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光把小說寫好有什么用

當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樣時，就是我不用寫作，可以放心去過活的時候了

朱天心家有3個人是好作家：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來臺的軍人，出色的小說家；姐姐朱天文是華文寫作界的翹楚之一、侯孝賢的“御用編劇”；她自己高中畢業即進入文壇。當年有一本《拒絕聯考的小子》暢銷，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寫一本《接受聯考的小妞》。商業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絕，但她卻寫出了一部《擊壤歌》，在臺灣一躍成為薩岡（法國少年成名的女小說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師胡蘭成在《擊壤歌》代序中稱贊：“自李白以來千有余年，卻有一位朱天心寫的《擊壤歌》。”

不僅如此，她母親劉慕沙是日本文學的翻譯家，她先生唐諾亦是博學多才的作家、評論家。這樣的文學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見，難怪連見多識廣的阿城也要贊嘆。

1980年代末，朱天心開始關注政治，筆調也變得老辣蒼涼?！断胛揖齑宓男值軅儭肥撬霓D型之作。阿城說，讀罷有一種憂郁。如同年輕時打鐵，鐵在炭中由深紅到白中發青，青即是熱烈到極端時反現憂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繼續營造她的“老靈魂世界”，一路穿行在臺北都市空間，閱人述事，如同?？露x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獲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所設的文學獎，但基本沒有改變過她的生活。雖然處女作即在臺灣行銷幾十萬冊，但她說：“書賣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頭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壓到最低，才有自由。”

后來的三姐妹

三姐妹小時候

朱天心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阿城的鐵桿粉絲

人物周刊：你寫作的初衷和動力是什么？

朱天心：對于“為什么要寫作”每個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支持我寫作的動力跟魯迅的若干場景很像。他說一群人在鐵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沒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讓他們睡著死去，沒有知覺，也不受痛苦，還是讓他們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這是一個選擇，而“吶喊”是其中一些人的決定。去評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責任，先喊出來才是我的原則。至于別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慮和在意的。魯迅也說：“不管他的聲音是可憎的，或是討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經無暇顧及了。”倒過來說，當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樣時，就是我不用寫作，可以放心去過活的時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談《巫言》時說寫東西不想結尾，如果結尾，就等于這個作品死了。你有類似的感受嗎？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點知道故事結果的作者。以游泳來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對岸的風景，總是要憋著一口氣游到對岸。所以我寫的都是中、短篇，寫長篇就好像有隨時溺斃的可能。有時候，一個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間可供人暫時停歇的石頭，停歇之后我才能繼續游。以我的急性子，寫兩三萬字就足夠了，一萬字是不用借助石頭正好能一口氣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陸作家中你最欣賞阿城吧？能談談和他的交往嗎？

朱天心：第一次讀阿城是在1986年。當時我剛生完小孩，一邊坐月子一邊讀，那是很古怪的經驗。三更半夜一個人在空蕩蕩的現代化集奶室，一邊集奶一邊看，真是百感交集，覺得世上有這樣一本東西，我從此不用再寫作，就好好當媽媽吧。那種感覺非常幸福：你面前站著個終其一生都追趕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當他的讀者，放心去做另外一個自己吧。

第一次見阿城是有一年他來臺灣開會，侯孝賢導演就在我家不遠處幫他找了住的地方。當時，我把我所有的書都備好，還寫了封短信，內容其實是偷抄了張愛玲寫給胡蘭成的信，說：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覺得山好像會發光一樣。后來有一年阿城來臺灣，剛好農歷春節，那幾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諾一起打地鋪。身為阿城的鐵桿粉絲，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人物周刊：最近，張愛玲的《小團圓》出版了。你們看了嗎？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過的，我覺得天文比我傷心。張愛玲是50多歲寫這本書的。天文覺得，到了50多歲，擺脫了當時心境，應該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當時的愛情。如果心存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這樣的結果。我看的時候覺得張愛玲把前半輩子在讀者心里頭建的“七寶玲瓏塔”瞬間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為什么要這樣，像人肉炸彈，不僅把胡蘭成炸得稀爛，自己也是如此。過了一段時間，可能是看天文太傷心，我就努力尋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覺得張愛玲對文學創作的認知還是很現代主義式的，對人性是懷疑的、拆解的、顛覆的。即便對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這種態度去面對，并沒有因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戰士壯烈成仁。天文聽了我的話覺得蠻寬慰的。

胡蘭成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你和朱天文算是胡蘭成晚年的弟子，第一次見他印象怎么樣？

朱天心：剛見面時有點失望，覺得怎么是個老頭子，但很快你會忘記他的年齡。他有個很厲害的特質，就是常常不記得自己的年紀。他周圍有老老少少各種年齡層的女人，而他就像賈寶玉，大觀園里面每個女人都喜歡他，他也對每個人全心全意。后來看過各式各樣的男生后，我覺得他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當時胡蘭成給你們上課是嗎？

朱天心：對，當時他在文化大學教書，他的課太受歡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漢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衛政府的人，鼓動學生把他趕出學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義，誰敢保護“漢奸”？當時我家隔壁剛好空出來，父親就趕緊把他接來住。那個時期，光是聽他在飯桌上給我們講，我們平時讀慣的詩，在他口中就會變得很不一樣。當時他講《禪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講給更多人聽，很多人禮拜六會過來聽他講。他比較系統地講述了《易經》和禪宗，有時聽不懂也會在那里打瞌睡。

