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朋友】六十年經濟軌跡中的外援力量

■編者按：六十年的中國一路走來并不孤獨，從不缺少朋友。這里記錄的是一段近乎被忘卻的經濟援助的歷史，一群投身中國、感受中國的尋常洋百姓，以及一個自始至終與中國不離不棄的國際組織——聯合國。無論是國家、個人還是組織，無論持有什么樣的初衷和目的，無論還存留著什么樣的歧見或摩擦，他們作為中國朋友的足跡已經成為新中國六十年歷史里不該被忘懷的部分。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育，中國與外國的經濟合作，不再是政治與經濟糾纏不清的“朋友”關系了，而是越來越遵守國際貿易準則的平等伙伴。

1950年2月14日，這是西方盛行四百余年的“情人節”。有趣的是，就在這一天，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也是新中國簽署的第一個對外友好條約——新中國開始了在國際上“交朋友”的歷程，似乎有了一個浪漫的開始。不知道當天晚上主持晚宴的中國駐蘇聯首任大使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麗，是否在私底下交換了禮物。

這次出訪，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領導人出國訪問。毛澤東、周恩來均在其列。幾個月前，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親筆簽署了第一份外交文書，“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在回來的路上，毛澤東就開始考察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毛當年的衛士李家驥回憶，每下車訪問一個城市，必去參觀工廠?；貒?，毛澤東在東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了他的訪蘇觀感：

“蘇聯同志告訴我們，我們會很快地發展起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就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

實際上，帶有某種結盟意味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給中國的最大幫助，正是此后持續10年的蘇聯對華援助，奠定了新中國幾乎所有的工業基礎。也掀開了60年中外經濟合作的序幕。

除了外交官以外，隨著這些中外合作項目來到中國的外國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中國人民能接觸到的惟一的“外國朋友”。

1950年代同志加兄弟

“我愛中國像愛我自己的祖國，并準備為她獻出我所有的一切”

據蘇聯檔案記載，1950－1956年7年間僅到中國一個國家的蘇聯專家，就有5092人。1956年以后，蘇聯撤回了在東歐各國的大部分專家和顧問，但在中國的專家則繼續保留下來，且還有大量新增者。

此間中蘇簽訂的援建項目共計達到156項，1955年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頒布，通稱“156項工程”。

上世紀50年代到中蘇分裂以前，蘇聯一直是中國的榜樣，以至在中國的大地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彼時對蘇聯的認識，除了政府的大量宣傳外，即是通過蘇聯文學和電影在中國的傳播。而他們能夠直接接觸到的蘇聯人，只有這些派遣到全國各地的蘇聯顧問和專家了。

蘇聯專家對中國工業基礎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本溪煤鐵公司的產品合格率，在蘇聯專家到來后的三個月時間里，就從16％提高到88.5％，阜新發電廠安裝第一臺發電機組的過程中，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推廣了16種先進施工方法，使基礎工期縮短4／5，提前一個月竣工。水利、鐵路、造紙、基建、石油，無處不活躍著蘇聯顧問專家的身影，“科瓦廖夫工作法”、“斯圖加廖夫采煤法”、“涅衲闊洛夫方格調查法”，翻開1950年代的中國工程技術史料，簡直就是在閱讀一本翻譯本的俄國小說。

而對這些蘇聯專家的接待，中國也是極盡所能，所謂“同志加兄弟”。公安部總顧問伊萬諾夫的工資，甚至比部長羅瑞卿的工資還高。蘇聯專家克洛科奇回憶，1950年代他到中國以后，每月不僅以前在蘇聯的5000盧布工資照發，還能從中國領到530元的工資，除去日常開銷，“每月大約還剩余300元”。實際上，除了工資以外，中國還承擔了派人給蘇聯專家清掃房間和臥具等各種生活幫助。甚至蘇聯專家在中國休假和避暑，其車船交通費也由中國政府承擔。

等到1960年蘇聯撤回駐中國專家之時，蘇聯專家們已經與他們的中國同事們結下了不解之緣。當他們聽說撤走的理由是“蘇聯專家在中國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不能滿意”的時候，很多人都無言以對——在他們看來，很少有能比在中國工作更滿意的生活了。

