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 曾經“消亡”的資本

毛澤東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廠視察。他對時年40歲的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F在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老板換了?!彪S后他問:“公私合營后生產怎么樣?”榮回答說:“比以前要好?!?/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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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說,這個資本復興的時代,卻肇始于資本消亡的歲月。這是資本成長的回環,也是國家成長的歷程。

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就在這一天,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提審了最后一個被告——當時國內最大私營企業主榮德生的四兒子榮毅仁,起訴理由是“軍粉霉爛案”。

榮案是一個“烏龍案件”,從1946年11月起,榮家為糧食部代購代儲軍糧,并負責運輸到北方戰場,輾轉中各經手官員上下其手,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爛的面粉。1949年4月,國民政府監察院起訴榮毅仁。

彼時,因為蔣介石采取的“統制經濟”政策,國有資本大肆攫取財富,而民營資本已經奄奄一息。同樣連基本的流通資金都已無法籌集的榮家,百口莫辯,只好等待法庭審判。而解放軍進城,才使榮案不了了之。

但或許當時的榮毅仁也沒有想到,在這之后的幾十年里,政府對民營資本的幾次微妙而劇烈的態度轉變,他依然會處于漩渦的核心。

“回國的資本家跑回香港去了”

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

正是基于這樣的政治判斷,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民族資本的接收采取了相對溫和的辦法。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回憶,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澤東專門同他進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談話,他囑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后再慢慢來。

不過在國民經濟的產業安排及政策制定上,民營資本似乎還是被日漸的邊緣化了。

以所有制區分的方式來治理產業經濟,這種獨特的模式從一開始就被確定了下來。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中,就對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建制進行了規劃,其中要求,在中財委內分別設立中央計劃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這些機構的職責便是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給予不同的政策管制,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政策安排。

而1950年初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充分體現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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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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