他老婆還挺著大肚子在悶熱潮濕的棉花田里摘棉花，肚子一痛就扒在棉花袋上了，不痛了就繼續干活。那時候，還沒有改革開放，他們的口糧憑工分到生產小隊領取，工分是按勞動量計算，他們家兩個勞動力，糧食總是不夠吃，為了多領些糧食，只有挺著大肚子干活。結果，第二個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他沒想到第四個兒子竟然在24歲的青春年華走掉了。他覺得今年的運氣倒霉透了。去年臘月花了近千元買的兩只豬仔，養了四個月后發現有問題，上當了，以300元的價格賣出去了。這兩頭豬本來分別是為小兒子結婚和大兒子生孩子的喜宴準備的。

日子總是要過，喪事辦完后，大兒子回了重慶，他在那邊打工賺錢，兒媳婦的身孕已經有三四個月了，這是他們家未來的希望。涂德明的生活也慢慢地恢復到往日的平靜，每天騎車去二哥的飯店拉潲水，喂豬，種地……

災禍再來

萬萬沒有讓他想到的是政府竟然開始抓人，那是大兒子涂遠華回重慶打工后的幾天。他本來就不同意簽火化協議，這個帶有免責條款的協議果然是一張廢紙。

勸告現場打砸燒人員自首的通告貼滿了從高基廟鎮到長河村的大路小巷，公告的落款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3家單位，但沒有蓋公章。涂德明不識字，這些公告等于看不見。

起先抓的是村里去幫忙的鄰居。他的鄰居譚新強，40多歲了，第一次被抓去坐牢，老母親嚇得不行，跑到他家來訴苦說，有人舉報他的兒子放火，說要槍斃。涂德明嚇得目瞪口呆，不知說什好。農村的習俗是，誰家辦喪事，鄰里都自覺來幫忙?？烧l讓他家辦的是這樣一個喪事呢？

被抓的人家屬要交伙食費，大約每天100元左右，交了沒有發票，也沒有收據。坐牢在農村本來就是件很丟人的事，但只要罰款人能放出來，他們還是心甘情愿的。村里人說，借錢消災就是這個道理。

虧了自己不說，還連累了鄰居。涂德明覺得萬分對不起他們。有的人交錢放出來后，涂德明就帶上禮物，去他們家賠禮。鄰居們心里有怨氣，但還是安慰他們說，“這也不能怪你們。”

譚新強第一次被抓只關了兩天，就放出來了。第二次卻關了10天。村里人說，是因為他出來后亂說話，亂給記者講，還到處說在里面挨打的事。于是，現在，村民們躲記者像躲瘟神一樣，生怕因言語不慎而帶來災禍。

抓人是定了指標了，一張由鎮上傳達的紙條，寫了8個人的名字，最后一個人的名字是李光緒，有涂改，將“緒”字改成“富”字。因為有人說李光緒根本什么也沒做，于是就改了另外一個人。

7月9日，石首市公安局刑拘了涂遠高的堂哥涂茂海、堂姐涂曉玉，7月13日，涂遠高另3名親屬，舅媽周曉春、堂侄涂行軍、表兄周志偉被警方帶走，后兩人隨后被刑事拘留。

由石首市公安局開具的刑事拘留通知書稱，被拘者均“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涂德明沒有想到自己的大兒子也會被抓，他回到重慶沒幾天，當地警方將他從重慶押回。傍晚，涂德明得到了這個消息，這對他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雷。

次日凌晨4點，他怎么也睡不著，他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

趁著凌晨的朦朧的夜色出發是最好的選擇，他拿了一瓶農藥放在兜里，和老伴一起去市里，他們準備死在市政府。像他年輕的時候那樣，去市里從來都是步行。這個時候走，還可以躲避對他的監控，自從他兒子死后，一直有人監控他們，怕他們鬧事，只要他一離村西頭那條窄窄的路，就有人跟著他們。

前幾天，他踩著單車去二哥那兒取潲水，頭一暈，腳乏力，結果摔倒了。幸好跟著他們的鎮政府的人在身后，將他扶起，送到他二哥家里。他膝蓋出血了，他沒有感覺痛，他又想起了他的小兒子：我從自行車上摔下來都流血了，為什么兒子從樓上掉下來卻沒有一點血跡呢？

他步行了兩個小時，進了石首市區。他從未去過市政府，四處打聽市政府該往哪里走。這時，鎮政府的車到了。原來監控他的人員清早去他家里，發現人不在，問他兒媳婦，兒媳婦也說不清楚，于是他們就開著車出去找。

他們被押回了鎮政府，見了鎮里的書記。他哀求書記，“如果我的親屬有過激行為，由我一個人承擔，你們怎么處置我都行，槍斃我都可以。”書記告訴他，抓人也不只抓了你們家一個，抓了很多，“非得走這個程序”。

鎮里向市里匯報，市里派了一個態度很好的官員下來勸說，告訴他們抓人不等于判刑，查明了沒事就會放人。在鎮上開飯店的二哥也來了。差不多到中午的時候，他們一起在鎮上吃飯，下午就回家了。

回來后，他接到看守所的電話?？词厮娜俗屗o大兒子送伙食費和衣服。他稍有些高興，因為畢竟可以見到大兒子了。大兒子的衣服都在重慶，他就上街花了50多塊錢給大兒子買了兩套衣服，帶了300元錢伙食費交給了看守所。

他以為可以見到大兒子，可是不讓見。

鎮政府的車把他帶到了市里，見到了一個姚姓書記，他也不知道姚書記的“姚”怎么寫，只知道姚書記身邊的人都喊他姚書記。他與姚書記吵了兩個小時，雙方不歡而散。

后來，他又去過一次市里，見過姚書記，他們又吵了。

兒子還是見不到。

再過了幾天，他覺得吵也沒用了。村里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躲他躲得遠遠的。他擔心兒子在看守所伙食不好，又主動送去了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