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慰傷痛的香港社會運動
某種極具象征又稍顯夸張的說法是，香港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中環，建筑群流光溢彩，精英階層高度密集，彰顯重商主義的核心價值；第二世界是旺角，市井氛圍濃烈，小資與中產和諧，體現吃苦耐勞又安分守己的獅子山精神；第三世界是天水圍，在地理和心理上雙重邊緣化，被視為新移民聚居的“孤島”，貧弱者的悲情地。
某種流行的看法認為，豐裕社會帶來的滿足感，必然降低社會運動的頻率；而公民表達的異?；钴S，只是轉型時代的獨特景象。這種論斷，并不能在2007年的香港得到驗證。
即便“七一”游行已經快要變成香港的新傳統，但很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市民總體上仍舊保持著極高的自制能力，基本上總是遵循典則的指引，溫良恭儉、循規蹈矩地表達訴求。但在經濟快速轉好的2007年，港人卻通過連續不斷的“抗爭事件”，給外界留下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印象。
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很悲壯，那些試圖為香港留下歷史記憶的年輕人，竟然要以絕食來應對已不可改變的結局；扎鐵工人謀求增加日薪的罷工很堅忍，歷時36日，是香港戰后最長的工人運動；天水圍居民的單車游行很感人，孩子們以稚嫩童音呼吁改變悲情的命運；高齡老人反對福利體制缺陷的出街很凄涼，他們拖著連串的空易拉罐，表達只能靠拾垃圾度日的晚年困窘；動物保護者帶著珍貴寵物和流浪貓狗們的集體亮相很惹眼，無論貧賤，他們反對虐待動物的立場一致。
講一個更微觀的故事。
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筑群從山腳綿延至山頂，僅靠腳力，單程爬坡要耗時近一小時，因此校巴是穿梭于山中的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新學年伊始，校方決定對未持有大學證件的人士收取每次三元的交通費用，結果引發了一場聲勢不弱的“巴，不得”運動。數個早上，面對穿梭的人流，一邊是“請投幣”的不間斷廣播，一邊是“請反對收費”的行動者勸說。行動者反對的理據充足，對于年運營費用高達50億的大學而言，征收的校巴費九牛一毛；但對大量低收入的大學非正式雇員（如保潔、餐飲、超市、賓館服務員等）來說，每月增加的負擔卻是雪上加霜。結果，這群多管閑事的異見分子贏得了廣泛的道義支持，迫使大學取消了收費規定。
香港社會猛然高漲的公民表達意味著香港的秩序失控了么？抑或是顛覆了我們對于美好新世界的想象么？當我們這樣提問時，可能暗含了兩個未經證明的前提，其一，現代化達到高水平時，各種社會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其二，以社會運動為載體的公民表達是公共秩序的敵人。前者是烏托邦理想強化的“未來就是好的”情結，后者則是強管制社會不斷灌輸下產生的“政治正確”。
與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追求相比，再富足的社會也不可能使人人安居樂業，再美妙的制度安排也無法讓事事稱心如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像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不僅階層之間存在貧富懸殊，連顯著的地區差異也未能幸免。某種極具象征又稍顯夸張的說法是，香港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中環，建筑群流光溢彩，精英階層高度密集，彰顯重商主義的核心價值；第二世界是旺角，市井氛圍濃烈，小資與中產和諧，體現吃苦耐勞又安分守己的獅子山精神；第三世界是天水圍，在地理和心理上雙重邊緣化，被視為新移民聚居的“孤島”，貧弱者的悲情地。
在階層落差和空間區隔造成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緊張背后，還有更加普遍的多元價值沖撞。一個地區，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去應對不同的核心難題；一個社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也必定產生不同的價值偏好。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香港市民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能接受“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安排，社會運動的頻度較低，要歸功于自由市場的創富機會，法治保障的權利尊嚴，輿論平臺的意見暢通。但在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風暴打擊后，經濟發展遭遇挫折，民眾開始對管制當局的無能為力感到失望，一方面民眾滋長了遴選當家人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卻發現，這種愿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難以實現。于是，一起特定事件的誘發，就能演化成大規模的政治民主訴求。近幾年，隨著經濟狀況的持續好轉，民眾對普選等宏大民主的關注又有所下降，而文化傳承、環境保育、福利再分配等更直接的民生議題則凸顯出來，新的社會運動波瀾微興。
仔細觀察香港的社會運動，在抗爭的表象下，依舊有強烈的秩序觀念在支撐。行動者不是為純粹反對而來，更不是為破罐破摔的破壞而來。他們訴求清晰，就事論事，愿望合理，時常還有建設性的良善主張。例如，扎鐵工人表示，他們可以體諒經濟滑坡時的“共渡時艱”，但希望景氣時代的薪酬能重返數年前的水準；動物保護者沒有展開對虐待動物者的語言和網絡暴力，只是期待相關法律條文的修訂能提上日程；皇后碼頭的保衛人士，更大的心愿是“還港于民”，讓“人民規劃中環”；中文大學的“巴，不得”運動，分歧雙方各自表述立場，不蠻橫，不沖撞，不糾纏。
在香港，這些把握分寸的溫和社會運動，正在充當“小眾群體”的聲音放大器，或者是“得其所應得”的正當訴求，或者是凝聚社會認同的責任感召，讓當權者傾聽，讓更多人感受。在行動者看來，凌空蹈虛的道德激情可能是危險的，它有力量批判卻無準備重建；害怕表達的“公民唯私”也可能是危險的，它容易讓社會陷入冷冰冰的原子化碎片狀態，瓦解公共生活的基石。
更準確的看法或許是，在回避問題的過度管制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看上去很低，但每一次都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一種尊重和包容多元價值的體制安排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增加，也不會危及基本秩序。相反，作為社會情緒的減壓閥，行動喚起的積極回應，有時能產生直接的溫暖，有時可以撫慰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傷痛。
