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央企“地王”與新公私合營之路

民營企業得不到信貸與行政資源的雨露滋潤，只能通過“傍央企大款”暗度陳倉

地王頻頻被央企拿走，顯示在民營資本集聚的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趨勢。

6月26日下午，中國電子集團旗下的成都中澤置業以19.6億元的價格，競得了北京“奧運村鄉地塊”。6月30日，北京廣渠門15號地塊以40.6億元的成交價，被有央企背景的中化方興奪走。有超過100億元央企資金在今年夏天進入北京土地市場。

其他各地同樣如此，5月，綠地集團拿下“2009上海最貴地”，投資金額達12億元；在廣州，6月，廣州城建集團競拍下今年的廣州地王，溢價高達154%；重慶，6月下旬，鴻恩寺地塊經過80多輪競價后，被保利地產以38.1億元摘得；7月24日，保利地產以成都今年土地拍賣最高單價每畝1860萬元的天價，拿下領事館地塊，購地總價逾12億元。據不完全統計，5月以來短短兩個月中，北京、廣州等重點城市相繼刷新歷史紀錄的單價和總價“地王”已達到13塊，其中央企所涉土地款合計超過265億元。

央企當道，民資淪為陪太子讀書者，原因是央企“不差錢”。今年上半年大規模信貸擴張，央企奪得頭籌，民企只得到5%份額；央企上市房地產公司能夠將土地直接在資本市場獲得高額溢價。另一個市場方面的原因是房地產成交量上升，導致房地產企業庫存減少，而擁地較多的央企比民企更能抵御下行周期的沖擊。

資金、項目、土地等資源集聚到央企身上，處于困境中的民企不能不隨勢而動。在民營企業最發達的浙江，一些見勢而為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正在發動“新公私合營”。

今年5月，浙江省紹興市將市里面能夠聯系到的國有企業名單，下發到下面各縣市區的政府部門，以及各重點民營企業。上溯兩個月，紹興成功組織了在北京舉行的紹興民企與央企對接會。紹興市政府先后6次與國資委等相關部門聯系，對行業契合度緊密的央企，逐一登門拜訪，最終促成了“3月對接”。

新公私合營運動在倒逼中產生，如一些企業家所說，央企有資金、有項目，可以集團軍作戰，而民企有市場優勢、船小好調頭，類似于輕騎兵，如果將兩種優勢嫁接到一起，將是市場與資金的美妙結合。對于新公私合營運動的種種詞藻鋪陳，彰顯了民營企業在資源調動能力上的捉襟見肘，他們得不到信貸與行政資源的雨露滋潤，只能通過“傍央企大款”暗度陳倉。

馮侖領導的萬通在2004年4月就與天津泰達合作，馮侖毫不隱諱他的“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觀點。真正能支撐他觀點的是如下數據，在2008年的演講中，馮侖表示：“我們（萬通）從資本規模來講，去年（2007年）在135家A股房地產公司當中排名第16位，現金排名在第5位，環渤海地區是第1位，這個都跟傍大款的過程有關系。”

馮侖的榜樣是王石，萬科的大股東是央企中頗具實力的華潤集團。近日寧高寧率領的著名央企中糧集團入主蒙牛，也是老牛牛根生為摩根士丹利等外資所迫的結果，中糧救了蒙牛，延聘了蒙牛的團隊，打通了這家農業公司巨頭的乳業渠道。

新公私合營運動是形勢逼迫下的產物，民營企業急于做大做強，不得不借用大型國企的力量，而國有企業為了占據現有的市場，希望并購或者納入具有競爭力的民企。新公私合營運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引入國資成為大股東，另一類則是徹底被國資控股，戴上了紅帽子。前者如萬通，并未讓國資成為控股者，不過是借力打力；而后者則被收編入國企的集團軍中。歷史讓人唏噓，老一輩企業家張瑞敏、宗慶后等好不容易摘去的帽子，現在民企自己又乖乖戴上了。

新公私合營運動有兩種可能的路徑，如果民企資源環境繼續惡化，所謂新公私合營就是簡單的國進民退，國營企業生產方式的卷土重來；但還有一種可能，如果國企深化改革，那么與民企的合作將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的契機。

把中國的新公私合營與美國政府對企業的救助混為一談是不合適的，美國不存在國企獨掌大部分重要資源的土壤，政府資金的介入是金融危機的特殊產物，在經濟蕭條時短期出現。而我國則是制度性的資源分配決定了民企的傍大款行為，是經濟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