但歷史是不以這些小人物的意志為轉移的，一批一批的專家在1年的時間內被迅速撤走，導彈專家薩韋利耶夫上校講述了火車站歡送的場面：局里所有的軍官都來給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鮮花，還有管樂隊演奏。當火車啟動的時候，我的翻譯哭了，我也非常傷心。

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專家臨走時說：“我愛中國像愛我自己的祖國，并準備為她獻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過幾年再來中國，哪怕一個月也好。”

當然，他一直沒能再回來。

1960－70年代，從“43方案”到“洋躍進”

“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

中蘇關系的破裂，不僅導致了中國在外貿等獲取外匯的重要途徑上受挫，也致使中國最重要的技術來源突然中斷。而此間國內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安，也一度影響了對外技術引進和經濟合作。

但依然孱弱的中國工業，仍舊缺乏自造的能力，進一步的發展還是得依賴國外技術引進。

失去了蘇聯支持的這段時期，幾乎只要是愿意提供技術，與中國合作的國家，都成為了中國的目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西方發達國家也可以。新中國第一次嘗試從昔日的敵人那里獲取幫助。

1964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突然說：“我考慮到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到中國來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同年，在會見法國議會代表團時，他再度表示，“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

口頭上的通融，還是要到近十年以后，國內政治形勢相對穩定，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關系破冰以后，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1972年初，中國擬從日本、法國進口若干設備。最初計劃用匯2.7億美元，最后擴展到進口多項成套設備，總計用匯達到43億美元，是為“43方案”，而當時，中國一年的外貿總額不過44億美元。

這亦是新中國第一次直接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奠定了中國石化工業的基礎。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這些如今中石油中石化的老牌骨干企業，無不是當年“43方案”的結果。

1975年，《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出臺，即掀起了被稱為“洋躍進”運動的中國工業體系又一次大規模投資熱潮。為了實現其中的宏大目標，國務院制定了八年引進計劃，所需外匯已攀升至65億美元。

遺憾的是，這些浸染著決心的引進方案，因各種原因被迫暫停。直到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國才正式啟動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對外經濟合作。其中的標桿項目，就是中日合作的“寶山鋼鐵公司”。

1978年，乘坐新干線由東京前往京都訪問的鄧小平在參觀新日鐵的新工廠時，立刻對陪同參觀的新日鐵會長稻山嘉寬和社長齋藤英四郎說：“你們就照這個工廠的樣子幫我們建設一個。”

因為寶鋼項目，齋藤英四郎當選當時的日中經濟協會會長，而其間中日友鄰關系之和諧，以至于1989年鄧小平正式告別政治生涯，竟是在與齋藤英四郎率領的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的會見上。鄧小平表示，“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將是我會見的最后一個正式的代表團，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最后道別時，“齋藤先生雙手緊握鄧小平的手，深情地說，為了中國的繁榮、亞洲的繁榮，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希望您健康長壽！”

日本對華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發展援助）在第二年，順應著中日關系的蜜月期開始了，那些低息且還款期長的日元貸款解了當時中國發展多少燃眉之急，至2002年3月底，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的累計折合人民幣1433億元，占外國政府對華貸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竹內克之和對華ODA一起來到了陌生的中國，他成為了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前身）北京代表處的第一任首席代表，并一呆近6年。令其至今難忘的是當時中方積極用心舉辦的學習班。這些學習班的內容涉及國際競爭招標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種課題，還有定期的業務例會、現場實踐等。

他能感受到那時所接觸的中國人撲面而來的善意，“朋友，朋友”，這也是他認為的很多年里中日關系相對最溫情的朋友時期。

不管是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善意感謝，還是中日貿易的客觀需求，作為中日經濟關系改善的一個象征，對華ODA已經成為中日關系改善的一個象征，亦為中國早期經濟騰飛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后，幾乎每屆日本首相訪華時都帶來日元貸款項目。

這時候，改革開放的大幕，已經緩緩拉開了。

改革開放：“帝國主義”回來了

他們并不被認為是來幫助中國人的，而是來賺中國的錢的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次讓西方跨國企業回到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場。上次他們在中國逗留還是在遙遠的解放前。