（作者供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者服務中心）
（責任編輯 陳敏）
即便“七一”游行已經快要變成香港的新傳統，但很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市民總體上仍舊保持著極高的自制能力，基本上總是遵循典則的指引，溫良恭儉、循規蹈矩地表達訴求。但在經濟快速轉好的2007年，港人卻通過連續不斷的“抗爭事件”，給外界留下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印象。
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很悲壯，那些試圖為香港留下歷史記憶的年輕人，竟然要以絕食來應對已不可改變的結局；扎鐵工人謀求增加日薪的罷工很堅忍，歷時36日，是香港戰后最長的工人運動；天水圍居民的單車游行很感人，孩子們以稚嫩童音呼吁改變悲情的命運；高齡老人反對福利體制缺陷的出街很凄涼，他們拖著連串的空易拉罐，表達只能靠拾垃圾度日的晚年困窘；動物保護者帶著珍貴寵物和流浪貓狗們的集體亮相很惹眼，無論貧賤，他們反對虐待動物的立場一致。
講一個更微觀的故事。
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筑群從山腳綿延至山頂，僅靠腳力，單程爬坡要耗時近一小時，因此校巴是穿梭于山中的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新學年伊始，校方決定對未持有大學證件的人士收取每次三元的交通費用，結果引發了一場聲勢不弱的“巴，不得”運動。數個早上，面對穿梭的人流，一邊是“請投幣”的不間斷廣播，一邊是“請反對收費”的行動者勸說。行動者反對的理據充足，對于年運營費用高達50億的大學而言，征收的校巴費九牛一毛；但對大量低收入的大學非正式雇員（如保潔、餐飲、超市、賓館服務員等）來說，每月增加的負擔卻是雪上加霜。結果，這群多管閑事的異見分子贏得了廣泛的道義支持，迫使大學取消了收費規定。
香港社會猛然高漲的公民表達意味著香港的秩序失控了么？抑或是顛覆了我們對于美好新世界的想象么？當我們這樣提問時，可能暗含了兩個未經證明的前提，其一，現代化達到高水平時，各種社會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其二，以社會運動為載體的公民表達是公共秩序的敵人。前者是烏托邦理想強化的“未來就是好的”情結，后者則是強管制社會不斷灌輸下產生的“政治正確”。
與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追求相比，再富足的社會也不可能使人人安居樂業，再美妙的制度安排也無法讓事事稱心如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像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不僅階層之間存在貧富懸殊，連顯著的地區差異也未能幸免。某種極具象征又稍顯夸張的說法是，香港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中環，建筑群流光溢彩，精英階層高度密集，彰顯重商主義的核心價值；第二世界是旺角，市井氛圍濃烈，小資與中產和諧，體現吃苦耐勞又安分守己的獅子山精神；第三世界是天水圍，在地理和心理上雙重邊緣化，被視為新移民聚居的“孤島”，貧弱者的悲情地。
在階層落差和空間區隔造成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緊張背后，還有更加普遍的多元價值沖撞。一個地區，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去應對不同的核心難題；一個社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也必定產生不同的價值偏好。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香港市民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能接受“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安排，社會運動的頻度較低，要歸功于自由市場的創富機會，法治保障的權利尊嚴，輿論平臺的意見暢通。但在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風暴打擊后，經濟發展遭遇挫折，民眾開始對管制當局的無能為力感到失望，一方面民眾滋長了遴選當家人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卻發現，這種愿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難以實現。于是，一起特定事件的誘發，就能演化成大規模的政治民主訴求。近幾年，隨著經濟狀況的持續好轉，民眾對普選等宏大民主的關注又有所下降，而文化傳承、環境保育、福利再分配等更直接的民生議題則凸顯出來，新的社會運動波瀾微興。
仔細觀察香港的社會運動，在抗爭的表象下，依舊有強烈的秩序觀念在支撐。行動者不是為純粹反對而來，更不是為破罐破摔的破壞而來。他們訴求清晰，就事論事，愿望合理，時常還有建設性的良善主張。例如，扎鐵工人表示，他們可以體諒經濟滑坡時的“共渡時艱”，但希望景氣時代的薪酬能重返數年前的水準；動物保護者沒有展開對虐待動物者的語言和網絡暴力，只是期待相關法律條文的修訂能提上日程；皇后碼頭的保衛人士，更大的心愿是“還港于民”，讓“人民規劃中環”；中文大學的“巴，不得”運動，分歧雙方各自表述立場，不蠻橫，不沖撞，不糾纏。
在香港，這些把握分寸的溫和社會運動，正在充當“小眾群體”的聲音放大器，或者是“得其所應得”的正當訴求，或者是凝聚社會認同的責任感召，讓當權者傾聽，讓更多人感受。在行動者看來，凌空蹈虛的道德激情可能是危險的，它有力量批判卻無準備重建；害怕表達的“公民唯私”也可能是危險的，它容易讓社會陷入冷冰冰的原子化碎片狀態，瓦解公共生活的基石。
更準確的看法或許是，在回避問題的過度管制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看上去很低，但每一次都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一種尊重和包容多元價值的體制安排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增加，也不會危及基本秩序。相反，作為社會情緒的減壓閥，行動喚起的積極回應，有時能產生直接的溫暖，有時可以撫慰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傷痛。
（作者供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者服務中心）
（責任編輯 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