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倒影】像土豆一樣的信仰

安格斯是南非一個著名的農場主。當年他和妻子從贊比亞遷來南非。這國家一年發生1200起黑人攻擊農場主的騷亂，有600個白人被殺。在鎮上，農夫們腰間別槍，對祖魯人又藐視又懼怕。安格斯的妻子望著丈夫剛買下的荒野說，叫沙龍（shalom）農場吧，希伯來文，意思是平安。

近年來，南非電影開始引人注目。他們的故事里，信仰與救贖總是突出的主題。這片子據安格斯的真實見證改編。“見證”是一個很基督教的詞匯。從《舊約》始，“兩三個人的見證”，構成了歐美國家一個基本的司法原則。英美法上，叫做“直接原則”或“言辭原則”，人要面對面，話要一句一句說。真相不在邏輯里，而在音容笑貌、抑揚頓挫里。在信仰的意義上問“什么是真理”，和在司法的意義上問“什么是事實”一樣，關鍵都在“見證”上。

有人爭侯耀華的遺產，郭德綱說，“我寫一份證詞，出不出庭都一樣。”這話背后，正好是個相反的原則。不出庭的證人就不是證人，不當面說的話就不算話。所以英美的法庭，和他們的議會一樣拖拉，一份起訴書要念一天。中國的司法傳統是“肉身成道”，所以書面證據永遠是“證據之王”。英美的司法傳統是“道成肉身”，無論科技多昌明，他們的“證據之王”永遠是出庭證人。

這不是制度差別，而是認識論迥異。在我看來，司法敗壞的源頭，不在制度，而在這里。我們就是無法建立以“見證”為中心的司法實踐。我們怎么敢把司法的公平，建立在“見證”的根據上呢？你嘴里有見證，我心里無保證，宣誓有個屁用。人寫的東西，多少比人本身還可靠一些?；旧?，這就是中國人對司法的信仰根基。

警察不作證、證人不出庭、律師只看卷。離開了見證的書證等于刻舟求劍。結果很大程度上，司法實踐變成了文字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幾十年來我們從來就只有過模擬法庭。我們最大的困境，還不是司法腐敗，是無法找到一種方法論，替代刻舟求劍的司法模式。

有兩種認識論，一種是神秘主義的，以主觀體驗來獲得和驗證知識。“天人合一”就是這個路線。一種是理性主義的，通過把世界客體化來獲得知識。前一種膜拜一個莫名其妙的世界，一泡尿、一朵花，都成了上帝。后一種是膜拜人的理性。因為世界被物化之后，人就是惟一的觀察者和審判者，人就成了上帝。而在基督教中，知識在本質上是位格之間的關系。換言之，知識是一個溫暖的，與親密感、真實的行動、見證有關的概念。這種以見證和關系為中心的知識論中，才有“知行合一”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人對上帝的認識，就是人與上帝的友誼。

若非如此就無法理解安格斯的故事。他和妻兒一起勞動，用紅泥涂墻。那時天天天藍，叫我不想你也難。轉眼，困窘的生活就讓安格斯歇斯底里了。他不情愿地跟妻子去教堂，聽到一個農夫信主的見證，想起小時家里的信仰傳統，如遭雷擊，拉著全家走到臺前，決志信主。

之后，安格斯經歷了許多奇跡。朋友說，實在看不下去，哪有這么神神叨叨的。我說很抱歉，我也沒有遇過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但安格斯的故事是真的，你不能在事實層面不信，你要開動腦筋，在世界觀的層面對這些事作出另外的論證。

轉眼到1997年，南非遭遇罕見的干旱，“圣嬰”現象肆虐，農夫紛紛破產。安格斯已是兼職的傳道人。他翻到一句經文，“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決心租下當地最大的體育場，呼吁農場主們，一起來為這個國家的種族矛盾認罪、禱告，祈求上帝的赦免與祝福。禱告會很成功，數萬人涌進了體育場。安格斯說，《傳道書》中，“看風的必不撒種，望云的必不收割”，是指責那些只觀氣象、卻不相信上帝有護理之恩慈的人。于是他宣布，今年要種土豆。

土豆需要大量的水，牧師也勸他，說信心和愚昧在一線之間。但安格斯不是失去理性，他只是不依賴理性的判斷。他的理性選擇了放棄判斷而信靠上帝的應許，就像有人打心眼里相信“邪不勝正”一樣。他將150畝地都種上了土豆。南非全國的農場主，都在觀望這一場見證。電影中挖出土豆的那一幕，實在像安徒生童話。不過安格斯的確在那一年，收獲了南非僅有的一批土豆。

這批土豆讓他暴得大名。他買了一輛20噸重的奔馳超長型四驅貨車，可以放下一面做講臺，裝有音響以及燈光。他開著這車，全國巡回見證、布道。他在農場設立孤兒學校，收養了幾百個祖魯人的孩子。每年，他還在農場舉行一個叫“Mighty Men”的特會，意思是有信仰的男人，才是有力量的男人。這電影獲的獎也很特別，叫做“亞當獎”。多少因為這部電影，特會一年比一年人多。2009年4月，20萬男人來到平安農場參加安格斯主持的弟兄會，學習做一個真男人。

是神跡，是偶然；或信則靈，不信則不靈；是慈愛上帝的護理，還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古人的智慧說，“謙受益，滿招損。”奇妙的事，每天都有。我活在哪一種解釋里，就活在哪一種人生里。我要么在信心中解釋，要么在理性中解釋。要么在關系中解釋，要么在孤獨中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