中國在接觸這些被稱為“帝國主義資本家”時，則是從一開始的小心謹慎，隨時警惕外國人對我國民族工業的危害，甚至不允許外商獨資企業產品在中國境內銷售，到“以市場換技術”，進而全面地“開放”，乃至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

幫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朋友”們，也從政府層面越來越往民間轉移。那些援手背后承擔的特殊年代的政治功能也好，外交策略也罷，漸漸過渡到相對純粹的市場共贏平等的動機。

最初最好的故事是上海大眾的建設。很多年以后，德國人在中國取得的成功，都成為MBA課堂里的典范案例。

在上海大眾以前，中國的汽車工業，基本上停留在歐美二戰時期的水平，完全仿制蘇聯1950年代的型號。而桑塔納這個型號，則是德國大眾1980年才投產的最新車型。

上海大眾項目對中國汽車工業的影響，再怎么高估也不過分。他們引入的現代管理體制和質量控制體系，在1980年代簡直是一場“革命”，參與項目建設的德方經理馬丁·波特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想在全世界生產有同等質量的產品，那我們就需要有相同素質的員工”，他們在安亭設立的員工培訓基地，第一期投資就達750萬馬克，那可是1985年的事情。

上海大眾的德國專家們此時再也沒有得到1950年代的蘇聯專家的極高待遇了。他們需要學習中國文化，學會怎樣和中國打交道。因為在當時，德國大眾并不被認為是來幫助中國人的，而是來賺中國的錢的——這也是一開始，中方堅持德方的股份不得超過50％的原因。

朋友的友誼之外，更實質的是市場經濟甫啟階段，彼此對于利益的計較，德方總經理HeinzBendlin在接受雜志訪問時回憶說，“要學會和中國人談判，中國人的概念是‘一步一步來’，如果他們說沒有問題了，實際是還有很多問題。要學會耐心，也要學會除了談判桌以外，旅游、宴會，都是可以達成談判的地方。”

這已經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到了1990年代，涌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大大消減了這種敵意。但要到徹底接納外商獨資企業在華銷售產品，則要更晚的時候。

徹底經歷這一轉變過程的，是1995年才正式將在華代表處升級為中國公司的微軟。因為中美貿易摩擦，受到最大版權問題侵擾的微軟，與中國政府，尤其是當時信息產業部的關系并不好。而微軟中國的設立，在初期最大的任務，就是政府公關。

他們在中國的第一個CEO，是號稱擁有“大使級公關外交能力”的臺灣人杜家濱——此后，所有的微軟中國區總裁都是華人或者華裔，充分體現了微軟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尊重。

為了贏得當時中國政府對其在華注冊獨資公司的認可，杜家濱臨時獲悉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官員到美國開會，立刻飛到美國，邀請這些官員到微軟公司參觀訪問，讓他們了解微軟，“回來以后，這些官員幫了很多忙，因為他們真正了解了微軟。”

獨資公司設立之后，微軟中國與中國政府緊密合作，在幫助中國信息化方面出力頗多。直到2001年比爾·蓋茨訪華時，微軟對有中國特色的“盜版事業”都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寬容：就算是偷，我也希望他們是偷的我們的產品。“帝國主義”回來了，這一次，他們不僅與中國企業在市場上直接競爭，也為中國帶來稅收、技術、就業、現代企業管理等一系列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增長動力。要證明他們的重要性很簡單，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中國遍地皆是的“工業園”，無不以引入外資，尤其是世界500強作為自己最大的夢想。而廣東、蘇南，乃至上海的經濟增長神話，都少不了外國朋友們的幫助。

直到中國加入世貿，依靠FDI（外商直接投資）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日益成為世界工廠之后，中國的經濟建設，對“外國朋友”的需求才不是那么“求賢若渴”。但即便如此，在強調“自主創新”的今天，中國的諸多標桿工程，神舟飛船、和諧號、3G、殲十戰斗機，乃至漢芯、龍芯，亦大多得到了包括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國家的技術支持。只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育，中國與外國的經濟合作，不再是政治與經濟糾纏不清的“朋友”關系了，而是越來越遵守國際貿易準則的平等伙伴。

（部分資料參考自沈志華所著的 《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謹致謝意）