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韓少功：“次優主義”生活

　　再次接受農村生活的“再教育”，是韓少功的自愿選擇。因為“知識正在以脫離具象、脫離實踐的方式大規模傳播”，這使他感到焦慮

　
　　在我和一些朋友的眼里，每年有6個月時間生活在鄉下的韓少功，好像一個“探子”。他的生活，寄托著我們對鄉村生活再發現的期待。
　　韓少功2002年出版長篇隨筆集《暗示》，對當代文明提出了“知識危機”的批評，他認為“知識正在以脫離具象、脫離實踐的方式大規模傳播”。在2006年的第二部長篇隨筆集《山南水北》中，他拋開理性思辨，對自己的鄉村生活進行了具體直接的描述。
　　以《山南水北》這部新作為由頭，我對韓少功作了一次訪談。
　　　

挑糞；“后現代”的農民
　　芳菲：世事大多在因果之中。你連續下鄉已經7年了，你這么做的“因”是什么？
　　韓少功：我喜歡在野地走一走，在地里干點活，和農民說說話。這樣的生活特別愜意，特別充實。也許這是知青經歷留下的心理痕跡在起作用，當然也不一定。說到知青下鄉，我當時并沒有太多委屈感，因為幾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知青只是過了一小段。有些知青文學的作者自比落難貴族，大哭小嚎，我不以為然，雖然我也反感那個時代的政治恐怖和荒唐宣傳，不贊成強制的上山下鄉。

　　芳菲：你現在鄉下的日常生活包括些什么內容？我看到書里提到你還挑糞？
　　韓少功：勞動。出一身汗，有益身心?；手荒鼙蛔魑镂?0％左右，其余的都沉淀下來破壞土質。所以我從來不用化肥，只用農家肥，所以就得挑糞。如果地里沒活兒，我就會讀書、寫作、上網、游泳、和農民聊天。有些農民嘴比較笨，但有些農民很會說話，一張嘴就是脫口秀，而且有特別的思維方式，我會聽得哈哈大笑。

　　芳菲：看你的一些記述我也大笑過。比如講到村里幾個黨員自發來到你家，感謝你為村里做的好事，還商量將來把你埋在哪里。一邊笑一邊感動。
　　韓少功：農民讀書少，他們說話很少用抽象概念，多用形象性的細節，可以說有一種“形象依賴癥”。他們說一個人好或者不好，不會像人事部門那樣寫鑒定，只會說兩三個細節。這種方式被文學家聽了，會覺得它很文學化；要是被哲學家聽了，會覺得它很“后現代”。
　　
　　

文化后面的人與靈魂
　　芳菲：不過，在我們一般城市人的潛意識中，對鄉村的理解大致有幾個“局”在妨礙著。首先就是1980年代尋根文學造成的“局”。前段時間我看到阿城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說，“尋根”這個詞當年是你提出來的，但是你尋著尋著又把這個根給否定了。你認為呢？
　　韓少功：“尋根”當時不是一個聲音，有多種角度。因為《爸爸爸》等作品，我被理解成一個批判者，但批判之外的同情或贊賞，可能就無法抵達讀者那里。也許任何時代都有一個讀解定勢，作者并沒有太多自我解釋的自由。阿城說的那些話，我不知道。他說的根，似乎限指傳統文化，特別是指比較貴族形態的那一部分，包括被貴族賞玩的一部分民間形態。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里就有個問題：我們要珍惜貴族文化的遺產，但是不是要接受貴族的社會態度？在我看來，那種等級制，那種人上人的優越，是貴族文化中糟糕的部分。因此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人與靈魂。靈魂是平等的，不分什么貴賤，不分什么中外。

　　芳菲：所謂文化后面的人與靈魂，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韓少功：印度人過很多節日都不吃飯，這種習俗不是沒有來由的。你可以想象他們為什么不吃，想象他們過去的命運、處境以及人際關系。你可能會在想象中感動，這就是看到文化后面的生態、生活以及靈魂。又比如你看到宮廷和城堡，你可以欣賞那些器物的精美，想象自己如何當少爺老爺，但你也可能在欣賞之余不大高興得起來，因為你知道精美后面有很多男女奴隸的悲苦命運。
　　
　　

