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在一種社會性的庸俗成功學（成功=金錢+權位）迷狂中，越來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機器，鉚足勁奔向家長與社會為他們構畫的、以高人一等為表征的成功夢境，由此喪失他們純真快樂的童年

起跑線上的殘酷竟爭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場。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開始度過自他上學以來最無憂無慮的一段生活：餐廳、咖啡館、KTV，幾乎每天都要去瀟灑一番；稍有得閑，就是端著那臺還算不錯的數碼相機漫無目的地掃街“咔嚓”，從相輝堂到圖書館再到主校門。適逢高考結束，校園里來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畢業生，還有家長，望著身穿學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輝和曾明輝們，他們的眼睛里毫無掩飾地顯露出欽慕。事實上，即便是擴招的主旋律早已奏響，加上政策對上海生源的優待不言而喻，他們中間仍然只有極少數人能得以進入這里，住在曾明輝們即將騰空的寢室里。曾明輝說，此，就足以證明“復旦”二字的全部意義。

今年上海共有7.38萬考生參加夏季高考，逾6萬人可以進入大學，錄取率超過80%。不過，對于上海人來講，只有考進復旦、交大、財大、上外等滬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證。對于上海以外除卻北大、清華的高校，多數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上海，幾名家長和工作人員正在為一個即將上臺參加京劇演唱比賽的小女孩整理戲裝　圖/周馨

上海，一名小孩正在看科普展　圖/紀粵鳴

上海，一名小學生正在選購輔導書　圖/紀粵鳴

上海地區高校的一次畢業生供需洽談會上，幾萬名學生冒雨排隊進場　圖/周馨

曾幾何時，路人皆指上海學生“高考易”，周邊的江蘇、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過各種途徑將其子女戶口落入上海，以期輕松升學。這些處心積慮的家長認為，相比在別處流行的移民“老少邊窮”地區，選擇上海，無疑是一勞永逸。在江浙坊間，流傳著“二本的分，復旦的命”這樣的民諺，專門來形容那些通過“轉戶”方式得以進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語之間，充斥著艷羨、嫉妒和諷刺。上海，由此成為恢復高考以來，無數外省考生的“眾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無論是曾明輝、他的同齡人，還是“1990后”甚至“2000后”，對此都絕不茍同。他們認為，上海這座強大的場，注定了絕大多數人從早教開始就要接受殘酷和壓抑；否則，“黃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雖然，讓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題海”、“題庫”在上海灘不甚明顯，但英語、奧數、鋼琴、歌唱等培訓壓在學生頭上，照樣氣喘吁吁。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現在的孩子所上的課外班名目愈發繁多：網球、高爾夫、社交禮儀、第二外語、演講口才乃至領導藝術。到小學畢業年齡能成功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譚。從年輕媽媽汪靜不無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窺見，上海孩子的壓力以另外的形式與外省殊途同歸：“當縣城的學生沒日沒夜地攤開白花花的試卷，上海孩子也趕場式地游弋在外教、鋼琴師和網球教練間，不得閑。”

在拜訪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高級教師黃永堯的時候，先生用一種幽默而又直觀的方式呈現了其多年來的經驗成果。他草繪了一幅模擬股市起落的K線圖來描述20年來上海學生負擔的升降，畫好之后隨即笑言：圖的走向說明，這永遠不可能表征股市。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情只漲不跌，而且漲勢洶涌，不可阻擋。

與這個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稱，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過早地被父輩寄予弄潮上海灘的希望。他們與上海本土孩子從幼年就開始的競爭，某種程度上，提前了父輩們至少20年。正是這種博弈，讓當年還是單向度、相對小范圍競爭的曾明輝們，感到慶幸。

本文要講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和1998年出生的嚴行、趙禎涵的故事。

曾明輝

曾明輝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著時尚，說起普通話來仍舊夾雜著“個么”、“好不啦”之類的本幫俚語。談起他學生時代的“奮斗”軌跡，曾明輝不假思索、一氣呵成，激動起來的時候，猶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夾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車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滾地龍”，就是沒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來么，父母單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樓，你曉得的伐，我們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還算努力吧，在房價上漲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進去了，那個時候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