但對于胡老師，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內心一直有悲憤，總想有一天能幫胡老師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譽，我沒有。如果他的書被大家讀到了，他還希望有人幫他辯護，或者如果沒人幫他辯護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們去幫他了。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對胡老師的作品太有信心還是太沒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蘭成有一個提法叫“無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訪時也說，如果沒有當年的大志，或許今天只是個閨閣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輕率地想，作家就是終其一生把小說寫好，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會想，光把小說寫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視野更開闊才可能寫出好東西。在一個好的時代，你就算畫一個扇面也是偉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時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難。其實在一個領域做好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不過我仍然覺得不能只做好一樣東西，否則知識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較小的。起碼我所關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學。胡蘭成也說，寫《國風》要兼《雅》、《頌》。

人物周刊：胡蘭成是作家同時也通政治，晚年為什么會對還是小孩的你們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為什么一位老人會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和天文現在也保持和年輕學生的交流，也會收到一些作品，但我們有時會沒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們很奇怪當年胡老師對我們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們的什么特質？我們也沒寶貴到一眼就能被看出來。沒當面問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來只是對文學有興趣，后來覺得士的傳統是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F在想起來當時還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過自己能力的事。好比臺灣也有清華大學，我們跟清華大學學生談量子論，挺嚇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談過往?；貞涍^往，你會發現你說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盡管你感覺上相信的話。

人物周刊：現在對人生會不會有某些焦慮？

朱天心：以前完全沒有，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去想一些生死的大問題。但這兩三年因為氣喘病身體不太好，生活步調被打亂了，有很多變得不可測了。以前我以為每天能有一大段時間在咖啡館里頭寫作，這樣過一輩子。很快發現不行了，因為我吃的藥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會想躺下去睡覺，或者去的咖啡館恰好是剛剛裝潢過的，當場就會氣喘發作。今年就有好幾次很緊急地被送去急診，好在我家附近有一個很大的醫院?？墒羌幢氵@樣，我也還沒有想過特別終極的問題，可能有時會避免讓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講的“你不要去接受那個暗示”，當你接受了那個暗示你就會一直往那邊走。

人物周刊：在臺灣典型的一天是怎么過的？

朱天心：如果沒有任何意外打斷，早上我會跟唐諾到同一個咖啡館，因為它生意不太好，沒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會不安心。它有分吸煙區和非吸煙區，就比較安全。我們會呆到下午2點，再呆下去就是裝的了，看書沒問題，要寫作就會精神不足?；氐郊抑缶妥鲆恍┳约旱氖虑?，看看書，逗逗貓，過得很平凡，但還覺得每天過得喘不過氣來似的。

政黨好壞是一時的，公民社會是長久的

人物周刊：在臺灣你是特別關注政治和現實的作家，這種關注什么時候開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師講的“士”在他所處的時代要有一種責任，對知識分子來說，這個傳統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現實政治，它也會來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脫、拒絕，你也要知道你逃脫的、拒絕的是什么。我覺得那種完全不接觸現實政治的態度并不能對抗它或拒絕它，那只會使人變得無知，連判斷一個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沒有，容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關心和參與了什么議題？

朱天心：其實我也很心虛，因為我去做的時候別人都做好了。惟一一個從頭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參加的“流浪動物保護”，這個我們就比較有感觸，現在也還是每天打電話去。平時我還可以幫忙，但今年暑假天文會很辛苦。因為現在是貓的發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緊時間捉流浪貓，帶去做結扎。其實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遠遠的，使自己的出現不至于打擾它們，你停得越久它們就越信任你。你還要懂得操作誘捕籠，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為貓的嗅覺很靈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則要一腿的“紅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們的行為吧？覺得保護流浪動物是很“中產”的。

朱天心：我覺得流浪動物保護對于社會其實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說，在小學里，過了一個暑假，貓媽媽生了一窩小貓，那就可以想象出一個很生動的場景。老師說：“有一窩貓，怎么辦？”校長說：“沒關系，我來捉一捉。”他就把小貓給丟掉了。小孩就會得到一種生活教育——只要是對社會沒貢獻的，沒有價值的，就可以被拋棄。如果他們受到這樣的教育，將來很可能變成一層層地向所有弱勢群體下手。一想起來就會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覺得現在臺灣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問題是一代人的價值觀變得虛無。正直變得很可笑，誠實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誠實也是笨。大家都不談價值，也不愿相信。他們覺得那些仍然抱著價值不放棄的人很愚蠢，就像拖著條鐵鏈走路，走得很笨拙。他們會想：為什么不把鐵鏈丟掉，走得輕盈一點？

人物周刊：但你還愿意拖著鐵鏈走路，這不就等于在和整個時代風氣“較勁”嗎？

朱天心：在10年前我會很愿意用“較勁”這個詞，現在可能是人生閱歷豐富了，也活到了一個年紀，看著身邊和自己一起戰斗的人節節敗退，找到了各式各樣的理由過自己的生活，在這種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接受現狀。雖然不是妥協，但沒辦法再用那種激烈的姿態了。10年前我一定用“較勁”這個詞，但現在我從對抗狀態轉向為公民社會努力的狀態，算是一種改變。尤其針對臺灣現在的情形，我還是覺得，不管那個政黨是好是壞，都只是一時的，公民社會才是永遠長久的。我覺得臺灣該往這個方向努力，厚實我們的公民社會來對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說寫作的意義就是“吶喊”，有沒有擔心過“吶喊”的可能是偏見？

朱天心：當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關系？就像我們看到一條路上人潮洶涌，有人在兩邊透口風，有人在旁邊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這都是美好的風景，你擔心什么呢？一樣的人已經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見已經這么強有力了，有一個吹口哨的小小聲音，社會應該包容它甚至欣賞它。就像薩義德說的，必須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始終處在“邊緣”位置，和“主流”保持距離，也保持批判的態度。

（實習記者李敏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