面對向下沉淪的鄉村
　　芳菲：魯迅的《故鄉》可能代表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對鄉村的基本情感框架：批判而又眷戀。這種情感似乎有其普遍性，這是第二個“局”。用梁漱溟先生的話來講，就是：晏陽初對中國鄉村“貧弱愚私”這個看法“不高明”、“缺乏哲學頭腦”。他認為不是貧的問題，而是“貧而越來越貧”的問題，中國農村社會是“向下沉淪”的問題。一定要把下坡路扭轉為走上坡路。他這個觀察你覺得還到家吧？
　　韓少功：梁漱溟這一說法很有眼光?，F代化就是工業化和都市化，是生產要素向核心地區不斷集中。這一過程可以讓一部分鄉村搭便車，比如讓郊區農民受益。但大部分鄉村在一般情況下只可能更邊緣化和依附化，所謂“走下坡路”。這是一個繁榮伴隨著衰敗的過程，曾體現為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等等，即計劃經濟時代的榨??；也表現為農民工廉價出賣勞力等等，即市場時代的榨取。農村青年靠父母出錢讀了高中，讀了大學，但讀完就被城市吸收了。這只是鄉村的失血現象之一。眼下工業反哺農業，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后適度還血。更重要的止血之策，是反思現代化的基本理念和體制，但這樣做可能要求過高，現在也言之太早。

　　芳菲：在這種運勢中你去農村，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角色呢？拯救者，還是逍遙者？
　　韓少功：我總感覺到自己無能，看很多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也是做形象工程多，實效可疑。但不管怎么樣，短斤少兩地做，拖泥帶水地做，多少會有一些作用。就算失敗了也可以積累經驗。比如我寫下這本《山南水北》，也許可讓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點想當然。

　　芳菲：如果說農村整個處于一個沉淪、一個沒落的文明軌跡中，我覺得就給認識其中的人及其靈魂帶來不小難度。
　　韓少功：不，文學不是富貴病和商業利潤，不是只在富裕人群里產生。國家不幸詩人幸，這是一句老話，至少有一大半道理。東歐、拉美都曾經是沉淪狀態，但都有過文學的豐收。也許生存壓力越大，人性才展示得越裸露和越深刻。連集中營里都有寶貴的文學資源，為什么一個相對貧困些的農村就可以被寫作者輕率地刪除掉？再說，文明的進步史觀也是可以討論的。
　　
　　

領受大自然的教育
　　芳菲：你認識了些什么呢？這些認識能給你帶來安寧嗎？——這也涉及到我想說的第三個“局”，陶淵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的文人式田園理想。你怎么認識陶淵明？他的理想你認為有什么積極性和消極性？
　　韓少功：陶淵明為官場不容，無奈之下到農村，但這種挫折也許成就了陶淵明。梁漱溟不是這樣的，他更有擔當，他主動面對并關切多數人的命運。單就這一點而言，我覺得梁漱溟更為可貴。

　　芳菲：可能我沒表達清楚。我不是想談對陶淵明個人怎么看，而是我覺得，談論陶淵明已逐漸成了一種對安逸生活方式的向往。在當代語境中，欣賞陶淵明是不是不太可能？是不是很做作？是不是太奢侈？是不是太貴族？
　　韓少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耕讀生活在眼下當然沒有普遍意義，因此當一個現代陶淵明代價很昂貴，起碼你不能是個上班族；考慮到農村醫療條件差，你還得身體健康。所以現代的仿陶淵明們大多出現在旅游度假村里，周圍布景是古代，人生劇情卻是現代。這是復制某種文明總會出現的“撲空”，就像人們模仿牛仔，模仿果農，模仿紅軍長征，只是偶然客串，不是真實的日常生活方式。這是文明體系轉換的結果，也是城鄉資源配置懸殊的強制結果。但文明的演變方式通常不是切換，而是重組。構成“陶淵明”這一符號中的某些精神元素，比如熱愛自然和獨立超脫等等，不會隨著農耕文明的結束而結束。很多歐美人一窩蜂往城里搬，又一窩蜂往城外搬，不也是洋版本的“歸去來”？我見到一些農村的退休老人，并不愿意隨子女進城，倒愿在鄉下做做農活，養養雞鴨，外加吟詩作對。你很難說他們身上沒有陶淵明的影子。
　　
　　

