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五四”的另類反思

1929年，正值五四運動十周年，胡適接連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政府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揭露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邏輯矛盾，與國民黨當局爭論新文化運動是否應該否定，堪稱別開生面的紀念

“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國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運動十周年，胡適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三個方面，批評“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關于思想自由，胡適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國民黨協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教科書，里面對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黨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于不準發行了?。ň幷咦ⅲ?929年，國民政府查禁了顧頡剛、王鐘麒編輯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原因是該書對中國上古史持懷疑態度，“不承認三皇五帝為事實”，會“動搖國本”。）

至于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然而蔣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說，葉楚傖先生在南京演說，都說：上海的各大報怎么沒有論說呢？

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夜，已成新思潮源頭的《新青年》編者群體內部，胡適屬于“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主張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陳獨秀、李大釗變成中共創始人，社員們各走各路，而胡適的選擇仍然是他的自由主義。上引那段話便是明證。

1930年的胡適　南方周末資料圖片

批評國民黨的訓政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需要說明，胡適于民國十八年寫《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是對國民黨政權否定五四運動的公開抗議。自從民國十六年（1927）國民黨寧漢合流，“分共”“清黨”，次年十月便由國民黨中常委通過、由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的《訓政綱領》，不但規定訓政時期全國人民必須服從擁護國民黨，還聲稱國民程度太低，在被訓練如何“使用政權”之前，國民黨中央在“必要”時可以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同月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到這年底張學良等宣布東北易幟。于是民國十八年一月，蔣介石便在江西發動“剿共”內戰；同時也不斷“削藩”，與異己軍閥力量大戰。

那時胡適擔任中國公學校長，并在上海創辦了《新月》雜志。盡管他的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已擁戴國民黨，他的舊友蔡元培、王寵惠、吳敬恒、蔣夢麟等均晉身黨國高層，但他還是在《新月》上批評國民黨的訓政。

民國十八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權”；“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