理性不是萬能的
　　芳菲：《山南水北》的宣傳冊頁上寫著一句話———“他把認識自我的問題執著地推廣為認識中國的問題”，我覺得倒過來寫可能更合適：“他把認識中國的問題內化為認識自我的問題”。
　　韓少功：我沒有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野心，也從不認為文學有改造世界的魔力。我們有兩千多年優秀的文學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20世紀的戰亡人數不是比前 19個世紀的總和還多？腐敗與犯罪難道不是層出不窮？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可以不必關切社會，不意味著文學是一場自戀的游戲。這里有一個悖論：文學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關切世界的文學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文學為天地立心，但這顆心不是成天照鏡子照出來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那樣的人，他們的孤絕也不是來自娘胎，而是在社會中磨礪的結果。

　　芳菲：我也認為，領受過“大自然教育”的人的心懷更加寬廣。
　　韓少功：“大自然教育”，這個說法好。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按照整體主義哲學的看法，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個器官或一個細胞。把人從自然界連根拔起的生活方式，就像把一個胃從人體中割出來特別供養，當然很危險也很愚蠢。人們關切陽光、空氣、水、土地等等，不過是相當于一個胃在關切人體的腦袋、心臟、手足等等。這談不上什么博愛，差不多也是自利，是有包容和可持續的自利。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最高綱領的自利就是最低綱領的博愛。

　　芳菲：“大自然教育”，似乎不是理性所能夠徹底取代的。
　　韓少功：我曾經以為理性、邏輯、科學足以解決一切人生疑難。其實不是這樣。比如很多事情是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完全把握的。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命運”的東西。比如不論我們如何知書達理，但也常常有行動的猶疑，因為在復雜的因果網絡里，善行可能帶來惡果，惡行也可能帶來善果。在這種情況下，理性主義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滑入虛無主義，似乎人什么也不能做，怎么做都沒有意義。那么一個人靠什么來選擇自己的行為呢？這不一定需要回歸神學。從歷史上看，把價值判斷交給上帝之后，人類一直打打殺殺，欺騙和貪欲也沒減去多少。這樣，我更愿意接受一種沒有上帝的上帝，把我的“神”看作一種人類的價值共約，來自人類的普遍生存經驗。所謂人心，所謂良知，所謂神，是它的各種別號。測謊儀也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你看看，不管是什么人，一旦說假話，就難免在儀器里顯示出生理異象。為什么？因為有一種人類共同經驗，通過從心理到生理的積淀，在他們的血管、肌肉、臟器里申張著價值標準。這樣一種隱形和無處不在之物，我們叫它什么好呢？如果叫得通俗一點，叫“神”恐怕也是可以的。人只有把人類大局和終極價值想明白了，才會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一個人從容自若，無非是他知道有很多事不必去忙。區別只在于，有些人要靠神學和教規的外力，靠孔子所說的“亂力怪神”，來做到這一點；而另有些人則靠自省和格物致知，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芳菲：你《山南水北》之前的一部作品是《暗示》，我對《暗示》的感受是你掃清了很多認識上的迷障，回歸對具體實踐的尊重，可能帶來“一次健康的精神運動的肇始”。果然之后你就下鄉了。我則還在偶爾想起這個問題，想所謂開始之后，又走向哪里呢？最近看到你們海南的萌萌，在她生前編的最后一本書《“歷史之爭”背后的“諸神之爭”》的編者序中，有一個表達是“這支尾隨的軍隊開始有了停下來的跡象”。也讓我想，停下來以后又怎么樣呢？
　　韓少功：所謂“尾隨”，可能是指我們一個多世紀來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追趕狀態。我們幾十年的崇俄再接上了幾十年的崇美，幾十年的造神再接上幾十年的縱欲。這個過程也許難以避免。但真正的學習和追趕應該是創造，不是“尾隨”。人類現在十分迷茫，無論在東方西方都是難題成堆。也許我們確實需要一個開始。這個開始是恢復創造力，投入思想和制度的創新，催生新時代的孔子和耶穌，達爾文和馬克思。這樣說并不是主張高調樂觀。但我們不能通向天堂，通向各種不完美社會中一種不那么壞的社會，還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們無法當圣人，實現各種不偉大人生中一種不那么壞的人生，還是可能的。這種低調進取的“次優主義”，也許比較務實和可靠。
　　(經訪問者同意，編輯有刪節)
　　

　　有些農民的說話方式，“要是被哲學家聽了，會覺得它很‘后現代’”　方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